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日期：　1993年10月

前言
第一章 受命中南海
第二章 初到香江
第三章 中英談判內外
第四章 “統戰”之戰
第五章 展開“兩翼”
第六章 未來政制的爭議
第七章 短暫的合作
第八章 北戴河風波
第九章 讓明珠更炫目
第十章 香港經驗啟示錄
第十一章 敏感的城市
第十二章 兩岸之間
第十四章 “六四”風雲
第十五章 中英關係的新低潮
第十六章 去國前後

前言

我一向對寫回憶錄興趣不大，總感覺到自己滿意而又可供別人欣賞的事不多。對有些熟人寫的回憶錄，自誇自大，“虛報冒領”他人成就為自己有的行為，更為反感。可是，現在變了，要寫回憶錄了。

鬼使神差，臨退休之年，碰到所謂“六•四”事件，被捲入地方官原可置身事外的宮廷之爭。一個五十多年忠誠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旅遊”到資本主義美國“休息”。這對中國共產黨，對我自己，都是極大的諷刺！本來想到想不到、更極不願見到的事，竟成為現實……。

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退休後，曾關心地對我說：“我已安全降落。你呢？”他可能已經預感到什麼，促我早日覺悟。現在看來，我的悟性太低。

不少朋友，一再鼓勵我把在香港任新華分社社長和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六年七個多月的經歷寫出來，“不發表也可以，作為歷史資料存起來”。反复考慮了近一年，到九一年四月，我才下定決心，寫！ （但先寫了關於試論和平演進那篇文章。）

決心寫的原因有二：一、留點資料，作為歷史見證，供人參考；二、暫時由江澤民、李鵬掌權的中國共產黨開除了我的黨籍，一時間回不了大陸，為稻梁謀，換點稿費。

我所顧慮的是：手頭沒有資料，全憑記憶。對於自己經歷的事情，還可以說得比較具體；但北京中央方面的文件引證，則全無可能。既然是為了提供參考資料，自然要力求準確。但在我的現實情況下，有時很難做到。好在我是作為當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資料，相信尚有一定歷史價值。在熱心朋友的幫助下，我翻閱了大量的香港報刊、雜誌、書籍的有關內容，藉此刺激回憶和增強準確度，總算整理出了往事的頭緒，增加了信心。

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開會不做筆記，平生沒有寫日記。憑腦子，記“精神”，是優點，也是缺點。對於時間、地點，我一向大而化之，以為不具“精神”因素，不儲入記憶元件。現在要用了，可就“抓瞎”了。我只能做到力求準確，但錯訛之處很難避免。為此，若有研究者或讀者發現錯訛，並不吝賜教，我將萬分感激——不，是十二萬分的真誠感激！

回憶錄圍繞中國收回香港問題的當代時間、人物，是正在進行和發展的極為敏感的話題，感興趣的人會很多。其中內容關係到多個國家——主要是中英兩國——和地區的利害，事件層疊，充滿矛盾，衝突不斷，有關各方見仁見智，各執一辭。作為曾經處於這一歷史漩渦中心的當事人，我在回憶錯綜複雜的香港問題時，必然要涉及種種利害、矛盾、衝突，同時也極易引來各式各樣的評論乃至抨擊。而對於我的回憶錄不管來自哪方面的批評，我都歡迎。 “聞者足戒”，這一點，毛澤東沒有說錯。

為求真實，我已將榮辱置之度外，既不輕易改變原來的立場，也不會為任何壓力或迎合某種觀點而故作曲筆，相信歷史自有公論。惟文中對某些中共黨內及香港社會人士或有不便之處，則故隱其名。再一點要說明的是，當時我所主管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的工作範圍雖然也包括澳門，但一來我們授權給澳門分工委相當大的自主權，一般事務港澳工委很少過問；二來為集中精力寫好香港問題，故回憶錄中對有關澳門部分略過不表。這兩點還望讀者鑒諒。

回憶錄的立足點是中國共產黨收回香港的方針、政策：到一九九七年如期收回，收回後在香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從共產黨執行此方針、政策的基本情況看，有矛盾，有反复，但基本一致。全文圍繞三條線索展開：中英兩國的合作與鬥爭；香港各階層的反應與中國領導層的對策；針對香港問題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和分歧。

香港有人評論我是“黨性堅定、思想開放的共產黨人”，是褒，也是貶。在他們看來，許某人似乎集矛盾於一身。不過，現在寫回憶，還只能是這個立場，當然也稍有變化。我已不是江澤民、李鵬掌握的共產黨黨員了，也不是所謂“黨外布爾什維克”——列寧式的黨，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已為歷史實踐所揚棄（我認為，即使是鄧小平，關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也有了變化）。我是一個黨外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我願和中國共產黨內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摸索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的模式。

我對香港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應該承認，現在仍待開拓。重新認識香港以及當代資本主義，以為藉鑑，是我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以新華分社社長身分踏入香港後不久，即萌生的想法，在港六年多一直為此努力。自我感覺：有收穫，很不夠。由此才產生退休後在深圳繼續研究的設想，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而未果。如今鼓起勇氣寫回憶錄，亦有貫徹初衷之意。

我在回憶錄中對香港前途仍保持一貫的樂觀態度。今後會不會發生變化，當視未來北京領導層是能適應形式發展的弄潮手，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盲動者而定。如是後者，小倒退、中倒退、大倒退，都有可能。但我堅信，倒退不僅港人不容，全中國人民亦不容！故而總體來說，我對香港前途還是樂觀的。文中對我退休後香港形勢的發展，也做了粗淺的評述。一方面是難以忘情，另一方面也是聊表赤子之心，希望有助於香港的平穩過渡，常保經濟繁榮，民生幸福，民主進步。

第一章 受命中南海

1
一九八三年四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把我從京西賓館召到中南海勤政殿，正式通知我：中央決定，派我去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此之前，我已被中央內定離開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工作，當時正在北京協助中央組織江蘇省新的領導班子。新的任命，出乎我的意料。

為香港回歸中國，中英兩國正在進行談判，對此我雖有所聞，但所致甚少。新的職務，對外名義上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實際上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才是“正業”，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而在此中英外交談判緊張、微妙的階段調我去香港，顯然是中央對我的信任和重用。不過，我大半生一直在內地工作，搞外交純屬門外漢。加之時年已六十有七，老來還要“重新打鼓另開張”，難度不可謂不大。

看到我躊躇不定，遲遲沒有表態，急性子的胡耀邦快人快語，不斷催我接受。他說：“中央決定收回香港，在香港實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試驗。改革開放，中央要藉重香港、澳門，需要一個有魄力的人，你在江蘇搞經濟有經驗，有創造性，新的工作適合你。”又說，“港澳工委在你去後，提升為省級單位，不久將發正式文件。”他還告訴我，“你去香港是我提議的，常委一致贊成。報告小平同志後，他也同意。”

突然而來的任命，令我想起參加共產黨的初衷，就是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西方列強的凌辱，建設和平民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其中自然也包括收回香港，洗雪國恥。再者，服從命令聽指揮，是共產黨的鐵則，也是我多年養成的黨性，從未討價還價。而離開江蘇時的某些不愉快之事，又使我憋了一口氣，可以去開創一個新的天地。我下決心接受新的挑戰，說道：“感謝中央的新人，我去！”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特殊使命——由共產黨人去維護香港資本主義制度至少五十年不變，並保證香港繼續繁榮的複雜性和困難性。
聽到我的話，胡耀邦高興地笑了。

新的任命，同樣出乎國內一些人的意料。江蘇幾個反對我繼續在江蘇工作的老人，有人慨嘆：“真沒想到，許家屯因禍得福。”其實，我自治離江蘇非禍，去香港非福。而江蘇省還有些幹部不了解香港新華分社負有特殊使命，將其同江蘇省真正搞新聞的新華分社（省廳級）等同起來，甚至說：“許家屯為何去做新聞工作？為何降級了？ ”他們以為我犯了什麼錯誤，改行降級使用了。

香港方面的不少人也感到意外，反應卻大不相同。首先，他們意外的是這次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規格”超過了前任，居然由一位中國中央委員、省的第一號人物（我當過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出任，很不尋常。

意外之二：新上任者，竟是一個從無外交經驗，出身內地的“土八路”。原來，香港盛傳原任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王匡調回後，將由中國駐英國大使柯華接任。在中英正進行香港回歸祖國問題的談判時，以柯華使英的經歷，出任此職，顯得較合情理。據我所知，這種傳聞亦非空穴來風。北京某些老人確有此建議，負責僑務及港澳工作的廖承志也曾表示“可以考慮”，惟中南海始終沒有表態，胡耀邦等似另有想法。

意外之三：二十多年來，香港新華分社歷任社長，都是廣東人：就連副社長及其他負責人，也多為廣東人。而新上任者，同廣東毫無關係，是一個地道的“外鄉佬”！這裡講一段插曲，或許能解答這一改變我人生命運的意外任命。

一九八三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全家在上海休息、過節。春節後，全家到蘇州。我從南京趕往蘇州，陪同鄧小平遊覽蘇州園林、郊區名勝古蹟，參觀人民公社。那幾天，鄧小平全家都玩得很愉快。我們同乘一輛麵包車。一路上鄧小平談笑風生，經常抱起鄧楠的女兒——他的小外孫女逗笑，也不時聽我說明沿途的景物。很少涉及工作。

鄧小平下榻南園賓館。南園賓館原先是蔣介石的前妻（大概是陳潔如）的住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蘇州市政府將幾座國民黨官員的住宅——當時稱作“逆產”一一沒收，合併改建為招待外賓和高級領導人的賓館。林彪看中了這個地方，在六十年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又專門撥款為他在此新建別墅一座，讓他長期居住。這座別墅，可供林彪足不出戶享受日光浴，他的老婆葉群在室內游泳。鄧小平全家，這次來就住在這座別墅內。

我是地方官，中央負責人來地方，儘管是休息，我也要匯報地方情況，請求指示。我找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請他安排時間。王瑞林先是“擋駕”，說：“老人家來休息的，免了罷。”隨後又來電話：“老人家同意和你談談。不要超過二十分鐘。”給的時間太短了。我問：“談些什麼好！”王瑞林回答：“講些帶新意的事，老人家有興趣。”

中國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全國都在討論執行鄧小平提出、中國中央通過的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本世紀末，全國工農業產值翻兩番，國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的目標。黨內許多人充滿信心，勁頭十足；但對此缺乏信心，擔心浮誇再現，重犯“大躍進”錯誤的也不在少數。

我從一九五六年起即擔任江蘇省的領導工作，起先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曾是全國最年輕的省級領導人之一。 “文革”時期被打成“走資派”，中斷了四年。一九七零年復出擔任副職。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翌年出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到一九八三年，已在江蘇省領導崗位上工作了二十七年。

當時，我從本省的實際情況出發，總結了江蘇省卅多年來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認為江蘇省已經開始摸索出一條不同於全國其他很多省市的高速發展的路子。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不到六年的時間，江蘇省的經濟成長就在原有基礎上翻了一番：在中央新的決定的鼓舞下，估計不需五年，可以再翻一番。因此，江蘇人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不必等到本世紀末，可以提前達成這一目標。但省內幾個反對我的老人，指責我“日子才好過幾天，又搞浮誇”，“只顧自己，向上虛報邀功，不想想全省的日子怎麼過”。把我說成是個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對我壓力很重。

向鄧小平匯報時，我就以江蘇省圍繞能否提前達到“小康”水平的分歧和爭論為主要內容，從我為何認為可以做到這一點談起，具體闡述了我的根據。

鄧小平聽匯報不需要人記錄，室內只有我和他兩人。以前我跟鄧沒有直接接觸過，這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談話，我印像中，他水平高，是一個原則性強，一絲不苟的領導人，他說話不多，言簡意賅，我對他很尊敬，心情有些緊張。

記得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北京一次全國性的農業生產會議上，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等領導人坐在主席台上，我和其他幾個省委書記也安排坐在台上，會議結束後，身為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首先離座步下主席台，鄧小平和李先念這時也站起來，兩人謙讓，誰也不肯走在第二位，當時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排名在李先念之後，看來李先念尊重鄧小平黨內的資歷，讓鄧小平先走，雙方謙讓了一會，鄧小平很嚴肅地對李先念說：“按原則，你應先走。”李先念很尷尬地只好先離開。這件事更加深了我對鄧小平一絲不苟的印象。

匯報一開始，我就發現鄧小平對我的話題很有興趣，他不但專注地聽，中間還不斷地提問。王瑞林約定的二十分鐘過去了，我看見王瑞林在門口轉了兩趟，見鄧小平和我談興正儂，就走開了。

我首先告訴鄧小平，江蘇省的情況有別於許多省。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黨政，宣布“全國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然而，江蘇省在七六年前的那幾年，工業產值年增長率均在二位數，農業成長也在百分之五、六左右。我根據現實，在全省縣委書記以上乾部會議上宣布江蘇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並要有一個新的躍進。結果招致省委持反對意見的幾個老人批評：“不與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頓還要盲目冒進”。但我們堅持高速發展的方針，到一九七九年，江蘇省的工農業總產值超過上海、遼寧，躍居全國第一位。其後也一直保持這種發展勢頭，調撥給國家的糧、油、豬肉等連續幾年高居第一、二位，成為支援全國的重點省。

