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騰訊大家
上世紀的80年代，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氣功熱”，席捲全國，最終這股“氣功熱”發展成為一場泥沙俱下的鬧劇，以幾家氣功組織的組織者紛紛出國而告終。
回頭看，這股熱潮的直接起因是人們為了滿足醫療保健的需求，而這一趨勢更早來自於解放後一段時期對中醫、氣功治療疾病的政策支持。
1955年11月，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的李德全，在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開院典禮上頒發了對《中醫中藥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氣功療法》等三項獎勵，從政府的角度公開鼓勵氣功治療。許多中央領導也為氣功的推廣做出各項指示或題詞，如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就曾親自關注氣功治療法。
1959年，全國已有200多家醫療單位開展氣功療法，氣功在這一段時期內，成為全民性的醫療與養身措施。在這段時期，上海的氣功也發展的較快，如1957年7月。上海氣功療養所成立，當時共有20個床位，工作人員30人，其中醫務人員20人，之後增設了武康路氣功門診。該所還曾獲得衛生部的表揚與獎勵，甚至在1960年，上海氣功療養所還舉辦了“全國氣功師進修班”。
根據該所編寫的《氣功療法講義》，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具體案例：如一名36歲的男性編輯樂某，因胃疼而用西醫治療未見效果，而轉入氣功療養所進行治療，經過練習該所的“放鬆功”，該名患者逐漸產生氣感，並有比較明確的好轉，兩個月之後，該患者的十二指胃潰瘍痊癒。 [1]
這一股氣功醫療熱潮因文革而中斷。文革結束後，“氣功熱”重新開始回潮。 1979年，中央領導人接見氣功匯報團並觀看氣功表演，1980年11月7日，北戴河氣功療養院落實政策恢復名稱，恢復全國醫療氣功師資班並招生，次年，中國中醫氣功科學研究會成立。 1986年，曾被撤銷的上海氣功療養研究所恢復為上海氣功科學研究所，但不再設立醫療床位。
隨著氣功體制化進程的深入，各種氣功雜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氣功》《氣功與科學》《中華氣功》《中國氣功》《東方氣功》《氣功與體育》。據上海某高校的教師回憶口述，當時氣功雜誌氾濫成災，許多都是免費發送。而據統計，全國功法前後約有七百餘種，氣功師數以萬計，練習氣功的人群高達6000萬人。氣功熱甚至一度波及到邊緣的縣鄉一級，足見其影響既深且遠。
如果說文革之前的“氣功熱”，其目的主要是彌補當時醫療資源的短缺，那麼文革後的“氣功熱”則摻雜了“信仰”的某種潛在需求。因為在整個80年代的“氣功熱”當中，氣功一方面開始與各種“特異功能”的實驗結合，演變成一種帶有科學實驗性質的人體科學；另一方面，氣功熱也帶來一種令人驚訝的社會現象，即某種近乎民間宗教的“迷狂”性格。
在當時的“氣功熱”中，爭議最為激烈的就是“氣功”所引發的“特異功能”是否為“科學”，這一論戰吸引了氣功師、科學家、媒體人的介入，成為上世紀80年代最為熱烈的事件之一。從“氣功熱”到“生命科學”，進一步隨著媒體關於特異功能的報導，使得“氣功”的討論演變為一場“科學”與“偽科學”的爭論。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報》報導了一則“大足兒童用耳朵識字”的新聞，隨即引發全國的熱議，許多媒體陸續跟進，將這一新聞看作是“生命科學”的新發現，隨即在全國各地，陸續發現能有相似特異功能的案例，使得這股熱潮不斷升溫。 1980年2月4日，上海科學會堂舉行了首次“特異功能討論會”，公開舉行了大量特異功能實驗，這也是上海“氣功熱”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事件。
對於公眾而言，“氣功熱”背後蘊含的訊息其實各不相同，由於“氣功”兼具養生、醫療、乃至“准信仰”的特色，因此這股氣功熱潮的接受者們各自擁有不同的動機與目的。在這中間，大量的氣功愛好者非常看重的是“養生”與“醫療”——改革開放之後經濟逐漸恢復正常，公眾開始對健康以及壽命越加重視，這種“世俗性”的幸福認知，使得養生成為非常流行的時尚。
如在1991年的《氣功雜誌》上，就曾刊登過上海著名電影演員秦怡練習氣功的體會：“人不可能有青春永駐。相貌隨年齡變化，這是任何化妝品也厭世不了的。但人應該保持青春的活力。保持豁達的情緒，這就是延緩老化的重要因素”，“如何達到這種平和心境呢？那就是練氣功。我力爭在這種精神愉悅中變的年輕。”[2 ]
翻閱上世紀90年代的各種氣功雜誌，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養生”與“醫療”，而且當時在雜誌上刊登的各種氣功療效的讀者來信中，範圍遍布全國各地，從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到村一級的基層社會，都有大量氣功的練習者。
