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中國共產黨新聞
３月２９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時明確提出，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後，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他說：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這次談話後，中國政府把解決香港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1979年3月鄧小平與麥理浩的“北京會談”
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是以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訪華正式拉開序幕的，其“前奏曲”則是1979年3月麥理浩的北京之行。麥理浩訪華，代表英國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約”問題為“突破口”逼中國方面對過“九七”的“英國管治”讓步的“發難”，第一次將中英兩國政府“長期擱置”的香港“九七”前途問題公開化。而鄧小平“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的正面回應，初步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於“九七”前途問題“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的戰略思考。以此為契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開始初步調整當代中國“國家統一”的戰略重心，將以“一國兩制”的“新思維”解決香港問題的“時間表”提前，開始逐步探索將“台灣版”的“一國兩制”“香港化”的歷史進程。自1979年至1982年，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對於中英兩國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進行了整整3年時間的調查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的“新思維”，初步形成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特殊政策”，為自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和政策基礎。
（一）
作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鄧小平直接參與了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香港問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製定和實施，他充分理解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締造者徹底地解決香港問題、徹底地洗刷殖民主義的恥辱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大統一、大團圓”的決心和信心，充分理解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締造者從國家利益出發超越了“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於香港問題“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的“現實主義”立場；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視完成“香港回歸”這一前人“未竟之業”為自己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聖職責，有決心和信心在自己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圓“國家統一”之夢。用鄧小平自己的話講：“我們是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統一事業。……當然，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如果說不急，那是假的，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現。”①“我們這些人歲數都不小了，都希望中華民族來一個真正的統一。前人沒有完成的事業，我們來完成，我們的後人總會懷念我們的。如果不做這件事，後人寫歷史，總會責備我們的。這是大事，前人沒有完成，我們有條件完成。”②
中英兩國之間“冰封”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是由英國方面首先“解凍”的，其“敲門”之舉就是1979年3月的英國香港總督麥理浩訪華。
中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結束後，百廢待興，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對於“國家統一”問題的第一個思想興奮點是其“重中之重”——台灣問題，而非“時機不成熟”的香港問題，因為當時已經開始的太平洋的“大兩岸關係”——中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為台灣海峽的“小兩岸關係”的“突破”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因此，在1978年下半年中美兩國建交談判的過程中，鄧小平開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據“台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③ 自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短短4個月的時間裡，鄧小平對台灣問題的解決方式“高密度”地發表談話，闡釋其“新的思考”——“尊重台灣的現實”。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鄧小平訪問日本，同日本首相福田進行了兩次會談，都談到了台灣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將在充分尊重台灣的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台灣問題。”④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鄧小平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在途經緬甸回國時，同緬甸總統吳奈溫進行會談，也談到了台灣問題。