日期： 2004年5月27日
原文： 星島日報
雖然廿三條法案被撤回，但七月九日晚民主派仍發動數萬人包圍立法會，並將「鬥爭」轉向爭取○七年普選，意圖挾群眾以衝破政制缺口，奪取執政權。一位北京權威人士說：「包圍立法會已經接近『造反』，這股力量背後與外國勢力分不開。
破間諜網北京震驚
胡錦濤於七月十九日會見上京匯報的董建華時，就首次提出對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政治的關注。中央之所以憂心忡忡，是因為就在這段時間，有新證據證明了英美在港的「陰謀」，其中最令中央震驚的，是英國情報機關「軍情六處」(MI6)收買了中聯辦秘書長蔡小洪，透過他竊取了大量國家機密情報。
英收買中聯辦官員
國家安全部經進一步調查，發現英國軍情六處早於九三年時，就派出一位警隊政治部的華籍警官，結識當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辦公廳副主任的蔡小洪，並將他收買，長期利用他竊取大量內地情報，包括中英談判期間中方的許多「底牌」。
英國在港的間諜網揭破後，中央極度震驚，更加相信英美勢力利用香港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消息人士說，中央有官員曾提議恢復香港警隊的政治部，作為港境內反間諜工作的部門，但胡錦濤不贊同，理由是會引起敏感反應，可再等一下。
不過中央並非漠視這威脅。據知中央正加速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會是最高的安全機構，統籌對內對外的情報系統，其中港澳的反間諜工作，是國家安全的重點職務之一。
一位北京權威人士說：「美國的戰略部署是由北到南『包圍』中國，其中台灣和香港是重要的兩環。在這方面，部分民主派有其利用價值，可以成為美國的一隻棋子。」
為了對付外國在香港情報和滲透活動，傳統上負責情報工作的國安部、公安部和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增派了人員來港。
在八、九月期間，中央布好陣勢後，隨即在兩方面積極出擊。首先是由領導人頻頻會見香港的政商界人士，其中曾慶紅就分別接見各親中政黨和左派組織，目的是穩定支持政府的力量，講明中央對香港危機的看法。
其實，中央在這段時間已形成一套對港的具體策略方針，就是佔取主導及作適當干預，而這在十月十五日中央一次重要會議上提了出來，成為黨的決策。
胡錦濤作絕密報告
權威消息人士向《東周刊》透露，胡錦濤在那天召開的中共十六大第三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作了一篇報告，在有關中國統一的一節內，提到了香港的七‧一大遊行，指出問題所在，認為「要處理好不干預與有所作為的關係」。
這份報告屬高度機密，一直沒有向外界泄露，直至十月十九日全國政協常委會在北京會議時，一些本港政協常委才看到報告內容，嚇了一跳。
一位本港常委對《東周刊》講述當時情況：「我們進入會場時，收到一份機密文件，每個人拿了文件後，工作人員就在名單上圈一圈，說看完後要收回，不能帶走；又說只可以看，不可以做筆記，氣氛緊張。
「我揭到『中國統一』的一節，看到有關香港問題的段落，立時覺得『好大鑊』。會後我問一位北京官員，回港後是否須將報告內容傳達，他說『不可傳達』，可能因為裏面的講法好激。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給我們看的報告內容，已經在文字上做過修改，溫和了一些，原本在中共黨內傳達的文件，字眼上可能更加重。」
令人感意外的是，董建華也不知道有這份報告，直至有港區政協常委告訴他，他才知道報告的部分內容。這情況顯示，董建華的角色已變得被動，重大的政治決策權已不在他手裏，主導角色轉到了中央。
秘密部署釋法之戰
對中央來說，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區議會選舉，是顯示七‧一後「反中派」與「親中派」陣營力量對比的重要指標，也是一場短兵相接的硬仗，所以北京對此極為重視。
區選前兩星期，港澳辦主任廖暉親自南下深圳，約見香港政經人士和政協人士代表，掌握兩大陣營的形勢。同時港澳辦等部門亦派出二百多人來港了解戰況，他們甚至以助選人員的身分落區，進行第一身觀察。
最後選戰出現了中央極不願意看到的結果---民主派大勝，民建聯損兵折將，一些主將遭到慘敗。
中央高層隨即召開一次重要會議，對區選的結果作出評估。結論是：反中央的政黨挾七‧一之勢號召到大量群眾支持，進一步證明香港會失控，甚至會「變天」
決定主導港政改
一位了解中央決策的人士說：「區選之前，中央定了計畫A與計畫B，區選有結果後，決定採取當中更強硬的一項計畫。過往中央給香港的自治比《基本法》賦予的多，現在，這些多了的自治要失去了。」
胡錦濤於十二月三日接見提早赴京述職的董建華時，表明了中央的態度：中央要主導香港的政改，政制發展的最終話事權在中央。北京終於要出招了。一場環繞○七、○八年雙普選的鬥爭亦告開始。
董在京期間，曾慶紅與他有一次秘密的會面。當天晚上，曾原來約了董與澳門特首何厚鏵一起吃飯，但曾突然通知董，在吃飯前先單獨會面，不但沒有隨行官員在場(包括經常陪董會見中央官員的特首辦主任林煥光和特別助理陳建平)，連董太都沒被邀。
兩人談甚麼，沒人知道，董於會面後也沒有把談話內容告訴最親信的近身官員。但從其後的事態發展看來，相信曾慶紅當時把中央主導香港政改的決定告知董，往後董在政改問題上將處於「靠邊站」的地位。
到十二月中，中央官員「秘密」接觸了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請這位民望高的司長擔任港府政改小組的組長，而他其後曾往深圳與某北京要員會面，商討政改的問題。據知他當時對出任此職感到苦惱，深知這是「燙手山芋」，但他最後都答應了接受。
內部徵「兵」打硬仗
與此同時，中央決定在○七、○八年普選的問題上與民主派打一場硬仗。知情人士說：「民主派『挾持』群眾，轉而打響爭取普選的口號，藉此於九月搶奪過半數議席，所以中央必須煞停他們的政改戰車，不讓他們藉爭取普選奪權。」
「煞停普選」的方向確定後，中央認為打這場仗的最適當「武器」是法律，即是按照《基本法》的程序和條文釋法，依法定死○七、○八的政改方向。本來中央想過一個更硬的方案，就是釋法確定○七、○八的政制維持現狀，不作任何改變，但考慮過香港的反應後，選擇另一較寬鬆、溫和的方案，就是○七、○八年雖然沒有普選，但政制可以改變，具體如何做，由港人自行討論。
中央打這場「釋法戰」也用了更高的公關技巧，兩度派三名京官來港開諮詢大會，廣邀各界人士出席，其中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展示講理姿態，加上能言善辯，形象頗佳，對「推銷」釋法極有作用。在閃電式的進攻下，民主派亦有點手足無措，有人形容「這次是與一個聰明的巨人打仗」。
由七‧一到四‧二六，香港經歷是風雲激盪的三百零一日，但風暴還遠遠未完，九月立法會選舉勢將引發新的震盪。一位權威人士說：「這是由中英談判延續至今的一場鬥爭，看來還會繼續下去。」
二之二(完)
「美國的戰略部署是由北到南『包圍』中國，其中台灣和香港是重要的兩環。在這方面，部分民主派有其利用價值，可以成為美國的一隻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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