在1991年的《氣功雜誌》上，刊登了上海吳涇熱電廠的王克智的一篇讀者來信，描述了他通過聯繫“空勁氣功”治療好“鵝掌瘋”這一皮膚病。 [3]又如上海化學工業專科學校的錢華，也利用“內丹功”，治愈自己多年的哮喘。 [4]
類似種種，在當時的各種氣功雜誌上隨處可見，這恐怕代表了當時上海練習氣功者的一種普遍的動機——養生治病。因此當時的各種氣功培訓班也是層出不窮，且以1991年上海市黃浦區氣功協會的一則招生啟事為例，該啟事培訓的是“黃龍爪氣功”，面對全國，實行收費招生，一期15天，學費高達80元。如按當時的工資水平來看，收費已是相當可觀，而類似此等的氣功培訓班，在當時上海，乃至全國都相當常見。以1990年第3期《氣功雜誌》為例，就刊登有“中華氣功進修學院”、“內勁一指禪函授班”及“空勁氣功函授”的招生廣告。
類似此種培訓班，在上海等地甚至深入校園，據上海某師範院校職工回憶，1997年左右，在該師範院校的禮堂裡，經常舉辦各式氣功培訓班，培訓人員“頭頂信息鍋”，接受氣功師的指令，個個“如醉如痴”，且參加者多為中老年婦女。 [5]
當時的氣功練習，大部分以“生命科學”的形式來進行推廣，這顯然因為“科學”是比較能夠為社會所普遍接受的符號系統。但從氣功熱的內部來看，當時的氣功修煉方法，其實廣泛融合了佛教、道教乃至武術的修行技巧，其修行的方法與目標都與正統佛教和道教均有相當大的差異。
整體來看，關於“氣功”和“特異功能”，當時的科學界與氣功界乃至宗教界對此都有自己的解釋，如氣功界人士將此現象視為某種“神秘化的意念能力” ，而科學家們則將此視為“生命科學”的未知領域。不管如何，這場爭論表面上是“科學”與“偽科學”的相互糾纏，從社會層面來看，是文革期間被壓抑的“宗教信仰”需求，被以一種“類科學主義信仰”的方式釋放出來，澎湃洶湧，不可遏制。
因此，重新審視當年的“氣功熱”，需要從“養生”與“信仰”兩個層面去觀察。
首先是中國人的“養生”傳統。回溯到解放後的第一波氣功熱，當時主要目的基本集中在保健養生與醫療治病的層面。唯物主義教育基本上將人的生命視為某種自然主義式的過程，即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人對此無能為力。如毛主席當時曾對護士長吳旭群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可以上台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開這個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新陳代謝啊！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是事物發展規律。”[6]
這段話雖只能代表毛澤東對“生死”的看法，卻也能間接表明當時在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下，“生死”的觀念逐漸單一化，尤其是在解放後受到教育的一代，對於“生死”的看法大部分傾向於自然主義式的觀念。
不過這種自然主義式的生死觀並非只是來源於唯物主義，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也潛藏著這樣的觀念潛流，如在漢代就曾存在兩種生死觀的對立，一為自然主義式的觀念，即死亡不可避免，人也無法改變；一為死後生命仍然延續的觀念。 [7]
認為死後生命仍然延續，在漢代主要是以道家的看法為主，至佛教進入中土，直至三教合流之後，佛教的輪迴說與道教的生命不息之說遂在民間信仰層面雜糅在一起。而近代的“科學主義”乃至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教育在1949年之後逐漸被廣泛接受，持不同生命觀的其他宗教受到限制，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最為直接的改變就是“生命觀”，即重新回到“自然主義式”的生命觀。
那麼，為何進入上世紀80年代之後，人們如此關注“養生”，甚至將“幸福感”主要建立在“身體健康”的基礎之上？這種對肉體生命的強烈關注顯然有歷史社會背景的原因。文革結束後，政治意識形態上的鬆動，使得“政治信仰”主宰社會生活的局面有所改變，改革開放後，大家逐漸在政治生活之外開始發現社會、私人的空間與生活方式。在這個時候，個人生命信仰的“真空”因為政治激情的退潮而突然展現出來，大家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健康”、“醫療”等與生命緊密相關的領域。
革命運動的理想主義瀰漫整個社會時，人們的“幸福感”並不聚焦在“衣食住行”上，或者說這種世俗的物質慾望在改革開放前被長期抑制。儘管我們在眾多的回憶中了解到，那會仍然存在著比較強烈的物質慾望，如陳丹青回憶上世紀70年代末時的上海：“一年一度，家家戶戶會在春節領導特許的食品票證，人群盯著菜場案板冰凍的整豬、雞鴨、黃魚、烏賊……開秤了，隊伍糾結形同暴動：雞鴨總有大小，每戶一份，沒選擇，凶悍的男女奮勇搶奪，聲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8]