鄧小平說：“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⑤ 1978年11月28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關於台灣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多次講過，台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台灣的現實來解決台灣問題。台灣的社會制度同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當然不同，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⑥ 1979年1月5日，鄧小平會見朝鮮國家主席金日成派出的特使金永南，在談到台灣問題時，鄧小平指出：“我們多次講過，對於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我們是尊重台灣的現實的。台灣的社會制度可以不動，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台灣人民的收入不會減少，只會增加。”⑦ 1979年1月24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時代出版公司總編輯多諾萬，關於台灣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策和原則合情合理。我們尊重台灣的現實。台灣當局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它自己的權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軍隊，同外國的貿易、商業關係可以繼續，民間交往可以繼續，現行的政策、現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但必須是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⑧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鄧小平訪問美國，在華盛頓對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發表演說，關於台灣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製度。”⑨ 鄧小平的這一系列內部談話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1979年1月1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開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即：“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⑩ 它標誌著新中國對於台灣問題的政策已經開始走出“武力或和平解放”、“一國一制”的傳統模式，向“和平統一”和以“制度不變”為核心內容的“一國兩制”的“新思維”嬗變。
至於香港問題的解決，鄧小平一開始並沒有將其視為具“緊迫性”的問題而列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中心工作的議事日程。當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香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是具體政策上的“糾'左'”，是全面恢復“文化大革命”以前卓有成效的對於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使在20世紀50～70年代已經成長為國際經濟中心尤其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更好地為新中國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 1978年4月，受鄧小平的委託，剛剛被“解放”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港澳事務負責人的廖承志，主持召開新時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會議”。會議進行了近一個月，重點是清肅“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對於港澳工作的衝擊和消極影響。會議指出：“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11） 1978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做法”的黨內指示（12），並決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以廖承志為主任的港澳事務辦公室作為其辦事機構。港澳事務辦公室（1978年10月開始改隸國務院）的主要任務就是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對於港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港澳事務辦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會見香港客人（香港出版界參觀團）的機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慎重”態度。他指出：“香港的現狀，看來要維持相當長的時期。香港問題，將來可以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但是絕不是短期內的事。這就要肯定兩條，一是現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比如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二是承認香港同胞是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和內地是兩種不同的製度，這在短期內是不可改變的。”（13 ）
但是，中國方面“要維持相當長的時期”的“香港的現狀”的“策略性”安排卻很快被英國方面在香港“九七”前途問題上的突然“發難”所“攪局”，迎接挑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迅速調整了“國家統一”的戰略重心，將以“新思維”解決香港問題的“時間表”提前。
（二）