聽到這裡，鄧小平問：“為什麼能做到這些呢？”

我分析說，這恐怕同“文化大革命”中軍管期間許世友——當時的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做了兩件好事有關。一是把江蘇省造反派兩個主要派別的壞頭頭壓下去了，使江蘇省比起其他地方亂的時間比較短，範圍比較小，程度也較輕；二是較早“解放”了大批地方幹部，從省、市到縣、公社，掌握生產的，大多是原來有經驗的干部，不像有些地方出現軍人“瞎指揮”的現象，基本上沒有走很大彎路。

我並說：“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時，確實認真地分析以前犯的錯誤，'解放'後，根據這些認識，主觀上盡量避免重犯，同樣有這樣經歷的地方乾部不在少數，我看也是一個原因。”
鄧小平頻頻點頭。

接著，我大膽說明了江蘇省近年來在發展經濟方面，一些有所創新的嘗試，我說“我們走的是與全國不同的路子。”

我說：在農業方面，江蘇省的“農業學大寨”，實際上有點“走樣”。就是說，我們主要學大寨“改天換地”的精神，我們一方面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土壤改良，提倡科學種田，尤其是使蘇北、蘇中地區過去“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六、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做到了旱澇保收，從根本上改善了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外出逃荒的情況；另一方面，我們沒有搞全國風行一時的“割資本主義尾巴”活動，沒有沒收農民的“自留地”，沒有取締農村集市貿易市場，沒有去“殺小劉少奇”——這是當時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活動的代名詞——強迫農民把自養的豬、禽等宰殺，不允許再養殖。這在當時算是相當“出格”的做法。

在農村，我們發展了社、隊企業（即現在所說的“鄉鎮企業”），農村興起許多新的小城鎮，廣大農村從小農經濟走向商品經濟。講到這點時，我擔心鄧小平批評，就先來了個自我檢討，說我們說“鑽了國家政策的孔子”。因為社、隊企業屬集體所有製，自產自銷，自己解決原料、燃料，利潤百分之五十一作為稅金上繳國家，其餘自己處理，自定投資項目，衝擊了國家計劃經濟。

鄧小平沒有插話，依然饒有興致地聽著，我就具體介紹了無錫縣等社、隊工業和企業大發展並反過來促進農業生產的情況，“以工促副”、“以工補農”的做法，以及農民“亦農亦工”、“亦農亦商”，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認為是解決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的一條出路，是創造小農自給經濟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同時，我也匯報了某些尖銳的，甚至將此指責為“挖社會主義牆角”的反對意見。

工業生產方面，包括城鎮集體企業和鄉村社、隊企業的集體所有製成為江蘇省工業成長的主要因素。我們根據江甦的具體情況，以發展輕工業為主，中、小型企業為主。這些中小企業佔江蘇省工礦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特點是投資少、見效快、轉產易。集體所有製佔工礦企業總數的百分之六十。

我坦率地對鄧小平說：“中央對市場經濟曾有肯定，後來又改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我們公開只得跟著這樣提，但實際上已經退不下來。江蘇全省經濟中國家計劃和市場的比例，大致是各佔百分之五十：市、縣國家計劃所佔比例，比省更少，一般為四、六開乃至三、七開，大部分是市場經濟；蘇南地區有些縣甚至有二、八開，一、九開的，幾乎全靠市場經濟。”“集體工礦企業和部分國營企業，自供、自產、自銷，催生了市場經濟，反過來又推動了生產的提高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江蘇省經濟不到六年翻了一番，主要靠這些。”

鄧小平聽到此處，高興地插話：“看來，市場經濟很重要！”

至此，匯報看來要結束了。鄧小平突然又問：“你看上海、浙江怎麼樣？”我理解他問的是關於上海、浙江“翻番”的看法，因為鄧小平肯定了我的觀點，我就放膽答复：“上海走的路子和全國一樣，它基礎好，能量大，包袱重，能量還未釋放出來！浙江、山東，他們來江蘇看過，開始走江甦的路子了。山東條件比江蘇好，天然資源底子厚，江蘇不能比，未來幾年，有可能超過江蘇。”
這是，王瑞林進來催吃晚飯，我起身告辭，鄧小平站了起來，與我握手道別。出來後一看表，竟然兩個多小時過去了。

3
一個月後，胡耀邦電召我去北京，當面告訴我：“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在常委會上表揚了你，說江蘇搞得不錯！讓許家屯再'過渡'一段。常委都很高興，一致同意小平的意見。”

當時中共中央正按照十二大的精神，實現幹部的年輕化，進行領導班子的調整。我年屆六十七歲，已超過正省級幹部的退休年齡規定。 “過渡”，意指由於“文化大革命”動亂，耽誤了中青年干部的培養，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所以讓一些超過規定退休年齡的老幹部留任一段，作為中青年干部接班“過渡”的橋樑。

因為鄧小平已經表態，我當即欣然接受。回到南京後，我遵照胡耀邦的交代，暫不宣布，等待中央的正式通知。

沒想到江蘇省一直和我作對的幾個老人堅決反對我留任。他們得到陳雲的支持。中央派專人工作也不行，形成了僵局。最後，中央常委做出了決定，將我調出江蘇。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曾經問我：“為什麼陳雲支持他們？”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其實，那幾個老人同我的矛盾，主要並非是個人恩怨，而是工作上的是非之爭。他們堅持反對在把經濟搞活的基礎上高速發展，尤其反對放手發展社隊集體企業。此外，他們參加革命的時間比我早，在黨內資格比我老，認為我對他們不尊重。他們都按規定先後退下來了，而我卻繼續留任，是他們難以接受的。兩年前，江蘇班子也經過一次調整，中央調整方案已定案，他們找到陳雲出面反對，結果推翻重來。其反彈之強烈，能量之大，令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奈何他們不得。

正式通知我的還是胡耀邦。他說：“中央考慮，勉強下去，你的困難太大；決定另行分配你的工作，江蘇就不用回去了。”同時要我幫助組織江蘇省新的領導班子。我無話可說，點點頭表示理解。
在組建江蘇省新的領導班子的任務基本完成時，就出現了本章開頭的場面。我接受了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任命後，向胡耀邦請示：“要不要去看看鄧小平、陳云同志？”胡耀邦說：“不用了，不要去影響他們的休息。”

不過，為了表示對鄧、陳的尊重，我還是給他們兩位的辦公室打了電話，“鄧辦”回答：“小平通知說，耀邦都已談了，以後有事再見。”“陳辦”回話：“陳云同志身體最近不太好，他說你下次來再見。”

後來我去見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他向我透露：“常委對你的去處討論了幾次。紫陽有次主張你去華東經濟協作區（屬國務院管轄，負責協調江蘇、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市場經濟建設事務）當主任。常委討論，這個安排還是沒有脫離江蘇，仍會有麻煩。後來耀邦提出讓你去香港。耀邦說，香港需要人，到現在還沒有定下來。許家屯有魄力，是合適人選。這樣安排，對許家屯本人也好交代，黨內也過得去。結果常委一致同意。徵求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的意見，廖承志表示'歡迎'。報告小平同志，他也表示贊同。”

就這樣，幾經周折，我從留任江蘇變成了改去香港就任新職。

4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今後是我的定投上色。接受任命後，我最先要做的就是去見他。

我以往和廖承志見面的機會不多，在我當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後才有所接觸。久聞他為人豁達大度，不拘小節。胡耀邦向我介紹他時評價很高：“水平高，原則性強，很堅定。容易相處，為人厚道。”他是中共首屈一指的華僑事務專家，港澳通，日本通。除黨內高級領導人仍習慣地稱他為“小廖”外，黨內黨外都尊稱他為“廖公”。當時我已得悉，在六月的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將推薦他參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說起來，廖承志還幫過我一個忙。那是一九八零年清明，他到南京掃墓——他的父親廖仲愷和母親何香凝合葬在中山陵，南京稱為“廖墓”。我到他住的中山陵五號高幹招待所去看他，談起外商投資的南京金陵飯店已經建成，外界反應不錯。他很感興趣，於是我陪他去參觀。他見金陵飯店的總經理是本省人，就問道：“有沒有外邊人參加管理？”我理解，所謂“外邊”，指的是外國或香港。我告訴他，原來擬請香港南華酒店來人管理，因省委內部有人反對而作罷。回到招待所，我向他請求指示。廖承志先批評了北京飯店搞得亂七八糟，原因就是不肯讓外人來幫助。接著說：“我們自己沒有管理現代化大酒店的經驗，沿用招待所的老一套，不去學習現代管理知識，進步不了！管一個現代化的大酒店，各種用具、器皿就有三、四萬種，總經理應該都知道。就這一項，就不是我們管招待所的人可以做到的。”廖承志的這番話，說到了我的心上。

南京金陵飯店是在華國鋒當政時確定的項目。是當時全國樓層最高的飯店，後來北京發動“倒華”，反“洋冒進”，全國同類項目紛紛下馬。我堅持不能對外商失信，才保住金陵飯店建成。但因省委內部有人反對，游泳池、商場等被砍掉；原來計劃請香港有經驗專家幫助管理，以及派送服務員到香港培訓等，也被認為“花費太大，沒有必要”，給反對掉了。

廖承志對北京飯店的批評，成了我“翻案”的資本。我在省委常委會上做了“傳達”，同時重提金陵飯店請香港專家管理和派人去香港培訓之事，借廖公之權威，把反對者的嘴堵住了，提議通過了。金陵飯店開張後的幾年中，備受中外賓客讚揚，在全國也獲得普遍好評，各地紛紛派人來參觀學習。這裡面有廖承志一份貢獻。

廖承志在家裡見我，方式很特別：他同時接見查濟民。查濟民是香港有名的華人企業家，浙江人。由於他又是我們江蘇省黨外副省長劉國鈞（以前江蘇紡織大財團的老闆）的女婿，我們曾經見過面。我知道，他是廖承志的老朋友。在廖承志家碰面時，我們雙方都有些意外。查濟民找廖承志要談的是有關中國收回香港時的建議，當時我去香港工作尚未公佈，他不知我為何始終在座；而我是第一次見頂頭上司，按照中共黨內的做法，上級要交代工作情況和任務，有一個黨外的香港人士在場，多有不便。

三人談話歷時一個多小時。廖承志把氣氛搞得很輕鬆。開始時他養的寵物——一條小狗跑過來，他摸摸它的毛，然後輕拍它的臀部，揮手說：“去！到外邊去玩。我們要開會了。”

廖承志手執查濟民給中央負責人——可能包括廖承志在內——的建議書，侃侃而談。查濟民看來花了很大功夫，建議書內容詳細廣泛，共二十多條，均屬政策性問題，廖承志首先表態：“建議書不錯。”建議書是英文，廖承志邊譯邊講，讀一條，評一條，“這可以，同意。”“這條某一點需要斟酌，這一條可否改一改。”等等，一氣呵成。他也不時看看查濟民的反應，然後又繼續下去。

事後我才理解，廖承志是利用和查濟民商討建議書的機會，既給查濟民以答复，講述了中共關於收回香港的方針政策，表達了對查的尊重，又使我比較全面地了解了黨對香港的主要政策精神，給我上了一課，可謂別開生面，一舉兩得。廖承志思想之開放、敏銳，風度之瀟灑，外語之熟練，談話之深入淺出，都令我深為折服。

廖承志以後幾次同我見面，也沒有專門談情況和工作，只交代我看文件找誰，了解某方面的情況找誰等等。我見他很忙，也就少去打擾。沒想到不久後六屆人大開會期間，他因心髒病突發，逝世了。後來我一直在想，如果廖承志在，我在香港工作的六年多，是否會是另一個樣？是否會提前離開？當然，這是無從回答的假設。

我這樣想是事出有因的。接任前夜，在北京接觸中央負責人多了，或明或暗，察覺中央一些人對廖承誌有所不滿。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習仲勳一次要我今後多向中央反映情況時漏出一句話：“廖承志很少向中央匯報。他壟斷港澳情況！”用語相當嚴重。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則要求我：“你能不能三個月內，向中央做一個較完整的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我作為任務接受下來，也完成了，此為後話。

還有一件在組織原則上很特別的事。諾貝爾獎得獎者、物理學家楊振寧，很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反映，香港有些人對香港新華分社不滿，說不能向中共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見。楊振寧建議：另設渠道。辦法是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學派個“訪問學者”，此人能直接向中央負責人反映港人意見。胡耀邦同意了，由萬里選人。選的是已故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他早我三個月去香港。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外，另一條直通中央胡耀邦、萬里的專線。在我臨行前，萬里見我，交代說：“中央認為這條線沒有必要了，決定交給你。”由此亦可見習仲勳所言“壟斷”，在一些中央領導人心目中的嚴重程度。
5
廖承志去世後，中央在姬鵬飛（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谷牧（國務院副總理）兩人中選擇繼任者，李先念力主姬鵬飛出任港澳辦主任。

