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13年8月6日
原文： 信報
最近粉嶺別墅成為公眾關注的一個課題，為別墅的命運帶來疑問。現在還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但我個人希望有關的討論可以放下，因為粉嶺別墅背後的意義是遠超於香港特區首長的其中一項福利那麼簡單，雖然有人認為這項福利已經不合時宜了。
據我所知，粉嶺別墅見證了中英雙方，就香港回歸磋商的積極合作過程，很多鮮為人知的歷史，例如在政治過渡期間、以後穩定香港貨幣和金融的基石，就是在那裏奠下的。
《信報》最近有一篇文章（〈陳佐洱粉嶺別墅的秘密會晤〉．余錦賢，刊7 月12 日）提到粉嶺別墅這方面的歷史背景，指別墅在回歸前是中英秘密會談的地方，並提及在談判中擔任重要角色的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先生所寫的書。陳先生在書中記述了他在回歸談判中的親身經歷，在第一章憶述了1991 年秋的一個周末早晨，他陪同港澳辦前主任魯平先生，到粉嶺別墅參加秘密會談，這是根據中英兩國政府首腦簽署的《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諒解備忘錄》的規定而進行的。
對於當日的談判及其對香港過渡期的重要性，陳先生的敍述甚有啟發性，但對我來說，更有趣的是他從深圳到粉嶺別墅短暫但複雜的歷程。他提到在文錦渡大橋登上英方的小轎車，到附近警崗的直升機坪，再乘直升機到粉嶺別墅。這一段描述勾起了我的回憶，令我突然很想以仍在腦海的親身經歷，為粉嶺別墅這方面的歷史補上一筆。
陳先生所描述的旅程，正是我早他三年的親身經歷。我清楚記得那天是1988 年12 月3 日，因為我在當天的工作日誌上，簡單地寫了「粉嶺」兩字。我當時擔任港英政府的副金融司，也是中英金融事務小組裏的英方成員。在1997 年7 月1 日解散前，這個小組一直不為人知。在1988 年12 月，經過一年左右的非正式接觸與互訪，這小組正式成立，由中英雙方各派出三名核心成員組成（外加工作人員）。說回12 月3 日，那個晴朗的星期六早晨，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陪同中方成員從文錦渡到粉嶺別墅。
當時中方有五名代表，包括魯平先生及另外兩名中方小組成員，分別是中國銀行前副行長李裕民先生和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顧問勇龍桂先生，另外還有兩名工作人員，名字我已經記不起了，但其中一位很可能是港澳辦前司長張良棟先生，他後來是繼魯先生和陳先生後，第三位中方小組領導人，也是最後一位。張先生幾年前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也許，就是從那時開始，粉嶺別墅成為中英雙方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以外，在港討論關於香港政治過渡重要事宜的秘密會談地方，儘管我不知道1988 年12 月3 日的會議是不是第一次。我那天早上8 時45 分左右到達文錦渡，由一名入境處人員接待，他很盡責，陪我到文錦渡大橋，當時大橋為了這秘密行程而暫時封閉，除了準備接載中方來賓到附近警崗直升機坪的入境處小轎車外，便沒有其他車輛。到了9 時，五位中方代表從深圳那方走過來，我則在大橋中央等待他們，然後馬上上車，因為過境手續已事先辦好。在9 時05分，我們已經登上直升機，向粉嶺別墅飛去。
這一趟直升機航程沒有沖上雲霄，從起飛到着陸，只花了不到10 分鐘。雖然我當時整個腦袋都是當天會議議程，同時也忙於與嘉賓寒暄，慶幸螺旋槳的聲音，掩飾了我彆扭的普通話，而我亦有機會一瞥外面的風景。令我震撼的是，深圳的城市化與新界北的鄉郊環境成了強烈對比。這令我感到困惑，因為當時深港兩地經濟發展差別那麼大，但眼前的景象卻令我分不清哪邊是深，哪邊是港；正如我雖然是中國人，卻代表英方參加中英談判，令我經常感到迷茫。