英國方面是從1978年下半年開始準備就香港“九七”前途問題與中國方面進行外交交涉的。將中英兩國之間“冰封”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解凍”，英國人非常清楚乃“冒險的賭博”，其結果不可預測，但是他們沒有選擇。根據1898年中英兩國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規定，“新界”“九十九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屆滿。由於香港自開埠以來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三部分已經逐步融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使以英國方面一直堅持的“三個條約有效論”的“強盜邏輯”，1997年以後的香港，英國的“殖民統治”也喪失了所謂的“合法性”，必須“淡出”。 “香港殖民統治的結局注定是要和其他地方不同的。中國在十九世紀割讓給英國的，只是香港的一部分；其餘絕大部分土地都是租借來的，租期到1997年屆滿。依理，這些割讓的土地可以不還。……但是無論從政治的明智考量以及行政的可行性來看，事實上都是不可能的。因為香港本島和九龍半島（即依條約割讓的土地）其糧食與飲水都必須仰賴新界及其他內陸地區的供應。”（14） 囿於此一“大限”，英國方面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已經承受著“香港崩潰”的巨大壓力，一輪輪“移民潮”、“逃資潮”就是“危險的信號”。他們擔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幟”的“不歸路”，將不僅僅意味著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蹟——“香港現象”消失，而且其“毀滅性的災難”將波及英國本土，“香港難民”就是一個無法釋懷的夢魘——英國政府對於“將會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湧入感到畏懼異常，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亂將使數以十萬的香港華人湧入英國。儘管1962年的英聯邦移民法案已經剝奪了香港英籍護照人士進入英國本土的權利，但是在危機時期，他們卻有充足的理由進入英國。在以後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整個過程中，英國政府害怕香港難民湧入英國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因素。”（15） 因此，英國政府為了維護“大英帝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尊嚴，希望英國的“殖民統治”能夠在香港過“九七”而不輟——至少可以以某種“特殊的方式”繼續存在——將治權與主權剝離，“以主權換治權”。當時，有兩件事激起了英國人的幻想：一是鄧小平的“開明”形象和中國政府的“開放”政策。英國人認為中國人要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資金和先進技術、設備、管理經驗的引進離不開香港這個傳統的“國際通道”，中國人沒有也不可能有產生“扼殺”一隻“可以孵化金蛋的金鵝”的“愚蠢的想法”。英國人“用自己的標準把北京設想成一位理智的對話者；並且，看到香港繼續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城市，一個外彙和國際技術的源頭，對中國正進行的經濟現代化計劃的成敗將起著重要作用。而且，英國人意識到鄧小平已經七十過半了，他們無法預測誰將接替他。而在距離1997年只剩下不到二十年的時候，英國達成的結論是：'機會之窗'已在北京向他們敞開，如果不趁此良機在香港問題上進行最高層次的接觸，那是愚不可及的。”（16） 二是中葡兩國建交時對澳門問題的“擱置”。當時，英國人並不知道中葡兩國政府在建交談判中就澳門問題秘密簽訂了一個“諒解備忘錄”——“葡萄牙共和國政府承認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目前由葡國管理，適當時候將由中葡兩國政府通過友好協商解決。”（17）。英國首相歐文“非常興奮地”發現在1979年2月8日發表的中葡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一個字也沒有涉及澳門問題，“他覺得中葡好像承認了澳門作為葡萄牙託管的領土的地位”，這樣，英國人在香港也就可以循“澳門模式”對主權作出讓步而要求以“續約”的方式繼續維持管治權（18）。但是，與此同時，英國人卻很“不幸地”忽略了一個絕對不應該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中美兩國建交談判過程中對於台灣問題所進行的政策調整，英國人一開始並沒有意識到中國人解決台灣問題與解決香港問題之間有什麼必然聯繫，以至於在以後的中英兩國外交交涉中，鄧小平不得不一再提醒陷入被動的英國人要注意研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新思維”。
英國政府內部經過反复討論，權衡利弊，最後決定在1979年3月英國香港總督麥理浩訪華時和4月英國首相歐文訪華時以“'土地契約'可否續簽過'九七'”的間接詢問方式，“非正式地”試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於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態度。
英國選擇“土地契約”問題“發難”是經過精心設計的。英國人佔領香港以後實行的土地租用制（Leasehold System）與英國本土的永久業權制（Freehold System）不同，除了香港島花園道聖約翰大教堂所在地段，凡轄土均為“官地”，由土地所有人英國香港政府將其分段分塊進行拍賣，基本上以“七十五年可續期”和“七十五年不可續期”兩種方式與土地使用人簽訂“官地批租契約”（即“土地契約”）。自開埠即實行低稅制的“自由港”政策的香港，其殖民地政府的主要財源就是土地收益。 “在七十年代末期，由於距離新界租約期滿的日子愈來愈近，香港人和海外的投資者對香港的前途開始表示關注。特別是愈來愈多人感覺到新界各項批地契約上存在的問題。這是由於新界所有批地契約，均於1997年新界租約屆滿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約年期日漸減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約時，亦不能跨越1997年的期限。凡此種種，都清楚顯示可能令投資者裹足不前和損毀信心。英國政府與當時香港總督磋商，詳細研究這問題後，作出結論，認為若不設法採取步驟去減低1997年這個期限所帶來的不明朗情況，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便會開始出現信心迅速崩潰的現象。因此，當香港總督應中國外貿部長的邀請，於1979年3月前往北京訪問時，英國政府便主動試行設法解決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約問題。”（19）
為了盡可能地降低以“土地契約”問題試探中國方面關於香港“九七”前途的態度的“敏感性”，英國政府決定“側面進攻”。他們在麥理浩離開香港前發出指示：“他只能以商務問題的形式提出新界土地租約的問題，而不應以政治問題的形式提出來。他特別應該強調英國並不准備在現階段尋求在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而是僅僅為了香港本身的利益著想，以方便長期投資。麥理浩還要詢問中國，香港政府對在所有新界土地的批租契約中所註明的1997年6月27日這一期限能否修改為本契約'在英國統治這地方的時間內有效'。英國猜想此舉理應成功。那麼，如果鄧小平真同意的話，他們則已使事情朝正確的方向發展了。下一步就是由歐文提出審查條約的建議。……但要一步一步走，重要的是打開對話的局面。”（20）