李先念當時是國家主席，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趙紫陽為副組長。港澳工作也屬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管轄範圍。我和李先念過去在工作上接觸多，比較熟悉。早在他當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我當江蘇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時，在中央會議上就經常見面。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期間，華兼總理，李先念是當家副總理，兼管經濟建設；我已任省委第一書記，直接抓經濟工作。那時，我們是“洋冒進”錯誤的“共犯”。江蘇許多大的經濟建設項目，如南京的三套三十萬噸乙烯工程，就是​​李先念在上海時，經我當面要求批准的。江陰長山兩座九十萬千瓦的核電站項目——反“洋冒進”時被迫下馬，後來移至廣東大亞灣——也是他統一的。所以，李先念可以說是我多年的老領導。

人大開會期間，李先念身體不適，在家休息。我去看他，請求給予指示。一見面，李先念就說：“你去辦洋務，好啊，我支持！”隨即發牢騷：“你看看，他們計劃訂得那麼大，搞了幾個'洋冒進'了！那時還批我們！”我理解，他指的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他們當年為反對華國鋒的“洋冒進”，波及李先念；如今六屆人大提出的經濟建設計劃，規模遠遠超過“洋冒進” 。李先念當然憤憤不平。李先念說這話時把我也拉進他的“我們”裡去了。我點點頭，沒有說什麼。

“姬鵬飛、谷牧，哪個當港澳辦主任合適？”李先念突然向我徵求意見。

我事先對中央內部考慮的人選一無所知。不過，因為和李先念平時很熟，就毫無顧慮地隨口答道：“恐怕谷牧比較合適。”我同姬鵬飛、谷牧都挺熟，也並無任何成見，只不過感覺上似乎覺得後者更好相處些。

“谷牧是革命派（我理解即海外通常所說的'改革派'），我不欣賞！”李先念提高聲音說。

我還有點不知趣，堅持說：“姬鵬飛外交有經驗，經濟上還是谷牧……”

李先念沒有等我說完，打斷我說：“我還是主張姬鵬飛當。”

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姬鵬飛接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他成了我的頂頭上司。

6

五月十九日，新華通訊社正式向外界發布消息：人大常委會通過對我的任命——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六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會議期間，我作為江蘇省代表出席，但參加的是港澳小組討論趙紫陽政府工作報告等活動。同時，還列席全國政協港澳小組會議，探望與會的港澳委員，其中多是港澳社會的知名人士。李先念接見香港名流世家利銘澤，我也參加了。這些是我公開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身份，接觸香港社會的開始。

中央政治局委員萬里招待我去他在中南海的家裡吃飯。胡啟立有事找萬里商量，碰在一起。萬里喝了兩杯茅台酒，談到我去香港，說：“港澳工作'一左二窄'毛病不除，局面難以打開。”胡啟立點頭稱是。

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勳也邀我去他家談談，話題一樣，批評港澳工作'一左二窄'。他具體談到對過去廖承志“壟斷”港澳情況的不滿，同時批評香港新華分社前任社長王匡等太“左”，特別提到：“何銘思粗暴，在政協小組會上，不讓黨外港澳知名人士發言，隨便批評人家。王匡讓這樣水平的人當新華分社的統戰部長，還推薦他當全國政協委員，真不像話！”我當時還不知何銘思為何許人。習仲勳又說：“尚昆同志要我對你講，這樣的人，不要讓他當統戰部長了。”

楊尚昆（當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我以前在會議上見過面，我認識他，他是否認識我，就難說了。他著人通知我，要來看我。楊尚昆是黨內老前輩，軍委負責人。我去香港工作，他可能有任務要交代，我應當去請示，接受任務。我表示他來看我，不敢當，要求去看他。結果，他仍然來到我住的房間看我。至此我們才有直接的交往。

見面中，楊尚昆也批評了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問題，要我到香港後注意改正，否則香港工作打不開局面。

楊尚昆和藹可親，不擺架子；講話直率，坦誠，能聽進不同意見；對港澳工作關心、支持。我在香港工作六年多，每次我返回北京，或他南下廣州，有事無事我們都要見上一面。這樣，我們在公誼的基礎上建立了私交，彼此相當融洽。

後來在“六•四”事件中，他同意我的“遊說”，支持趙紫陽於先，但又鎮壓民運於後，這是共產黨專政體制的悲劇，也是楊尚昆自身性格的悲劇。楊尚昆的一位秘書私下議論他：“原則清醒，不能堅持。”我深有同感。有關情況，將在後文詳述。

7

上任之前，除了在北京面會有關中央領導人外，我主要作了兩件事情：休假旅行與閱讀有關文件、材料。養精蓄銳，準備一搏。

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同意我去香港之前，休息一個月。

參加共產黨四十餘載，終日忙碌奔波，沒有想過暫停工作，休息十天半月。只有兩次例外：

一九四八年在江蘇蘇北地區的新安鎮，我所在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與國民黨部隊激戰，一發迫擊砲彈打過來，我身邊的警衛員當場犧牲，我身上三處受傷，住院開刀，算是休息一個多月。

第二次不言而喻，是“文革”期間作為“黨內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被打倒時，“休息”的時間可謂比較長。只不過那種在“牛棚”裡的“休息”，比工作最緊張的時候還要難受。一個星期七天，一、三、五“好”派批鬥；二、四、六“屁”派批鬥——江蘇省當時“造反派”主要分兩派，一派誇他們奪權“好得很”，人稱“好派”；另一派斥之為“好個屁”，人稱“屁”派。 ——只有星期天讓我們這些“走資派”苟延殘喘一下。 “文化大革命”的確是“好得很！”“好個屁！”

如今我已屆退休之年，眼看要退下來了，本想這次真的該長期休息了，甚至打算好要趁腿力未衰，到名山大川悠哉一番；豈知黨中央又要我重新披掛上陣，而且新任務要求從頭學起，真是“老來重學吹鼓手”，又要過緊張的日子了。

因此，平生第一次向黨提出：休息一個月。休息的形式是到各地走走。

第一站是天津。市長李瑞環知道我要到香港去，在介紹天津經濟、外貿發展等情況的同時，希望今後在外貿和利用外資方面得到我的幫助。我對李瑞環說：“這是我的職責。天津市有什麼要求，你有什麼吩咐，我盡力照辦。”

此行我所到之處，各地負責人都盼望我到香港後，能為他們所在省市與香港及海外的經、貿交流方面做些事情。遊山玩水之外，聽取介紹成為不可獲取的日程。我從地方來，對他們的心情感同身受，決心今後在香港為內地多做些出盡改革開放的事情。

隨後取道西安，轉赴延安。延安是我年輕時嚮往的“革命聖地”，抗戰時期曾經投奔延安，走到半路被中共地下黨員說服，在河南參加了國民黨政府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創辦的“抗日青年軍團”接受訓練，進行工作，沒有去成。這次也算了卻一樁心願。身臨其境，見到以往只在電影、照片上見過的眾多革命遺跡，雖然敬意猶存，但看到延安地區依然保持著貧瘠落後的黃土高原風貌，結合自己大半生黨內外的種種經歷，又多了一種莫名的感慨。

最後一站是廣東，主要在廣州、深圳、珠海參觀它們的發展，珠江三角洲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又臨近香港、澳門，“近水樓台先得月”，再加上數千萬海外僑胞的關心、支援，正面臨起飛前夜，一片興旺景象，令人興奮、鼓舞。特區及廣東的許多方面都給我很大的啟發。同時，我預感到，前幾年處於全國領先地位的江蘇恐怕很快要被別人超過了，特意託人給江蘇省的領導班子捎話，建議他們帶領幹部到珠江三角洲和經濟特區參觀學習——到底是“舊情難忘”啊！

後來，省長顧秀蓮來了，但省委第一書記始終沒來。中共黨的體制，第一書記是關鍵人物，講的是民主集中製，實行起來，往往是第一書記說了才算數。我在香港幾年，眼看江甦的改革開放起色不大，內心雖是焦急，但礙於多種原因，欲助無方，徒呼奈何。

認識深圳經濟特區的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和副書記、副市長周鼎後，他們改革開放的精神，處事的魄力及勇氣，給我很深印象。當時有人批評梁湘：“深圳只對旅遊事業有興趣，不似蛇口，著重發展工業。”旅遊業當時還是新生事物，了解的人不多。我支持梁湘強調要發展“無菸工業”，並辦了全國第一間專門培養旅遊業人才的學校。兩人相談下，成了知音。他慶幸我到香港，抱怨王匡對特區不支持。成立經濟特區是中央的政策，我不明白王匡為什麼不支持。到香港後，聽到原《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講的兩個故事：特區成立之初，王匡評論：“多此一舉。”香港有商人要在特區搞一個華僑、港澳同胞死後葬身的墓地，王匡反對說：“出賣國土，喪權辱國。”如此上綱！真不可理解。

我佩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的開放、勇敢精神。當時北京方面，以及包括廣東在內的全國各地，對廣東、深圳特區非議甚多。有人還“上綱上線”，職責特區是“新租界”，“經濟上天，紅旗落地”，“幾十年鬧革命流血犧牲，換來了資本主義”，政治上的壓力很大。

任仲夷處變不驚，提倡“中央給的政策，要用夠用足”，遇事要“變通”，靈活運用中央政策，鼓勵和支持廣東幹部大膽放手創造，開創了新的經濟局面。廣東民間有新諺語：“遇到綠燈快步走，遇到黃燈搶著走，遇到紅燈繞著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反映了群眾對一些保守政策和橫加指責的巧妙抵制。

我和任仲夷談起這些，對此表示欣賞。他笑而不語，看來是默認、支持的。回京後我也向趙紫陽反映了廣東這方面的情況，表示欣賞他們抵制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的做法。趙紫陽同樣笑而不語，體現了一種理解、支持的態度​​。

8

胡耀邦叮囑我，上任前要“吃透”中央有關香港、澳門的文件。胡啟立介紹我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說那裡有全套有關文件。廖承志也向當時的港澳辦秘書長李後（後為副主任）做了交代。
我同李後是第一次見面。他冷冰冰的，臉上一點笑容都沒有，嚴肅得怕人。

李後找出幾份中央文件，帶我走進一間辦公室，可能專供外來幹部看文件用的，讓我在裡面閱讀，同時聲明不能帶出，不許摘錄。

我很專心地閱讀了兩個半天。再向他要，李後說主要的就這些，都看過了，讓我提出還想看什麼。真是見鬼了！我怎麼知道還有哪些文件？儘管我心中有些不快，但還是客氣地表示，既然主要的都看過了，那就算了。

奇怪的是，不僅李後，幾乎港澳辦的每一個我見到的工作人員，對我都沒有笑臉。我是一個人都不認識，見到誰都是笑臉相迎，點頭打招呼，可對方偶爾有人點頭回應，多數是毫無表情地看我一眼，即扭頭走過去。兩天來唯一見到的一張笑臉，是一個給我送茶水的女同志。

我的秘書也遇到類似問題。他辦理一些我們去港前的具體事務，也不順利，港澳辦的工作人員缺乏合作的態度。他問我：“港澳辦的人似乎不歡迎我們去香港。”我當即批評他：“不要胡思亂想。”
不過，我隱約感到，今後我這個派駐香港當地的“現管”同北京港澳辦的“京官”之間，弄不好會有些麻煩。

六屆人大閉幕後，我抵達廣州，準備赴任。在廣州，我抓緊不到十天的有限時間，連續了解情況熱身。

香港新華分社在廣州設有“後方”辦事處，對外用廣東省委第八辦公室名義。我請香港新華分社的幾位副社長，一天一人分別來廣州見面相識，介紹他們各自分管工作的情況。

第一個來的是第二副社長李菊生。他協助前任社長王匡管全面工作，並兼管外事、情報。我對他的介紹寄予很大期待。可是，他全面情況根本不講，自己主管的工作也講得很少，概念多於具體，叫人理不出頭緒。談話中，他還給我潑了冷水——我說起胡啟立要求，三個月內給中央寫一份關於香港、澳門情況和今後工作打算的比較全面的報告。他不以為然地冷笑說：“港澳情況復雜，我看沒有兩年，不可能有發言權。”聽得我目瞪口呆。請他提供港澳工委的文件，也推說文件都留在廣州存檔了，讓我自己直接找第八辦公室索閱。李菊生同李後一樣，不願提供便利。

其他幾位副社長見面時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對我態度不冷不熱，介紹內容不生不熟。

這使我想起了行前在北京有人的告誡：“廣東有些人地方觀念和排外意識很強，你這個'外鄉佬'可要當心。”還有人指出，香港新華分社的負責人，幾乎都是廣東人。那時我還不相信，幾天的接觸下來，開始有所體驗。