當年，粉嶺別墅的主人翁港督衛奕信爵士，即現在的衛奕信勳爵，也在場歡迎中方訪客，並安排了衛奕信夫人的書房用作會談場地。英方小組另外兩名成員已經一早到達，分別是前財政司翟克誠爵士（Sir Piers Jacobs）和由英倫銀行借調過來的前金融司林定國先生（David Nendick），作為第三名成員的我便馬上走到談判桌的英方席位。
這張談判桌看來非常突兀，完全不配合書房的風格，顯然是為這次會談特別安排的。政治顧問辦公室亦有派人到場觀察談判，並作記錄。我想這個人在場的作用，也許亦是為香港三人小組看起來更有英國味道。在場的還有那位不可或缺的出色傳譯員。我很高興發現茶點已經放在桌上，因為不知何故早前那個短暫的「水陸空」旅程原來是頗費氣力的。另一樣令我高興的，是我們的座位面向窗戶，因為我寧願看外面的花園多於看掛在牆上的畫，雖然在談判期間我其實是沒有什麼時間可以遊魂的。
我仍然記得那天部分的議程，其中一項是英方就貨幣管理的「新會計安排」提供操作評估報告。早在1988 年第二季，雙方曾就有關安排作出有建設性的討論，並促使中方同意了有關安排，隨後在當年7 月15 日公布，並於7 月18 日正式實施。那是香港貨幣史上，政府首次正式獲取了具影響力的貨幣控制權力，但由於是因應當時的特殊情況所設計，以及不想太大幅度改變當時的安排，這個新的貨幣管理機制仍是頗為間接，直至1996年再以另一個安排完全取代。
一向低調而踏實的翟克誠爵士很滿意地說，有關措施既成功且獲廣泛接受。屬英方小組年輕成員的我當時才剛年過40，坐在他左邊積極附和，顯得興奮萬分，因為我就是這個「新會計安排」的設計人。猶記得當年7 月16 日《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先生亦以〈政府妙手乾坤，滙豐壯士斷臂〉為題，來形容這個安排，拆解背後意義。
議程的另一項目，自然是關於聯繫滙率的機制。當時討論這課題的焦點都放在港元與疲弱的美元掛鈎的代價和好處，以及應如何回應外間提出要取締聯繫滙率的建議，例如把港元與一籃子貨幣掛鈎的不可行之處。
接着是一個比較策略性的、一個我特別難忘的議程項目，我清楚記得當時所用的項目標題： 「為香港設立金融管理局的概念」。是的，粉嶺別墅中衛奕信夫人書房內，那張臨時湊合而顯得突兀的談判桌，正是孕育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地方！有趣的是，中英雙方初時都顯得頗靦腆，故意表現得模棱兩可，可能是擔心在敏感問題上走錯一着，而且很在意相關的《基本法》條款（109 至113條）。我必須承認，當時對這種態度感到失望，因為雙方之前看來都很想撮合這個課題，加上我在草擬方案上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幸好，之後其他成員安慰我，說有關討論其實進展得極好。事實上，在四年四個月後，即1993 年4 月1 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便正式成立。
這次會談還有其他議題，會議輕鬆地在原定回程時間下午5 點前結束了。我再次陪同中方成員乘坐直升機和小轎車，再步行回到文錦渡。魯平先生知道我從10 歲左右第一次到內地後便沒有再去過，於是便邀請我在沒有回鄉證的情況下踏步進入大陸土地，而我也勇敢地接受了邀請，雖然期間也曾偷偷地回頭，與入境處官員用眼神遙遠地保持溝通。我不敢留得太久，藉口說不想影響正常交通，懷着難以言喻的複雜心情，步過文錦渡，一個人走回香港境內。
翟克誠爵士和林定國先生數年前相繼離世。對我來說，特別是在這個時候，很難不想念他們，以及他們在政治過渡的敏感期間，默默而出色地為香港貨幣及金融穩定作出的貢獻，果敢地採取影響深遠的策略性行動。
懇請各方人士，高抬貴手，放過粉嶺別墅吧！
任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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