（三）
1978年12月，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曾經訪問香港。因此，麥理浩1979年3月的北京之行的“回訪”就是以李強的名義邀請的。麥理浩的陪同人員有香港政府政治顧問魏德巍（即衛亦信，David Wilson）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他們於1979年3月28日抵北京。第二天（3月29日）上午，鄧小平由李強和廖承志陪同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會見了麥理浩一行。英國駐中國大使柯利達也參加了會見。
在與鄧小平的會見前，“麥理浩公開承認他對是否值得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問題還是猶豫不決。他認為這是危險的一招，因為無論所得到的是負面的答复，或是那個答复最終將被公開的話，兩者也是不大妥當的。”（21） 簡悅強亦不贊成以“土地契約”問題試探中國方面關於香港“九七”前途的態度的“冒險的賭博”，“因為簡認定中國不會接受，倘提出而被中國反對，只會更加嚇怕香港人。最後，麥理浩決定，假如中國領導人會面氣氛良好，才會提出這個建議。”（22）
由於中國方面對麥理浩的北京之行心中有數，所以鄧小平在與麥理浩的談話中對香港“九七”前途問題並沒有迴避，“未待麥理浩提出出售土地建議，鄧小平已搶先表態中國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23） 鄧小平開門見山地講：“現在有人開始擔心香港將來的前途和地位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有一貫的立場。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24） 同時，鄧小平也明確表態：“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現在人們擔心的，是在香港繼續投資靠不靠得住。這一點，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告訴英國政府，即使那時作出某種政治解決，也不會傷害繼續投資人的利益。請投資的人放心，這是一個長期的政策。”（25）“你們知道我們解決澳門問題的立場，我們沒有立即收回澳門，我們也沒有直接提出這個問題。你們也知道我們對台灣問題的立場，中國政府多次聲明台灣歸回祖國的方式。我們始終考慮到台灣的特殊地位，不改變那裡的社會制度，不影響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為一個特殊問題來處理。只要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廣泛的自治權，擁有自衛武裝力量。當然不能有兩個中國，也不能有一個半中國。我們對台灣、對香港、對澳門的立場就是這樣。這不是現在才有的政策，是繼續了相當長時間的政策。我們為什麼採取這樣的政策？道理很簡單，我們需要。我們保持這樣的政策，採取這樣的立場，有利於中國本身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實現四個現代化。”（26）
關於中國方面對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態度，英國人是有心理準備的。 “麥理浩認為當天會議氣氛甚為融洽，所以隨即向鄧小平提出香港政府以是十五年為期售賣官地的芻議。”（27） 麥理浩字斟句酌地“點題”：“副總理先生剛才談到香港的未來問題。這一點你講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這個問題將來最終要由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來解決。你們的代表也經常講，這個問題在時機成熟時就會解決。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急迫的問題不能等到將來解決。這就是允許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問題。現在申請人每年多到上萬，每月也有成百人。我們頒布的契約都必須寫明有效期限是1997年6月以前。……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就會影響對這一地區的投資。……我也在考慮一些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個辦法必須同中國對香港問題的立場不發生矛盾。我想了一個很簡單的解決辦法……我建議把原來契約上寫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為只要新界仍在英國管治之下，契約依然有效。這同中國的立場並不矛盾。”（28） 但是，“英國期望的'點頭接受'並沒有出現。”經驗豐富的鄧小平對於英國方面以“土地契約”問題“偷涉”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小動作”十分敏感，他明確地表示“沒有迴旋餘地”：“在土地租約問題上，不管用什麼措辭，必須避免提到'英國管治'的字眼”（29）。鄧小平告誡麥理浩不要幻想中國方面會改變對於香港問題的一貫立場，雖然“中國還沒有具體決定將於何時重新對香港行使主權，可能是1997年以前，也可能是下個世紀。然而，作出決定的應該是中國。”（30） 他希望英國方面高度重視目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問題、關於澳門問題當然也包括香港問題“制度不變”的“新思維”，把注意力放在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道共同“維護香港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上。鄧小平講：“中國政府的立場不影響投資者的投資利益，這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31） 鄧小平希望麥理浩鼓勵香港的商人到中國內地投資，特別是要幫助即將成為經濟特區的深圳的發展， “深圳和香港將有很多的交流。”麥理浩問鄧小平深圳和香港之間的“邊界”是否會消失，鄧小平回答說：“不會，深圳和資本主義之間必須要有一個邊界。但香港的資本主義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可以並存至下一個世紀。”（32） 會見結束前，麥理浩問鄧小平：“我回香港以後對香港人怎麼說？”鄧小平一句話總結：“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33）
（四）