當然，也有例外。副社長李啟新，也是廣東人，就相當熱情、誠懇，詳細介紹了他主管工作的情況和我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是老華僑，老資格的共產黨員，曾在馬來西亞共產黨中任過要職，當時是港澳工委（中共香港澳門工作委員會）的常委，分管港澳地下黨的領導工作。直接向廖承志負責，也接受王匡的指導。李啟新批評王匡：平時多半不聞不問。不過，李啟新七十開外，當時已決定同王匡一起退下來。此外，新華分社留守廣州的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熱心地向我介紹了一些情況。

從李啟新的介紹中，我了解到，香港黨組織分成兩部分，一是李啟新領導的當地地下黨員，另一部分是新華分社本身及中央各機構派駐香港機構的黨員（身分也不公開），由港澳工作委的組織部領導；副社長羅克明主管。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分成兩部分，管理和整合都存在不小問題。後來，我上任之初立刻進行內部整頓，將港澳黨組織合二為一，主要就是受了李啟新的啟發。

在廣州期間，本來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的人對我的幫助反而很大。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大力支持我所提出了解港澳情況的要求，他不僅自己向我介紹香港、澳門的情況，還找來了一些曾經在港澳工作過的人，為我做介紹。其中一位，是曾經任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多年的梁威林。

梁威林很熱情，和我交談的時間也比較長，向我介紹了不少香港社會的情況。可是，對於我很希望從他那裡了解一些北京領導人提及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具體情況，他卻一再迴避。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就是“文革”中所謂“反英抗暴”[注]運動的領導者，本身便是在香港搞極左的代表人物之一。

總之，上任前的“熱身”，由於時間有限，又有種種阻礙，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我只有鼓足勇氣，“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了。

注：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反英抗暴”事件，這是左派人士的說法，一般香港人稱為“左派騷亂”，也有人把它叫做“香港式文化大革命”。因為當時左派群眾的情緒、行動與當時大陸正在進行的“文革”如出一轍。

六七年五月六日，九龍新浦崗“香港人造塑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香港警察對工人進行鎮壓，左派人士同情工人，絡繹不絕前往慰問，變成向港英抗議的示威行列。狂熱的人群手持《毛語錄》沖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牆壁貼上抗議書和大字報，一如國內紅衛兵的行動。

港府出動大批警察和防暴隊鎮壓，雙方衝突擴大，左派人士提出“愛國無罪，抗暴有理”，組織“各界鬥委會”，發出“立即行動，準備戰鬥”的緊急號召；後來又號召罷工、罷市，又遭受港英政府更大規模的鎮壓，事情延續約三個月才結束。

這次事件，是在當時港澳工委書記、新華分社社長梁威林，常委、副社長祁鋒直接領導下發動的。後來，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批准，糾正了這一極“左”錯誤。責任在中央的“四人幫”：文革領導小組，直接責任在港澳工委的領導人，但由於王匡、李菊生奉命批判這一錯誤時，沒有明確指出責任在上面，基層黨員原以為是抗英愛國活動而參與事件，遭港英逮捕下獄，還有的被資方解僱失業，卻被批判。這是港澳地下黨員長期精神不振的主要原因。

9

帶著滿腦子的新情況、新概念以及許許多多的疑問，一腔迎接新挑戰的興奮和激情，我終於踏上了正式赴任的路途。

同行的本來還有三位新上任的副社長，一個叫李儲文，原是上海外事辦公室主任；一個叫陳達明，原為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另一個是鄭偉榮，廖承志的秘書。中央讓他們在六屆人大閉幕後，來廣州同我回合，同赴香港。可是後來廖承志突然病逝，鄭偉榮在北京幫助料理後事。陳達明是廣東人，久離家鄉，希望多留幾天，訪親拜友，我同意了。結果，最後同行的只有李儲文。

據中組部長宋任窮介紹，這三人都是廖承志推薦的。我以前則對他們的情況一無所知，連名字都是陌生的。

李儲文從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黨員，“文革”中暴露身分。有人據此不同意他去香港工作，擔心對外影響不好。但他英語好，有外事工作經驗，廖承志堅持要他去香港新華分社。陳達明曾是廣東東江縱隊九大隊的政治委員，廣東、香港關係多，情況熟，英語也不錯。我在廣州同他們初次見面，兩人都文質彬彬，給我好感。動身前，我接到中央組織部通知，鄭偉榮工作有變，不來香港了。不知是什麼原因。

六月卅日我乘上廣州——香港的直通列車，走上新的工作崗位，車到羅湖橋，中國乘警在橋這一邊下車，港英警察在橋那一邊上車。

當列車隆隆作響地駛過羅湖橋時，我想到自己：是出使？不是。中國不承認香港是殖民地，但實際上，英國管治香港已一百多年了，這是個不是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

過了羅湖海關，已是英國國旗高掛，火車行不多遠，又看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飄揚。

一個特殊的地方，一個特殊的職務，一個特殊的使命。

我有點心不在焉地聽著隨行人員的介紹，一路籌劃著如何在香港打開新的局面，應對不測的風雲。

第二章 初到香江

  　　
10

列車緩緩駛入香港九龍紅磡車站。

陪同我和李儲文到香港赴任的，是廣東省委第八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廣州的後方機構）主任李相國。

動身前，李相國通知我，第二社長李菊生會到車站接我。

火車停穩後，我看到新華分社副社長李啟新、曹維廉、港府政治顧問麥若彬（現英國駐北京大使）在月台等我。李菊生並沒有來。

和麥若彬在火車站貴賓室寒暄幾句之後，他們告訴我，一群香港記者在大堂外等候，可能要我​​講幾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立即說“不接受采訪”。

當我隨著新華分社保安人員匆匆步出禁區時，沒想到香港記者一下子便圍了上來，保安人員和我走得很快。他們也追得快，邊追邊問：“你為何來港？”匆忙之間我只好從實說：“為祖國統一而來。”沒想到我到港第一天在紅磡火車站的首次亮相，給香港人的印象竟是個大陸“土”高幹。

幾十年來，我從未穿過西裝。即使七十年代出國幾次到羅馬尼亞、澳大利亞、日本訪問，穿的都是“中山裝”。八三年春節前，心血來潮，在南京做了平生第一套西裝，做好了一直放著沒動。來港上任，把西裝也帶過來。動身前一天，首次穿上，並請李相國品評。那幾天，李相國很照顧我，為我打點一切，李相國看了，很正經地說：“不行不行，這是冬天的料子。”其實，這不僅是冬裝，而且是很不合身的冬裝。鏡子裡，我看到衣服既肥且短，十分難看。一時無法，便打開衣箱找，李相國指著一件短袖襯衫說：“這件可以。”第二天，我就穿了這件香港傳媒稱為“夏威夷裝”的短袖襯衫來港。我夏天經常戴墨鏡，赴任這天，我也習慣性地戴了。

想不到這身打扮竟變成話題。當時有報導形容：“當他步出紅磡火車站時，他的打扮令人生疑，他戴著一副黑眼鏡，身穿不稱身的襯衫，披著一頭亂發，完全是一個共幹的典型打扮。”

社會上對我戴墨鏡反應很強烈。一些報刊專欄著文正面規勸、側面諷刺都有，新華分社也接到多封“人民來信”，建議我摘掉墨鏡。信中指出：“在香港戴墨鏡，人們一般視為黑社會人物，有損中國政府乾部形象。”當時，在大陸，高級幹部夏天戴墨鏡很普遍，想不到在香港成了嚴重問題。這使我強烈意識到注意形象絕不是只關個人的小事情。

在形象問題上，《百姓》雜誌社社長、資深記者陸鏗還為我上了專門一課。經過社內一個較開放的同仁的介紹，我會見了陸鏗。這是我們第一次會面，我知道他坐過中共廿多年的牢，有意讓他多講，給他發抒一下。兩個多小時的會談，多是聽他的。陸鏗姿態高，不提個人恩怨，所談多屬批評中共之意見。最後，他直率批評我不懂資本主義禮儀，特別指出我有時見客不打領帶之不當。他說：“資本主義社會很注意形象，您的意見要人能接受，影響上佔的分數很高。美國總統雷根每次見記者，上電視發表講話，都有專門的形象顧問負責為他打扮。“這是我聞所未聞的，我當即真誠地表示：”謝謝你的好意見。“以後，打領帶就成為我見客的必修課了。

到港第二天，頭一件事便是到國貨公司做了一套西裝。用國貨公司發給新華分社人員購貨的八折卡，花了六百元港幣。我感到很不錯了。可是過了不久，有個乾部好心地對我說：“外面有反映，說你的西裝式樣陳舊，料子也差，不合你的身分。”我也注意到副社長們在機關里都穿便服，外出時才換穿西裝，且看來多屬穿著已久的。我在開會時談到這件事，大家認為靠現在的低薪，沒有辦法解決。國務院規定，副社長以上，每年每人補助一套服裝。在香港社會，特別是上層社會，衣著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還要轉換新款式，這個規定使我們根本無法適應。這次談論，雖然無法解決問題，卻增加了我的穿衣常識。一年後，經過爭取，徵得財政部同意，新華分社副部長以上乾部都有一套衣著補貼，副社長以上則增加一套。

不僅穿著打扮，連座車也有考究。行政處主管徵求我的意見，喜歡坐什麼型號的車，我回答他，在江蘇用的是日本車“皇冠”。還是用“皇冠”好了。他不同意，理由是“和社長的身分不稱”。有些地方的大門都進不了，要我坐“平治”。還問我座車用什麼顏色，我不理解，難道座車顏色也有什麼考究？他解釋說，原來社長們用的車是黑色，與港英政府高管用車同一顏色，港英政府的警署向新華分社保安部門提意見，要求改成他色，王匡社長沒有同意。他還介紹有關用車的安全問題，如預防港英政府情報部門利用保養、修車、停車機會，安防竊聽器，分社自設了修車廠、社外停車不離人等。我便說：“為了安全，可以不再用黑色，也照顧了英方要求。”

座車型號代表身分，還有兩個小故事。

八四年，有人願以九十萬港幣將一輛九成新的勞斯萊司車，指名讓給我，這樣的價格是非常便宜的。他是通過一位副社長向我提出的，指這樣的車“才合社長身分”。我謝謝他的好意，不能接受。李嘉誠更是一年內兩次當面向我建議：“以你的身分往來香港、北京，應有一架小型飛機，這樣便利得多。”這個建議較稱作勞斯萊司更不可能。我推託：“沒有小型號的噴氣機吧？”李嘉誠認真地說：“有，性能和大型的一樣平穩。”我理解他的好意，以暫時沒有迫切性，謝謝他的關心。
八三年九月，我乘回內地述職之便，花了十幾元人民幣，在南京買了一副平光鏡，國慶前夕，我又花了八百元港幣，做了一套西裝。在“十•一”國慶酒會上，我帶上新眼鏡，穿上新西裝“亮相”，果然，朋友們看了稱讚有加，一些專欄作家以及“人民來信”稱我“從善如流”。一位專欄作家甚至估評我的新眼鏡要花一千港幣，我為自己的形象能獲得香港社會的接受而高興。

11

我做過地方工作，帶過兵，打過仗，每到一個新地方，都要先看看“地形”。到香港頭兩個多月，香港島、九龍、新界，能通汽車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會注意的，首推九龍城寨。

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九龍北部，即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區，清廷堅持保留九龍城寨不讓​​，派官員鎮守。但租借第二年開始，就沒有再派官員駐守。關於城寨的管轄權，晚清至民國初年，交涉頻仍。由於城寨地位特殊，港英政府人員不能進入，成為三不管地區：國民黨政府不管，中國政府不管，英國政府也不能管，成為“黃、賭、毒”肆虐地區。

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是老香港，他對城寨情況比較熟悉。我提出要去城寨參觀，請他介紹情況。他告訴我，現在城寨黑社會勢力已減弱，“黃、賭、毒”情況較前改善很多，“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是居民自己成立的自治社團。城寨裡有幾個中共黨員，和自治組織的秘書——自治社團實際負責人，私人關係較好。他認為，我去參觀，安全不會有問題。

八月七日我在辦公室主任陳偉陪同下，驅車前往，我們在城寨邊下車，步入狹小街道，只見兩旁樓房破舊，抬頭望去，上空被床沿、走廊蓋滿，黑暗潮濕，一線天空也看不到。保安人員不讓​​我停下來去找居民訪問。走不多久，出乎我意料，陪同的保安人員說，已經出了城寨了。我詫異地問：怎麼這樣短！陳偉建議去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訪問，我跟他沿城寨外邊街道走去，看到不少牙醫招牌。陳偉介紹，這些多為無牌照醫生，港英政府管不到，收費便宜。 “我們分社職工，也有到這裡看牙的。”