這種對於食物的渴望在當時其實是普遍存在的現狀，但卻沒有進入公共輿論中，並沒有形成普遍的社會共鳴效應。 1985年鄧小平公開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府為了發展經濟，間接地肯定了“物質利益”與“世俗價值”，這無疑給社會釋放出追求“物質幸福”與“慾望滿足”的空間，從80年代開始發展商品經濟，到1992年南巡講話，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都在不斷地刺激這種對於“物質利益”的慾望與需求。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人們對於健康、壽命的關注變得異常的密切，“氣功”所具有的“養身”與“醫療”效果也在這種狂躁的氣氛中被不斷放大，甚至不再滿足充當一種醫療保健的輔助手段，而要成為一種與“自然科學”對抗的“類科學體系”。因此在氣功熱達到高峰時，也同時伴隨著一場“科學”與“偽科學”的激烈爭論。此時，氣功已不僅僅是一種醫療和養生的輔助手段，在“氣功”的旗幟下，已經匯聚了各種各樣“類宗教”的情緒。
而這種“宗教感”的渴求一旦釋放出來，而又因為佛教（或其他宗教）尚在恢復過程當中，無法吸納與轉化這種“宗教感”，使得許多“邪教”組織藉此開始發展。如在1995年，上海市就曾取締過一個“被立王”的邪教組織，這一組織以基督教及其他傳統民間信仰為教義核心，宣說“末日理論”，吸收了上海市10個區縣的300多名信眾。 [9]
而在這一期間，依附在“氣功熱”而成立的各種“氣功組織”數不勝數，這種大規模的群眾行為，顯然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氣功的養生層面，而是帶有某種民間宗教色彩了。
在“氣功熱”與“氣功組織”達到最高潮的時候，佛教顯然在其中很難發揮應有的澄清作用，儘管在當時上海的佛教雜誌上，曾刊登過多篇“氣功”、“特異功能”與“佛教信仰”關係的文章，如在1992年的《上海佛教》上，就曾刊登過勞紹儀的“學佛者談氣功”，除了釐清佛教修行方式與氣功的差異之外，這篇文章還重點批評了追求“特異功能”（佛教的神通）的傾向，並指出佛教修行者不能受到“特異功能”的吸引，而轉到氣功的修習中去。 [10]
而在1990年的《氣功雜誌》上，更刊登了一篇張天戈採訪巨贊法師的文章，當中提到佛教當中沒有“氣功”的修持方式，佛教的禪修與氣功存在很大的區別，這篇訪談中尤其提到，“搞宗教氣功顯然不當，而搞氣功宗教更是值得警惕，防止把氣功引入迷途。”[11]
1992年的《上海佛教》上，我們也發現這樣一封讀者來信，信中記述一名信眾受“氣功”誤導，並且還被人以修習“藏傳佛教”為名騙取財物的經歷。 [12]
如此種種，都可看出，在80、90年代的全國各地，乃至上海，“氣功熱”都逐漸開始偏離本意，逐漸發展為各種形式的“氣功宗教”，而且還夾雜了許多騙局。一種原本追求“養生”的養身術，卻由於信仰的偏執化，而演變成一種迷狂的“類宗教”。
從“養生”到“類宗教”，背後其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某種信仰危機，大家從一種政治化的情緒中抽離出來，轉而開始追求現世的幸福感，而這種幸福感最直接的來源就是“健康延壽”，這種對於肉身的強烈關注，背後反映了中國人強烈的“自然主義生命觀”，即相信此世的生命最為重要，死亡的問題則通過延長壽命的種種方法加以擱置起來。
但是“養生與延壽”被不斷強化與極端化，則發展成一種帶有強烈宗教性格的狂熱，認為“氣功”所引發的“特異功能”能夠讓人們發現另外一個“神秘世界”，從而將現世的一切都給神秘化。這些狂熱者或許不清楚的是，他們本是去追求此岸或彼岸的幸福，卻最終走向了幸福的反面。
附，參考資料：
[1] 上海市氣功療養所教研組：《氣功療法講義》，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1958年10月，第45—46頁。
[2] “秦怡的氣功造詣”，《氣功雜誌》，1991年第2期。
[3] “空勁氣功治療鵝掌瘋”，《氣功雜誌》，1991年第7期。
[4] “內丹功治療哮喘”，《氣功雜誌》，1990年第1期。
[5] 口述採訪上海某師範院校教師S。
[6] 李敏、葉利亞：《真實的毛澤東: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6月。
[7] 余英時：《東漢的生死觀》，侯旭東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第78頁。
[8] 陳丹青：“幸虧年輕”，北島、李陀主編：《七十年代》，三聯書店，2009年7月，第61—62頁。
[9] 尚鐘：“邪教組織'被立王'被依法取締”，《中國宗教》，1995年第2期。
[10] 勞紹儀：“學佛者談氣功”，《上海佛教》，1992年第1期。
[11] 張天戈：“巨贊大師談氣功”，《氣功雜誌》，1990年第4期。
[12] “我該怎麼辦”，《上海佛教》，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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