對於英國人在香港問題上以“土地契約”問題突然“發難”，中國方面是不滿意的。 29日下午，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會見麥理浩。黃華對麥理浩講：按照外交禮節，跟鄧小平提“土地契約”問題是“不適當”的。麥理浩辯解說：“土地契約”問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除非採取具體措施，它不會自動消失的。”黃華反駁說：鄧小平“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的保證“已經足夠了，若再堅持多爭取些，則未免希望將之'合法化'了。”（34）
由於麥理浩的北京之行沒有能夠實現英國人預期的目標——以“土地契約”問題為“突破口”逼中國方面對過“九七”的“英國管治”讓步，他們對此耿耿於懷。按照英國人的計劃，1979年3月麥理浩的訪華是第一步“非正式”“試探”，4月歐文的訪華是第二步“正式”“試探”。在歐文的北京之行因英國工黨政府在大選中失敗而不得不流產後，剛剛上台的英國保守黨政府決定繼續以“'土地契約'可否續簽過'九七'”的間接詢問方式試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於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態度。 7月，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向中國外交部提交了一份《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問題的備忘錄》，再一次建議中國方面同意麥理浩提出的“將'土地契約'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為只要新界仍在英國管治之下，契約依然有效”。當然，其結果是一樣。 9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宋之光正式答复柯利達：中國政府認為英國方面修改“土地契約”的建議是“不必要的”，中國政府將在1997年“採取適當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35）
當然，英國人就香港“九七”前途問題與中國方面進行的第一次具“試探”性質的外交交涉也並不是一無所獲。麥理浩的北京之行尤其是與鄧小平的會見畢竟開始了中英兩國之間關於香港問題的“對話”，而且鄧小平“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的信息還初步透露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態度：一方面，中國方面絕對不會在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問題上對英國人讓步，“英國管治”無論以什麼形式過“九七”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另一方面，為了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中國方面也不會在“時機成熟”前“匆匆忙忙地”收回香港——“收回香港”也不會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香港的國際經濟中心地位。因此，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就逐步將與中國方面進行的關於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外交交涉集中在“解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新思維”和具體政策上來。
（五）
在1979年3月鄧小平會見麥理浩“面對面”地迎接英國人在香港問題上以“土地契約”問題突然“發難”的挑戰時，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關於“國家統一”的“新思維” ——“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正在醞釀過程中，其具體政策尚未出台，而且其設計主要是針對台灣問題的，如“一個中國”的原則，如“兩隻手”的原則，如“尊重現實”的原則，如“特殊地位”的原則，等等。鄧小平講：“'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36） 但是，由於英國人在“九七大限”的壓力下不得不將“冰封”的香港問題提前“解凍”，解決香港問題的國內、國際形勢和主客觀條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爭取未來解決香港問題的中英兩國外交談判的主動權和控制權，鄧小平在繼續傾主要精力於解決“國家統一”的“重中之重”——台灣問題的同時也開始逐步將解決香港問題納入議事日程，開始考慮將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思維”適用於解決香港問題，並根據其基本精神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逐步形成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和在1972年中英兩國關係正常化以後逐步形成的以“1997年”為解決香港問題的“成熟時機”的決策和特殊政策進行戰略性的調整。鄧小平會見麥理浩時闡釋的“制度不變”的新觀點就是“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在香港問題上的具體化。當然，主要是針對台灣問題而設計的“一國兩制”的“新思維”在適用於香港問題時有比較大的難度，雖然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均事涉“國家統一”的問題，但是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的性質畢竟不同——一個是國內的“歷史遺留問題”，要通過一國兩岸的政治談判來解決；一個是國際的“歷史遺留問題”，要通過中英兩國的外交談判來解決。而且解決香港問題還關係到一個“結束英國殖民主義”的問題。因此，鄧小平不能不考慮“台灣版”的“一國兩制”的“新思維”如何“香港化”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後，作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鄧小平在直接參與對於香港問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製定和實施過程中，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於“國家統一”的戰略、策略原則和解決香港問題的艱鉅性、複雜性、長期性有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理性認識。鄧小平首次公開介入香港問題，是在1974年。 1974年5月25日，第二次復出的鄧小平參加了毛澤東、周恩來與訪華的英國前首相、保守黨領袖愛德華·希思的會見。 “毛主席對希思說：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香港是割讓的，九龍是租借的，還有二十四年。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他們（指在座的年輕同志）的事情了。”（37） 當天晚上，鄧小平在歡迎希思的宴會上發表講話，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香港問題作為中英兩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將“在適當時候予以解決”。鄧小平說：“儘管中英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在我們兩國之間還存在著在適當時候予以解決的問題，我們完全可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求同存異，交朋友，發展關係。”（ 38） 1975年、1977年，鄧小平會見第二次、第三次訪華的希思，在談到香港問題時，也都重申了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