走過一道狹窄的樓梯，在一間約十多平方米的房間裡，見到自治組織的辦公室秘書劉子群，他年輕精幹，熱情地接待我們。他說居民比較團結，但生活條件差，飲水特別困難。在居民申請下，港英政府也曾解決了一些問題，但與實際要求差得很遠。我同情他們的處境，表示在現在情況下，還只能靠他們自己向英國政府爭取改善。我也考慮適當時候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但當時沒有公開承諾。劉子群還說，不少大陸逃港居民擔憂九七後，會遭“秋後算帳”。也擔心將來香港同胞會歧視他們。我知道香港不少大陸出來的人，都有這種顧慮，就利用此機會說：“香港市民同大陸來港人士都是同胞，香港很多市民本來就是從大陸出來的，大家要團結起來，來了就來了，不管什麼原因，只要贊同祖國統一，就是愛國的，就是在大陸有問題出來的，也不會'秋後算帳'。”

新華分社內專責新聞通訊的機構——“小分社”的資深記者殷新誠陪同我一起訪問。原來約定，此行只發“內部參考”，不發新聞稿，他聽了我這一段講話，建議發新聞，對安定從大陸出來的人，可能起些作用。我感到他說的有道理，同意了，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層浪，竟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第二天，香港多數日報在主要地位刊登了這個消息，有些報刊還發表評論。同天港英政府發表聲明，指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非註冊團體，其會員數目及選舉程序亦無記錄，並說政府對城寨居民情況向表同情關注，因環境所限，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受到限制等。聲明特別強調，我在訪問前，沒有知會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即到城寨邊沿地區“視察”，還許諾改善對城寨的供水。想不到，我的訪問還意外地使居民改善了生活條件。

港英政府的反應，顯然過份。城寨屬中國地方，社團為何要向你英國註冊？我“跑”了香港那麼多地方，沒有觸犯香港政府法令，我到中國城寨參觀，為何須“知會”港府？

我和新華社外事部商量最後決定對港府聲明“置之不理”。但外事部提醒我：“還是向外交部報備一下為好。”我同意，用分社外事部名義發文向外交部報備。

對於輿論界的批評，宣傳部認為有些報刊為了配合港英，對我這次訪問批評得過份，主張“反擊”。我初來乍到，不知深度，不僅同意，還主張對過份者可以點名反批評。從而又引起反批評，說我們“隨便給人扣帽子”，反應很差。

我接受教訓，與宣傳部商​​量，以後對批評謾罵中國共產黨的文章，一般不做反批評，特別是點名反批評，須採“正面宣傳”作法。我體會到，大陸、香港一個樣——越批越香。

我以為事件就過去了，九月回北京述職，去看望國家主席李先念。

李問：“你去看了九龍城寨？”我答“是”。李先念說：“自己的兒子，為什麼不能去看！”我感到北京高層，似乎有人不同意我去城寨，對我有批評。李先念是在保護我，為我抱不平。
後來有人告訴我，港澳辦和外交部為此事都寫了報告，就是說，向中央告了我的狀。

接著又發生一件事，香港重光日（紀念二次大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英國政府重新恢復對香港統治的節日），副社長陳達明擬會同東江縱隊（共產黨抗戰時在香港附近的武裝游擊隊）在港同志，在新界抗日烈士紀念碑前參加紀念活動，工委會議研究後同意了。 《大公》、《文匯》等報做了報導，《文匯報》還發了專頁。當時我在北京開會，會上，李後將《大公》、《文匯》的相關剪報拿給我看，附有李後的批條：“請鵬飛、家屯同志閱，李後。”

我意識到，李後不同意陳達明參加紀念活動，不同意公開報導。我立即向李後解釋：“紀念活動，不違背香港法律，有助於提高香港同胞民族意識，是經過工委討論同意的，報紙這樣處理，並非工委授意，但我看也沒有什麼不妥。”李後聽了沒有表態，隨機將剪報拿給姬鵬飛看。姬鵬飛正在討論問題，只看了一眼便放下。我奇怪為何事情已發生了一個多星期，李後現在才發覺有問題？後來還是港澳辦的工作人員透露：香港有人“告狀”。

我開始意識到，我處在一個“內憂外患”的環境中。國務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在一次和我漫談時，帶開玩笑的口吻對我說：“香港碼頭這口飯，可不好吃呀。”
我理解他話的意思。

12

到香港後才知道，香港社會知道新華分社的人並不多，即使知道，大多以為它是個新聞機構，真正了解這個特殊形態組織的人很少。說是個新聞機構，但它發的新聞不多；說不是，出去的人拿出名片都說是記者、編輯；更多的人連名片也沒有，既不像記者，也不像編輯。總之，在很多人心目中，新華社很神秘。

新華分社同外界有接觸，但圈子窄，領導人也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我到港後，拜會一些外國駐港機構，包括領事機構時，發覺部分人士竟然不知道新華分社還負責外交職務。

一九六七年所謂“反英抗暴”（香港左派暴動）後，香港有些人對新華分社，對中資機構還產生恐懼心理，本地干部形容：“一個時期，中國的國貨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進去買東西，有些甚至繞道而行，避免接近。”“我們與外界接觸也不敢公開身分，社會上對中資機構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視心理，背後稱呼為'左仔' 。”

我問“左仔”是什麼意思，他們告訴我，這是“反英抗暴”後，香港社會對“左派”機構中言行“極左”的人的貶稱。他們還反映：社會上對新華分社有幾種形容，一種稱謂“城隍廟”。城隍是陰間小鬼的頭子，城隍廟既神秘又陰暗，顯然是個貶詞。

坊間還有一種說法是新華分社幹部不接近人，很少接受社會上的宴請，主動請人吃飯就更少。有人形容新華分社的人，是“屬虎的”，不請人吃飯，卻專門“吃人”，反映了同新華分社有來往的人的不滿。

在分社新聞機構和中資機構內工作的干部，也有不滿情緒。他們反映，分社領導限制他們活動，對大陸派出乾部如同對駐外使館外交人員，規定不許一個人單獨上街，必須三人同行，任何事情、任何關係都要匯報；香港本地干部也要匯報自己的行動。

這些人在社會上有家庭、親戚、朋友，怎麼可能有什麼行動、有什麼關係回來都要匯報？這是很難做到的，做不到，硬要做，因此機關人員很有意見。中資機構的人說，他們對分社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怕招惹是非。

這些反映，使我感到必須改變作風，讓新華分社和分社幹部同社會接觸，讓他們了解社會，也讓社會了解分社，了解中國機構的干部，只有放開幹部的手腳，廣泛開展社會活動，才可能把黨和政府的主張、政策，向社會人士宣傳，爭取他們接受我們試圖建立的新形象，包括幹部個人以及機關的形象。要香港社會接受我們這批人，我們必須地方化。必須與地方“同俗”。

當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李菊生說：“這樣做，會不會被資本主義融化？會不會庸俗化？周恩來總理曾提出，外派人員應該'出污泥而不染'，應該保持純正清潔。”

我說：“孤芳自賞只會脫離群眾，單只這麼一條原則不能適應香港今天的任務，要再加一條：'同流而不合污'，要適應這個社會，要迎合這個社會的風俗習慣，才能接近社會，進行工作。當然，對這個社會腐敗的、骯髒的東西，我們不靠近，不沾污。不僅我們，共產黨人排斥這些東西，我想香港社會正派人士也是排斥的。”

13

要打開香港工作局面，我知道必須解放思想，打破以往港澳工委在工作上“一左二窄”的種種設限和禁忌。

長期以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大樓被視為“深似海”的“侯門”，有人說，過去幾位社長大都是“閉門不出”的神秘人物，形容不免有點誇張，形象保守則無可置疑。我決定打破“侯門”，把客人請進新華分社里面。

我到港後十天，就在新華分社大樓裡設宴招待剛奪得世界超級女子排球賽冠軍的中國隊，藉此邀請了香港體育界的知名人士。

邀請香港人士進新華分社大樓，也不只是參加社交活動，更多情況下是為了交換意見。九月十二日，我邀請香港大學學生會代表來新華分社見面，陳達明、楊奇一起參加。這批學生是八月中旬來分社遞交請願書，對時局提了他們和中共不同的意見，並要求與我會面討論。我希望藉此會面，讓外界知道我們不只聽所謂“親中”人士的意見，也聽其他反對的意見。我耐心傾聽他們的意見，回答了他們提問的問題。青年們熱心社會，關心祖國，天真純情，十分可愛，和他們在一起，自覺也年輕很多。會上我首次公開表示，中共容許將來香港存在不同政見，“右派”可以繼續活動，出版報紙刊物，甚至批評中國共產黨。這件事報刊進行了廣泛地報導。

利銘澤是共產黨的老朋友，我六月赴任前，他到北京探望李先念，李先念接見了他，當時我也在場，後來李先念在中南海請吃飯，我們又再度碰頭，席間天南地北一番。

利銘澤回港後不久，心髒病突發，住進養和醫院，我得訊去看他，已是發病的第三天。利銘澤夫人告訴我，“利先生平常身體很健壯，過去也沒有發現心臟有病。他才住院三天，便要回家。”利夫人要我幫忙，勸勸利銘澤，再住院休息幾天。我進病房見利銘澤時，他已下了病床，坐著等我。我向他問好，他說：“我很好，他們太緊張。”我勸他留院多休息幾天。我說：“我看你紅光滿面，身體很好。老人家還是要多注意，越是身體好，越要注意，還是聽醫生意見，多休息兩天。”利銘澤很自信地說：“我自己有數，謝謝你的美意。”寒暄幾句後我便告退，利銘澤跟著出院回家。豈知，第二天他又心髒病發，終告不治。

他是我們的老朋友，老統戰對象，副社長祁鋒參加他的治喪籌劃。祁鋒提議我參加治喪委員會，當主任委員，但舉行葬禮儀式時，能否參與扶靈卻不能決定，因為這是沒有先例的。

港澳地區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國務院的代表。為一個過世的資產階級名人當治喪委員會主任，為他扶靈，做“孝子”（習俗上，扶靈者多是死者子孫），是否成為階級“立場”問題？祁鋒不敢做主。我想：既然可以任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何就不能扶靈？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

按慣例，這種事情須報北京批准，我擔心北京辦事的人又會有異議橫生枝節，就不提報此事，其他副社長也沒有提，決定就通過了。

七月十一日葬禮那天，用的是佛教儀式，我隨俗參禮，出席全部過程。扶靈儀式進行，我站在前排首席，扶靈共八人，有港府立法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等。我們緩步扶著靈柩走出禮堂。站立在兩旁參加喪禮的來賓肅默地註視者。

我思緒萬千，為了實踐一國兩制，我願意承擔任何風俗。事後我同幾個較談得來的同事半真、半開玩笑說：“萬一再搞文化大革命，香港這一段，恐怕說也說不清楚了。”他們說：“怕什麼？為了工作才這樣做，又不是為了個人。”

是的，我可能是第一個公開為資本家扶靈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黨內可能有人視為喪失階級立場。但利銘澤是我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去世了，我們應表達誠摯的懷念和敬意。我也希望香港資本家及市民看到，共產黨並非無情，是不能共處的異類。

參加唐翔千公子的婚禮，又是另一考研，唐翔千是香港滬籍富商，在大陸有投資，也是老統戰對象、老朋友。他公子結婚，送喜帖給我。我查問統戰部，新華分社慣例如何處理。他們說：王匡沒有參加過這種場合。這裡也有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為了表達中共實踐一國兩制的誠意，為了順應民俗，進入社會，我送了賀禮，也出席了唐府的婚宴。我記得婚宴在尖沙咀麗晶酒店舉行，當日宴開百席，賀客盈門，熱鬧非常。唐家見我參加婚宴，欣喜非常。我自始至終出席了宴會，觀了禮、聽了歌、看了舞、吃了菜，盡興而歸，心中坦然已沒有什麼顧慮了。

為了爭取接觸社會，融入社會，很多場合如某些公司企業開幕或週年紀念、建築物平頂、展覽會開幕、酒會宴客、體育比賽、戲劇活動，我都出席。

八四、八五年的時候，此類活動一年出席五百多次。我動員大家改變作風，多參加社會活動，多接觸社會人士。特別希望中資機構的負責人，他們生意來往多，接觸人也多，我不要求他們見人就談政治，能多交朋友，就是工作。

我也入境問俗，逢年過節，對重要的朋友和統戰對象送禮問好，一則聯絡感情，一則也​​讓對方覺得受尊重。開始時我請統戰部門擬了三、四十名對象，送中國名產水果，荔枝上市送荔枝、哈密瓜應市送哈密瓜。這是大陸出產水果中，少數可送人的禮品。香港水果供應豐富，世界各地的水果應有盡有，但大陸產水果，有資格上席面的只有兩個半：荔枝、哈密瓜，還有半個是天津鴨梨，這是大陸多年執行“以糧為綱”方針，忽視水果培植，品種退化的惡果。

隨著朋友越來越多，送禮對像也擴增至一百人。每年春節、元旦，必發賀年卡，從一千多張增至三、四千張，對少數社會名人我們又贈送牡丹花，送果送花對象，包括港督、布政司等港英政府高層，這都是新華分社過去未曾做過的事。

香港社會交朋友、談公事，談生意，多通過吃早茶、午餐，更多是晚飯進行。我在工委會上提議，要將主動請人吃飯，也接受被請，列為我們主要的工作方法。並規定分社領導幹部及各部的負責人請客人吃飯的標準。

有專欄作家嘲笑：新華分社把毛澤東的“紅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戲改為“革命就是請客吃飯。”我不以為忤：一字之改，改得好，改得符合實際。

在吃飯當中，做工作交朋友，開始我很不習慣。

廣東菜有許多我都不能吃，像香港名貴的石斑魚、老鼠斑，我都不吃，我只吃黃魚，後來有幾家我常去的酒樓知悉，在上魚時，專為我做道黃魚，變成吃“小灶”。黃魚在香港是上不了正席的，我只好自我解嘲說：生來“窮嘴巴”。我也不太能飲酒（不像周南到港上任後，大杯豪飲XO）。

“吃飯”不久便變成很重的負擔，不但中午吃、晚上吃，有時還要一晚趕幾場，令我經常是藉吃飯來談事。每次吃飯，我若非主人就多是主客，如主題已講過，必須不斷找話講。政治話題，客有問，我必答，客不提，我不講，不隨便令宴席氣氛政治化，是我到香港後學到的經驗：只有不停搜肚刮腸，鍛煉閒侃的本領。結果每次吃飯嘴巴用來“吃”的時間少，“說”的時間多，這是我過去未曾經歷過的訓練。

至今我仍認為這種作法相當重要，效果很好，周南上任後批判我鋪張浪費，我認為這是歪曲事實。我到美國聽到這說法後笑一笑：他們既批判了，就應該完全放棄這作法，周南能做到嗎？周南在新華分社這幾年，不是還在“吃吃喝喝，鋪張浪費”嗎？

14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的名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整風”運動後，成為我黨性的一部分。從那以後，我做過政治、軍事、經濟、科技以及地方上的黨政領導工作，每到一個新的工作崗位，每接受一個新的任務，每接觸一個新情況我都會全力以赴，都要先調查研究一番。

來港前，我對主管香港事務那些同志介紹的情況，深感不足，覺得介紹浮面現像多，深入分析少。例如，他們估計香港同胞普遍擁護香港回歸祖國，並以英首相戴卓爾夫人北京談判回到香港機場，遭香港學生抗議為例。事實上，這只能視為學生的愛國活動，並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都讚成回歸。我到香港後，才知道香港同胞內心極為複雜，真正擁護回歸的並非多數。我痛感不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香港社會的真實情況，就不能正確決策，也就必定做不好工作。幾天后，在港澳工委的會議上，我提出重新認識香港問題，建議把調查研究列為工作的首要任務，要求大家都動手。
這時中英第二輪談判即將開始，新華分社作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派出機構，我認為調查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配合談判鬥爭，摸清楚英國將在談判桌上採用什麼戰略、策略，什麼戰術等，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可是李菊生不冷不熱地說：“我們和英國鬥爭，從來都是'後發製人'的。”當時我對分社的情報工作還不知底細，沒有和他爭論。

經過一個多月的了解，我知道在“反英抗暴”鬥爭後，我們的情報系統遭港英政權嚴重破壞，已無可能事先掌握情況。李菊生所謂的“後發製人”是完全被動的。

於是我在工委會上做了評論，我認為“後發製人”必須事先掌握對手的基本情況，知道其鬥爭策略、手法、步驟，而後製訂我方的鬥爭策略、方法、步驟，待對方出手後，予以還擊，才能主動地“後發製人”，控制全局。如果我們事先不知對方底細，待對方出手後，才一點一點明朗情況，再予還手，雖“後發”，卻不見得能“制人”，更無法主動控制全局。這種沒有主動權的所謂“後發製人”策略，應極力避免。

經過考慮，我決心從以下六個方面來加強分社的調查研究工作。

一、整頓充實政策調研室。剛開始，我對於由李偉庭負責的政策調研室抱很大希望，因為他們為中英談判，提供不少材料及建議，做了許多工作。但當我提出進一步要求時，往往感覺不足。
李偉庭他們蒐集的，幾乎都是公開材料，且缺少深入分析。例如，我要社會人物資料，他們只能提供報章雜誌的現成文章，卻沒有自己獨到的調查了解；對人的評論往往也浮於表面。

調研室人員當時所佔比例很大，新華分社全體只有百餘人，調研室就有二十多人。李偉庭凡事自己動手的精神不錯，但手下乾部只能聽命找材料，無法主動，即使從廣東調來幾個水平較高的研究員，也因李偉庭不放手的作風，無法相處。有一位實在無法工作，要求去香港大學深造，我無法挽留，只好放走。

拖了很長一段時間，不見改進，後來在起草基本法期間，我只好另成立調研小組，由喬宗淮、毛均年負責，配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八八年，又向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借調他們的高級研究員佐牧，出任調研室主任，李偉庭調任中區分工委書記，給他到基層鍛煉的機會。

二、要求小分社（北京新華通訊社在香港專門從事新聞工作的部門）加強採訪社會新聞，將不宜公開報導但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對我供稿，幫助我了解香港，還真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羅保動議事件中他們就為我提供了社會上罕知的情況。

我還要求“小分社”派記者參加我的一些公開活動，向中央發報有關工委和我的活動的“參考消息”。

根據我在江甦的經驗，地方上某些事件，由於種種原因，地方黨委一時不能或不宜向中央報告的，可以由記者發“內參”，這個方法有助中央領導及時了解下情，並且融洽地方黨委和新聞機關的關係。

三、擴大動員各機構參與調查。大陸派出的外貿機構，如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華潤貿易公司等，都設有調研機構，暗示發表調研結果對內發行，我建議他們擴大發行，供給有關中資機構閱讀，我還將其中有價值的資料批示給工委編輯的刊物《香港參考》轉載。以便讓全國省部級的領導幹部都有機會看到。

四、為了加強掌握國際經濟信息，我決定成立“東南經濟信息中心”，蒐集世界經濟訊息，研究後提供見解，供工委、北京領導機構及國內有關單位參閱。

“中心”並接受委託，提供調研服務，打算由研究香港問題開始，再逐步發展成類似美國“藍得”研究所的研究機構，成為國際經濟、金融研究的權威。

我選擇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的弟弟楊振漢負責，出任“中心”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董事長由我兼任，但不對外公開。可惜的是，九零年周南上任後，以一句“不務正業”，把“中心”解散了。

五、編纂《香港概論》。當時中央宣傳部要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由部長鄧力群主編，各省、市分工寫自己省市的專冊，要求我們寫香港分冊。我支持分社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楊奇的主張，編纂《香港概論》，作為《大百科全書》的“附冊”，以示區別（因為香港尚未回歸，出“分冊”不宜）；同時還可以結合我們試圖重新認識香港的要求。

楊奇約請了內地與香港二十餘位專家學者專職編撰。經過三年努力，他們交出上卷經濟篇初稿，我參加討論，肯定他們的成果，也提供修改意見。

來美後我曾擔心能否出版，可能周南還未曾有暇顧及，終於看到它問世，很興奮。前不久，又看到下卷出版的報導，我托友人郵購，一氣看完，感覺基本上做到了“比較全面、系統、客觀地介紹了香港現況及其歷史背景”。然而看到金應熙教授名字加上了黑框，不禁黯然良久。一個默默耕耘，頭髮花白，面布深思皺紋的學者面孔，不斷在眼前閃耀，他對《香港概論》的貢獻，人們是不會忘記的。

遺憾的是，在一些篇章的敘述中，滲入了某些當前“左”的觀點，我相信，這絕對不是原作者們的手筆。

六、整理情報機構。中共中央規定，鄧小平也指示，中國駐外機構不搞情報工作，但香港新華分社不在這範圍內。

中共在香港的情報組織，以往頗有基礎，港英政府內部，有較高層的關係。例如目前廣東省某位省級官員，就層在港英政府任高級警司，因暴露身分撤回大陸。

大陸在港澳的情報工作，也滲入台灣在港澳的特工人員內。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陸公安部門靠港澳情報，對台灣派遣到大陸的特工活動，了若指掌。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及中外記者在香港稱作印航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去印尼參加萬隆會議，台灣方面認為周恩來在飛機上，趁飛機在港停留時放置定時炸彈，台灣這項行動事先已為中國獲悉，通知英國註意預防，英方不信，結果出事。

飛機爆炸後，大陸又加強對臺情報工作，記不清哪一年的國慶，台灣擬趁遊行活動，毛澤東登天安門城樓觀禮的機會，謀殺中共領導人。大陸據香港情報偵知情況，在台灣特工人員從香港攜帶武器過羅湖橋之後，即予逮捕。那幾年，台灣特工進入大陸，多隨即被捕，港澳反特情報工作，做得很有成績。然而“反英抗暴”時，對台的情報工作也遭嚴重破壞，重建也沒有達到原來水平。

在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中，港英政府大肆逮捕了三千多人入獄，香港地下黨員及情報組織成員為港英偵破極多。在港英政府內部、社會各方面的情報組織瀕於瓦解。

大陸派到香港管理情報工作的人員，大都安排在新華社內的保安部。成員來自公安部與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的任務主要負責新華分社（港澳工委）、中資機構的保安工作，也管理少數情報工作人員。國家安全部派出人員，主管社會情報工作。

軍事部門也有派出管理情報的人員，軍委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派出人員寄職在新華分社或中資部門。如總參派來某人，以新華分社文化體育部副部長面目出現，管理該部在港的情報人員。八十年代後期他年屆退休調回。又被派來香港，自組公司掩護其工作。

社會上的情報人員，他們滲透在社會各方面，多數是香港本地人，大陸也派出一部分。發展情報人員的慣用手法，是“派出去，打進來”。

有一個曾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議員的某人，通過關係請我到他家裡吃飯，要和我交朋友。我去了，坐下來才閒聊了幾句，他突然申明：“我不會給你們做情報。”我感覺奇怪，這人怎麼會這樣說話？既不禮貌，也不自重。我正經地回答：“我們是交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絕不會有對不起朋友的要求。”但更奇怪的是，隨後的談話中，他又講了不少港英政府內部，也可說屬於情報的故事。我深感香港社會的複雜，人們性格中的矛盾；同時也警惕到，我們發展情報人員是否過多過濫，引起如此嚴重的反應。

回北京我和人大副委員長彭沖談及此事，彭沖曾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主管過公安、安全、政法部門。離任後，因他好客，原下屬部門一些負責人還時常來往。這次談話，在座的有主管這方面工作的負責人，他們聽了我的故事，既嘲笑了“這位仁兄”，也感嘆香港的情報工作有些做法的不當。

據我了解，沿海一些省，如江蘇、浙江、福建的國家安全廳，一些大軍區如廣州軍區、南京軍區，都派有情報人員在港澳。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曾介紹軍區聯絡部長與我認識，要求我給他的情報關係予以支持。有些香港商人為了做大陸生意有靠山，也樂意接受。結果是多頭派出，管理混亂，數量雖多，質卻不高。一個關係替幾家做事，向幾家送情報，拿幾家的錢，我就不止一次接到幾家送來同一內容的情報，還看出其中有一份是我認識的人提供的。

我同分社主管情報工作的副秘書長商量如何整頓。他主管情報工作多年，有經驗，公安部已決定他退休，我取得國家安全部長凌云同意，留下他當分社保安部長。

我問他可否統一管理在港澳的情報工作，以加強香港方面，特別是高層方面的情報。他說，鄧小平也曾有過指示，對外情報盡量避免重複。

九月我回北京述職，將這想法向胡耀邦、趙紫陽、姬鵬飛提出，胡、趙要我提具體方案，姬則不置可否。報告送到中央後，我找安全部長凌雲、公安部長劉復之商量，他們同意合併，但條件是為了保密，有個別重要“關係”（特別秘密的情報人員）不交給工委，仍由他們管理。我表示同意，也提了一條：這些“關係”提供的有關港澳的情報，要送給工委一份，如含有內容不宜擴散的，可只供我一人閱讀。有關港澳的台灣情報，也按此辦理。他們也同意了。

軍事部門不同意合併，他們通過楊尚昆向我打招呼。楊尚昆派副總參謀長徐信與我商量，主張軍事部門派出單位，由軍方統一管理，不和地方合併，並說這是楊尚昆的意思。中共中央書記胡啟立、習仲勳為此對我打了招呼：“不好勉強。”我向徐信提出同樣要求，即有關香港情報，要送給我看。他也同意了。

地方兩大部門的情報工作合併以後，經過整頓，不斷改善，有了新的發展，在中英談判中做出貢獻，兩次得到外交部、安全部的表揚。但仍未達到反英抗暴以前水平。

作為新華分社社長，我在重新認識香港的問題上全力以赴。我幾乎調看了港澳工委歷史上所有的主要文件，對前任王匡他們“一左二窄”的錯誤作法有了更形象的認識，我還大量聽取匯報，深入了解下屬各部門的具體情況，換約見一些專家，請他們為我“上課”，增加知識。我把香港所有的報刊都瀏覽了一遍，了解全貌後選擇訂閱十二份港澳出版的中文報紙，連內地報刊在內，每天必讀二十份左右。又請分社宣傳部、外事部將每日的英文報紙社論及主要新聞譯成簡報供我閱讀，此外，還訂了十多種雜誌。