鄧小平晚年以麥理浩訪華“解凍”中英兩國之間“冰封”的香港問題為歷史契機而發軔的關於“香港回歸”的理論與實踐，是在“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主題”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新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的大背景下逐步成型、成熟的。當時鄧小平進行的“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的設計欲“解惑”的主要難題是：一方面，由於“結束英國殖民主義”是關係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的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在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問題上沒有讓英國人“討價還價”的空間，而且，“1997年”是“香港回歸”一個絕不允許“過期”的時間底線；另一方面，具體在什麼時間、具體以什麼方式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也必須考慮如何盡可能地減小中英兩國通過外交談判的“和平”途徑“圓滿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阻力和衝擊力，必須考慮如何維護“香港回歸”前、後“舊香港”、“新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資本主義“自由港”和“國際經濟中心”的經濟地位、經濟資源、經濟價值為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鄧小平是在研究“台灣版”的“一國兩制”的“新思維”如何“香港化”的過程中對自“1949年的香港”至“1979年的香港”的“根本性的變化”產生了濃厚興趣的。由於英國占領香港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掠奪性的殖民”，而是為了開發經營其為英國商品、英國資本進入亞洲市場、進入中國市場的“灘頭陣地”，開發經營其為英國、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與亞洲、與中國發生經濟聯繫的“窗口、橋樑和國際通道”，因此，英國人登陸香港之初即宣布香港是“自由港”，並一直奉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經過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整整100年以轉口貿易為單一經濟結構的慢速、勻速發展時期，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至70年代，香港經濟進入了工業化、多元化和國際化的快速、加速發展時期。短短的30年，香港經濟經歷了由傳統的商業中心和單一的轉口貿易的經濟結構向新型的工業中心和多元的、複合的國際經濟中心的經濟結構的嬗變，經歷了由近代化經濟形態向現代化經濟形態的嬗變。這30年，是香港開埠一個半世紀以來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經濟建設成就最多、經濟面貌變化最大的30年，是緊緊追逐世界經濟大潮創造香港經濟奇蹟、創造“香港現象”的30年。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一個普普通通的轉口貿易港，其經濟實力尚遜於中國內地的大城市上海、廣州，一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不過幾十億港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不過幾千港元，至1979年中國內地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前後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和“東方明珠”、一個舉世矚目的新興工業地區、一個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製造業中心、國際運輸中心、國際旅遊中心、國際信息中心，其經濟實力足堪與美國、日本等經濟大國相提並論，一年的進出口貿易額高達幾百億港元（1978年約630億港元、1979年約858億港元（39）），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高達幾萬港元（1978年總值約692億港元，人均約15000港元；1979年總值約873億港元，人均約18000港元（ 40））。香港經濟騰飛只用幾十年就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路。當然，必須指出的是：“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41） 所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主題”和工作重心自“階級鬥爭”轉移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解決香港問題與解決台灣問題一樣，“一國兩制”的“新思維”都不能不將“制度不變”以維護其“穩定和繁榮”為“國家統一”的一個戰略出發點和支撐點。
為了將“台灣版”的“一國兩制”的“新思維”“香港化”，1979年3月麥理浩訪華一結束，鄧小平即開始對香港問題進行了逾三年時間的調查研究，以“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台灣方案”為藍本，初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決策和政策，為自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和政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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