從我的沙發椅在六年內更換兩次，就可知我整天勤坐沙發閱讀傳媒材料的程度。每天早上起來，我先瀏覽大標題、要聞、社論。晚上酒店後或應酬以後，再用三至四小時邊看電視邊詳細閱讀，久而久之居然也能理解廣東話了。偶爾出差內地，回港後便要“惡補”。香港情況變化速度太快，幾天不閱讀報刊，便有脫節之感，非“惡補”不可。每日坐沙發數小時，八七年沙發坐壞換成皮沙發，不到三年，新沙發又給我坐壞了。

我閱讀報刊的方法，幾乎是遍及各版，不僅看新聞、評論，還看專欄、娛樂新聞，連馬經也掃一掃。一些看似不重要，實際很有用的情況，往往從中可得。讀“馬經”能知道社會上某些人士的脾氣、嗜好等等。 《信報》曹超仁的《投資者日記》，往往透露一些重要的社會、政治、金融動態。他講某些聞人，多用代號，如稱王某某為“紅色肥貓”，邵某某為“排骨”……。

香港還有一份半公開的小報，姑隱其名，它專好揭工商名人隱私，據說，有些知名人士因此曾被要挾。閱讀此報，可獲知一些坊間流行傳聞。例如它曾刊登大陸某公子在港奢侈、闊綽的生活消息，報導他有高級住宅、數輛名牌汽車、兩艘遊艇、高級音響、打高爾夫球入會費就花了一百多萬港幣等等。有人把這張報紙送到北京，趙紫陽、張勁夫都看過。某公子聲稱該報捏造，到處喊冤，聲明要上法庭控告它誹謗，後來不了了之。

此外我還廣泛接觸社會，與社會各方人士會談，不管他們說什麼我都傾聽，了解他們的心態。接觸越多，互信越增，了解越深，掌握的第一手資料越多。我就這樣逐步加深對香港社會的認識，也交了不少朋友。

15

奔波了三個月，對香港有了初步認識。九月中，帶著自己草擬的匯報提綱，回到北京。請示了耀邦同志，他請外事領導小組聽匯報。

匯報安排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三會議廳，外事小組組長李先念、副組長趙紫陽、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先後到場，胡啟立也來了。到會的還有國務委員、財政部長王炳乾及中央組織部一位副部長，他兩人是我向胡啟立點名邀請的，我持的理由是：要錢、要人。

會議由趙紫陽主持，他說時間只有一個上午，要我擇要匯報。

匯報圍繞三個問題：香港形勢、經濟情況、黨和乾部隊伍。首先報告香港形勢。我說，香港通報知道中央決定九七收回香港後，出現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現象。這種現像在中、上層社會尤為嚴重。基於民族大義，他們即使不贊成、口頭上亦要說擁護，至少也不好說反對香港回歸。但實際上，他們擔心九七後私人財產被社會主義改造、共產。擔心失去自由。此外知識分子怕“洗腦”，中下層擔心生活水平下降。據我這幾個月的接觸，香港多數同胞還不知道中央收回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少數知道的，擔心將來會變：他們對黨不信任。社會上瀰漫著一種世紀末來臨的氣氛，逃資、移民情況在發展中。

我注意到與會者都在專注地聽。

李先念插話：“逃資嚴重不嚴重，逃了多少？”

“根據我了解，情況是嚴重的。帶頭逃的是一些愛國資本家。中央負責同志請他們來北京談話，他們得到消息，回香港轉頭便逃。但據香港中國銀行的估計，進來的資金比出去的多，他們認為，只要香港繼續有錢賺，出去的還會回來。”

李先念再沒說什麼。

我說，這幾個月我接觸過很多香港同胞，包括不少中、上層人士，希望維持現狀，讓英國人繼續管治的不是少數。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就公開提出要中國當“董事長”，英國當“總經理”，這種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究竟是英國人的策略，影響了他們，還是英國人接過他們的想法，形成英國人手中的“民意”、鬥爭策略，我的看法是兩者皆有可能。我說，當前香港同胞正在“信中”還是“靠英”、留港還是移民的天秤上動盪、搖擺，加速分化、重組。爭取香港同胞信任，是迫切任務。

李先念聽到這裡，有感而發地說：“爭取人心，是第一要務。”

對香港經濟，我說六十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七十年代後半期“大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當前外在由於國際經濟因素，內在是港英的高地價政策，導致樓宇供過於求，加上“九七”因素，地產市場正處於低潮，香港消費市場亦受到拖累。趙紫陽插話：“地產活動，只是整個經濟其中一環。”

提到香港工業問題時，我說，香港工商界要我轉達，請求中央允許香港工業產品進口大陸。我解釋，工業是香港經濟支柱，讓工業產品開拓大陸市場，可令當前不景氣的香港經濟有所轉機。
李先念立即插話：“不行，香港應去找世界市場，國內市場有限，不要來擠國內的產品。”我理解他認為允許香港產品進口，會減少國家外匯收入，並影響大陸工業的發展。

我繼續說，香港經濟是殖民地型的資本主義，英資依靠特權、壟斷、控制不少經​​濟部門，處於舉足輕重地位。近十年來，華人資本崛起，他們不少依靠英國起家，現已逐步成長為英國資本的主要競爭者。東南亞華僑資本、台灣資本，以及其他國家、地區資本，都認為香港是容易賺錢的地方。 “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為他們帶來不同的憂慮和打算，要繁榮香港，必須爭取他們繼續在香港投資。我說：“我們考慮的方針是：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

胡啟立聽了很感興趣，他重複說了這二十二個字，和我一句、一句核對，做了筆記。

我對實施這個方針，匯報了初步想法。說到壯大香港中資企業時，我建議說到：可否學習香港商人改革進出口業務的經營。對投資房地產、股票、黃金等業務，進行試點，而後考慮逐步推開。
李先念立即回應：“陳云同志說，'肥水不落外人田'，國內資金還不夠用，哪有錢出去投資。”

此外，我又提到中國銀行做生意的手法太謹慎，生意對像只集中在中小戶，開拓大戶不夠，要改善。

對此，李先念、趙紫陽都沒有插話，散會後，趙紫陽個別做了交代：中銀的改革要小心，整個國家的外匯都靠它！

最後，我提議整頓新華分社、港澳工委的組織，改善乾部士氣低落，以及“一左二窄”的情況。要求中央批准擴充新華分社編制，增加經費，改革工作員工工資制度，逐步向社會工資靠攏。
趙紫陽說：“要人問組織部。”那位組織部副部長隨即問我：“要擴編多少？”我已估算了今後的工作量，回答說：“分社現在連看門、司機等勤雜人員只有百多人，難以應付今後任務，估算要五、六百人。”他囑我弄個詳細編制，讓他們考慮。 （結果認識編制後來擴充到四百人。）

要人後又要說錢。趙紫陽指著王炳乾說：“要錢，你找他。”王炳乾是鐵算盤，我在江蘇工作時，每年至少和他吵一次架：地方要少繳多留，他則要多繳少留，最後總是算不過他。他這次說得慷慨，笑著問：“你要多少，預算帶來嗎？只要先念、紫陽同志點頭，我給！”我也笑著說：“工作還未安排，哪來預算，你們給香港、澳門的錢也太少了，全年才給三千多萬（港幣），這點錢，就可以拿回香港嗎？”說得幾位負責人都笑了，趙紫陽也笑著說：“你向王炳乾開個價吧！我和先念同志都沒有意見，是嗎？”李先念笑著點點頭。後來，經常費、特費共給了三億多港幣。第一年，沒有用完，“盈餘”了一億多港元。

第二天，我到勤政殿見胡耀邦，簡要地匯報一遍。胡耀邦說：“你三個月內做到這樣的匯報，我很高興。港澳工作中央分工，先念、紫陽他們負責，以後你多向他們匯報就可以了。”接著我又去找也在勤政殿辦公的胡啟立，他邀我一起午餐。中南海的膳食供應，極為簡單，他們個別就餐，沒人一份，兩菜一湯，味道相當可口。我們坐下來邊吃邊談，我說：“你交代三個月要做到的任務，我總算勉強交差了。”胡啟立笑著說：“不錯！不錯！你想要人，我可以推薦幾個。”他問我要什麼樣的人，我說：最需要一個“二把手”，能夠幫助“管家”；次要的，是管宣傳的人才——“秀才”。他告訴我：“'二把手'中央正在為你找。”他倒想起一個做宣傳工作的人，向我推薦，說著便放下碗筷，寫了兩個名字給我。 （這兩個名字遞給中央組織部考慮後，結果只來了一個。）我將胡耀邦的交代，向他復述一遍。兩人又閒聊一會，很愉快地過了一個中午。

這次匯報，基本上得到中央肯定，三個多月的日日夜夜，沒有白費，興奮之外，更增信心。

16

回香港前，我專門去見了姬鵬飛。他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我頂頭上司。每次回北京向他匯報請示是必需的例行公事。

姬鵬飛的辦公室在中南海內。和其他幾位國務院副總理一樣，他的辦公室共佔三個房間。一間給他兩個秘書，一間會客兼作小型會議廳，一間姬鵬飛辦公用。三個房間都明亮寬敞，我們兩人談話，多在他的辦公室。

我向他表示，打算年底在深圳召開港澳工委擴大會議，落實對港澳黨組織的整頓調整，請他或李後屆時到會指示，他聽後表示同意開會，問誰來參加會議，“到時再說。”我又徵求他對我的匯報作指示。 （匯報會上，他沒有發言。）他說：“可以，先念、紫陽都講了，就按他們的指示辦。”

回港傳達後，工委擴大會的籌備活動隨即開始。所謂工委擴大會，即與會的不僅是工委委員，還包括工委領導下所有黨支部、黨小組的黨員代表，與會人員約有一、二百人。

我認為香港回歸祖國，任務光榮、艱鉅，一國兩制，又是一項歷史性創舉。中央港澳工作主管部門，港澳工委本身，竟無通盤部署，這種局面需要改變。

當時港澳地區黨內，新華分社內，幹部工作散漫，思想問題多，多數人工作上處於半盲目狀態，要他們做些什麼，無明確要求。正如一個企業，要辦得成功，必須明確目標，才能全力以赴取得成功。開擴大會議的目的在此。

開會的地點有人主張在廣州，我主張在深圳，我的考慮是，會議預計要開一個星期，與會者多是各單位負責人，如果期間單位有事，可以隨時回去。

離開香港開會，主要考慮是保密；即不能讓外界知道港澳共產黨在開會，也不能讓外界知道開會內容。香港太敏感！我考慮，這麼多單位負責人同時過關離開香港，能瞞得過港英政府？何況，港英政府有專門機構全天候監視新華分社和中國在港機構的電話，他們的情報部門也並非白吃皇糧，但事在人為，我們要盡力而為。

我們又擔心如果傳媒獲悉，向社會報導，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為了掩護，對外採用了一個經濟研究會的名稱。果然成功地瞞過傳媒。

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很幫忙，讓出新園賓館作會址，會期中要他幫助，有求必應，真的盡了我對他的要求：深圳是新華分社的“後方”。

最主要的籌備工作是會議報告，由分社代秘書長楊奇找人撰稿，內容以匯報提綱為基礎。十一月開會前幾天，看了初稿後發現無法使用。這不能責怪楊奇，王匡任期內，他雖然是代秘書長，但基本上“閒置”，辦公室主事的是號稱“二社長”的辦公室主任。此人和辦公室的秘書們看來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我只好用了幾個白天黑夜，自己重寫了報告提綱。

會議是在十一月召開的，我發表工作報告一天，接著分組討論。

港澳辦姬鵬飛、李後都沒有來，只來了兩位處長列席會議。不可能請他們在會議上作指示了。他們也聲稱沒有帶指示來。一年多以後，我方知姬鵬飛、李後故意不來。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工作報告，有幾個要點：

一、從中英公開談判香港回歸開始，到“九七”中國恢復主權十六年過渡時期，香港社會是處於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時期。爭取人心是第一要務。
二、過渡時期，中英矛盾是香港的主要矛盾。中國對英鬥爭策略，是通過和平談判，既鬥爭又聯合，通過鬥爭取得聯合，保證香港回歸，保證香港繁榮穩定。 （稍後，改“聯合”為“合作”，詞意更確切。）
三、依靠香港工人階級、依靠廣泛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是實踐一國兩制方針的兩翼，缺一不可。
四、宣傳愛國主義思想，一國兩制方針。在意識形態上求“大同”——愛國愛港、贊同香港回歸；存“大異”——可以批評共產主義、共產黨，可以宣傳資本主義，以及其他主義。
五、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維護香港經濟繁榮。
六、整頓黨的隊伍。在政治思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香港、澳門就是實行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香港回歸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保持港人高度自治方針。堅決客服“一左兩窄”錯誤傾向，要走出“左派”狹窄圈子，走向社會，深入各階層群眾，團結中間分子，爭取“右派”。
小組討論很熱烈。同意、補充的意見較多。部分本地黨員代表有異議。會上講出來的，主要是：第一類，對過去工作成績肯定不夠，責備多；第二類，有些話是中央沒有說過的，是否妥當，有懷疑；第三類，外界有人認為，我來香港後，新華分社成了香港第二權力中心。
討論結束，我做了“總結”講話。接受第一類批評，補充了過去工作成績部分。對第二類意見，沒有作解釋，留待未來實踐檢驗。
第三類批評，做了解釋。我說：作為新聞機構的新華分社，人們不可能視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作為國務院派出機構，它要代表國務院盡派出機構之責，進行一定活動，在當前中英談判回歸之際，香港同胞承認新華分社為祖國代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們爭取人們歸心工作的初步成果。在“九七”之前，新華分社不會，也不可能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侵犯港英政府對香港的管治。
會議休息期間，私下品頭論足的還不少。因此港澳辦的兩位處長，將這些議論，自然都帶回去了。
從我七月上任到工委召開擴大會議，糾正以往香港工作“一左二窄”的傾向，改變工作作風，希望能藉此打開局面，改變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爭取人心回歸。也期望通過這次深圳擴大會議，落實香港工作的全盤方針、政策，團結全體香港黨的組織和工作幹部，為保持香港繼續繁榮，貫徹“一國兩制”而努力。

17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有組織活動的歷史已很久，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依靠蘇聯援助進行北伐，從那時起，香港就有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的組織活動一直沒有停止。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公開成立八路軍辦事處，由廖承志負責。港英政府之所以允許中共機構在港存在和活動，是迫於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希望得到中共抗日武裝——東江縱隊九大隊的配合，保衛香港。香港淪陷時，中共游擊隊曾拯救了不少英國人逃出香港，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南方局曾設在香港。

一九四七年，新華社香港分社設立。同時中共南方局成立了港澳工委，以新華分社的面目出現，第一任社長是喬冠華，他也是工委的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南方局撤銷，中央委託廣東省委代管港澳工委。

文化大革命前，港澳工作一直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管理，小組長是廖承志，黨的工作由廣東省委管理。一九七八年，國務院成立港澳辦公室，廖承志為主任，直接管理港澳工作，港澳工委也改由中央直接領導，實際上是由廖承志代表中央領導。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八三年廖承志去世，我上任之前。
長期以來，香港始終是中共活動的重要據點。香港一直在英國管治下，中共只能秘密活動，是“白區黨”。新中國成立後，形勢起了變化，中國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但在處理上不得不有所改變。同時，隨著中國在香港的外派機構逐步增多，外派人員增多，黨員也增多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影響的發展，特別是中英兩國進行關於收回香港的談判以來，英國統治香港已時日不長，香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雖未公開活動，港澳工委的領導機關——即新華分社——的一些活動已經半公開化了。中共在港澳有組織存在，一直在進行有組織的活動，已成公開秘密。
中共港澳工委在我的前任王匡領導時期，領導班子的組成，有書記、副書記、工委委員，約四十人。工委委員中，除了書記、副書記外，還包括工委機關各部負責人、內地在港企業機構的黨員領導幹部。如當時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華潤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張建華，招商局代董事長袁庚等，都是工委委員。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對內是中央僑委在香港設的港澳僑務領導小組，其負責人也是工委委員。
在澳門​​，設有中共澳門區分黨委，直屬港澳工委領導。對外活動，由“南光有限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出面——這是澳門的特殊情況，葡萄牙澳門政府柯正平是中國政府代表。 ——分黨委書記是鄭華，他和柯正平都是工委委員。
香港共產黨的組織，在廖承志主管期間，大體分兩部分，也可以講分為三部分。一是當地的秘密地下組織，完全是地下黨的做法，通過個人單線領導，直接向廖承志負責。
另一部分是工委機關，即新華分社和中央及內地派出機構，派出人員中的黨員。中央有不少部門在香港有外派機構或外派人員。所謂機構，有大的，比如外交部外派的簽證處；有小的，如軍委總參在港有一小組，專門收集國外的書報、刊物。各省也有派出機構，往往是在他們組成的香港公司裡。這些黨員由工委組織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領導。

還有一部分是由中央僑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們管理的那部分黨員，他們自成系統，按照中國共產黨黨章，所有在一個地方的黨員都由當地的黨委或支部來領導，因此，僑委委託工委來領導這部分黨員，人事由僑委自己負責。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門有中共黨員六千多人，從內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當地黨員。
雖然這些黨的組織歸港澳工委領導，但實際上，當時的工委只能管理黨員的組織生活、學習、傳達中央的指示、新黨員的發展等。至於業務上、人事上一直是雙重領導。這種雙重領導執行起來情況很複雜，問題也多。比如王匡任內，曾打算由工委統一管理中資機構的一切工作，包括其業務部分，沒有成功。我到港後，也有人向我提出這一建議，我認為不可行。各中資機構分屬不同省、市和中央不同部門管轄，別講共產黨在香港處於地下狀態，我在江甦的時候，中央各部委的下屬機構也很難統管。他們對中央外經部業務的指示更尊重，因為他們要項目、要錢、要物，要靠業務上司。
我認為，只要求中資機構在涉及香港、澳門的問題上，接受港澳工委的意見，做到這條就很不錯了。
果然，後來在一些問題上，常有分歧。如工委從政治上考慮，希望中國銀行貸款給某人，開始還勉強做到，後來卻堅持要由北京主管部門批准。我們也不反對，雙方都向北京請示。可是要獲得北京批准很不容易，有些勉強同意了，意見卻很大，他們向中央告狀說，許某人“給我們的政治任務太多了”（指政治性貸款）。
其實，貸款基本上仍是按業務規則辦理的。無條件貸款僅屬個別現象。銀行要我代表新華分社做擔保，我照辦，出具字據。
到任後，為搞清楚“一左二窄”的具體表現，成為我和乾部及工作人員交談的重點。幾位原社長、副社長，大都沉默相對，不提供材料，不表態，部門的干部在會上見他們不講，也都不講了。個別談話時，少數廣東籍幹部也不肯講。內地來的干部可能“包袱”少，反映了不少事例。例如某人告訴我一個走極端的事例：
工委一度對贊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七十年代》（現改為《九十年代》）和《爭鳴》雜誌持支持態度。西單“民主牆”事件後，這兩個刊物態度改變，批評鄧小平的反民主言行。北京不能容忍，廖承志把王匡叫到北京，當面交代：“把他們徹底搞垮！”王匡回來要楊奇堅決執行。楊奇表示：在香港條件下，“徹底搞垮”有困難，而且和兩個雜誌以往關係較好，主持人都是“左派”的朋友，有的還是從“左派”機構出去的，還有個刊物原在“左派”印刷機構印刷，也不再替它們印了，想用這樣的手法來“摧毀”這兩個刊物。在香港社會，怎麼能做到呢？結果反而引起社會對這兩個刊物的同情，不僅本地，海外也一樣。兩刊非但沒有垮，反而提高了知名度，發行量有所增加，影響更為擴大，這種“左”派幼稚病的作法，連廖承志也不能免。
機關風氣保守，不倫不類。比如機關互相之間，文件上統稱“兄”，例如一部門稱另一部門“李兄”，保持地下黨做法。事實上，看了文件內容，就會知道“某兄”是哪個部門，文件洩露出去，一樣保不了密。部門之間互不溝通，把自己管的工作與“關係”，看作是個人資本，不允許別人過問，具體說法是“他不能插手”。這種作風，連工委一些主要領導人也不能免。
李菊生當外交官多年，實屬中共中央調查部管轄。後來中央調查部撤銷，轉歸國家安全部管理，是職業外交官，也是職業情報人員。在工委，他是第二社長，幫助王匡處理全盤事務，還分管情報保安工作。我遵中央指示，要糾正工委的“一左二窄”，除王匡外，他反感最大，只要會上提及有關反“左”反“窄”的事，他總是緊皺眉頭，板著面孔。見面笑容很少，嚴肅異常。他開會時也很少發言，有不同意見，也只簡單表達，給人一種冷眼旁觀的感覺。
我到香港前後，他從未向我主動介紹工作情況。他專管的情報工作，更神秘得一句也沒介紹過。

中英第二輪談判，李菊生是中方代表之一，以工委的副書記、第二社長身分安排他參加會談。按理，他是代表工委參加，就如尤德參加英國談判代表團一樣。 （中方不承認尤德代表香港政府，只承認他為英國代表，避免英方借“民意”為談判時的籌碼。）李菊生應該每次參加會談前，將本次會談主題內容、我方的鬥爭策略，向工委匯報，以便工委根據本地各方反應，提出建議，供北京參考；會談回港，亦應將北京對工委建議的看法、會談情況，下次會議主題，工委要為那些問題蒐集資料等事做匯報。李菊生從沒有向工委或我個人這樣做過，至於他有否以第二社長身分去蒐集資料或找研究室研究課題，我亦不得而知。

中英談判的情況，李菊生對我和工委是封鎖。我了解談判情況主要靠兩個渠道：一、參加北京召開的有關會議。二、閱讀外交部編印的“情況通報”（專供部長以上參閱的內部文件）。這種情況，至喬宗淮接管李菊生任談判代表後才改變。

李儲文和祁鋒合作，分管統戰工作。祁鋒在港工作十多年，工作關係較多。李儲文和他合作半年多後向我訴苦：祁鋒從不向他介紹情況與工作關係，什麼也不告訴他。李儲文抱怨，無法再合作下去。我說服李儲文：“他們幾位差不多，不只祁峰，我們不要受影響，要放手工作，有問題，我會支持你。”

在幹部使用上，原工委領導人有宗派情緒。我來港前就已聽說，他們搞“廣東幫”。七個社長、副社長，有三個是廣東人，他們的小圈子，連廣東省籍的干部也感到被關在門外，受歧視。

楊奇是代理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但王匡等對他並不信任。王匡如有事，不論公私，不找楊奇，直接交辦公室主任處理。機關內部，稱這位主任為“二社長”，對他意見很大，反映他眼裡只有王匡、李菊生。只要是這兩人交代的事，即使不符原則，他也會照辦。對其他人，則一律“不買賬”，對同級“目中無人”，對下霸道，分社做事務的員工，多是所謂“反英抗暴”中失業的地下黨員和“左仔”社團職工，這位辦公室主任對他們態度粗暴，極不尊重。被員工視為“虎”。

特別使人反感的，是不少干部反映一件事：有一位北京派來的外地（非廣東籍）副社長，與王匡等關係很緊張，北京將他調回內地。按規定，副社長持有外交紅皮護照，過海關免檢，多帶一些規定外的小件物品，一般不會引起海關例外檢查。主要靠持照人自覺。據說在王匡、李菊生授意下，辦公室有人寫信給深圳羅湖海關，檢舉這位副社長攜帶走私物品。海關因此搜查了他的全部行李，查出多帶了一塊手錶。海關上報到北京，這位副社長不僅做了檢討，還受到全國通報處分。當然，這位副社長多帶一塊手錶是不對的，工委領導人既然發現了，就應該與人為善，當面指出錯誤，幫他改正，可是他們竟然當面不提，背後整人。這種作法，在黨內、在同事中，很不光明磊落，連與王匡同過事的一些副社長，都覺得寒心。

王匡、李菊生還在內部搞情報，造成乾部人人自危。他們對某些人——特別是不為他們所信任的人，一言一行都持懷疑態度，向上打報告或小報告，甚至動員安全情報部門，對一些人設立專案調查。按中央規定，幹部管理，屬黨和政府的人事、組織部門，他們的日常工作​​、思想表現，由人事、組織部門了解。犯有錯誤，由人事、組織和紀律部門共同調查處理。情報部門沒有調查幹部情況的任務，除非干部有外逃、通敵等行為，否則情報部門不能對乾部作情報活動。我閱讀有關檔案，果然發現王匡、李菊生將一個有關在港高乾子弟情況的調查報送北京安全部。 （王匡有一個女兒，李菊生有一個兒子在香港，都沒有列入報告。）按規定，這種事可以調查，也可以向上級做報告，但這不是情報、安全部門的業務，應有人事、組織部門主管，屬“人民內部矛盾”，不能與“敵我矛盾”混淆。

他們又對代秘書長楊奇成立“專案”，指楊奇社會關係複雜，和港英、台灣等方面常有來往，懷疑楊奇傳遞情報。另外《文匯報》社長李子誦亦有“專案”，指李子誦接受台灣某高層任務，並有信件為證。被立了“專案”的還有外事部負責人譚幹，甚至安全部本身負責情報工作的XXX，也是他們懷疑的對象。依據是他和譚乾二人參加工委會議時，詳細做記錄。王匡等人規定，會議不許詳細做筆記，只能用腦。要做筆記也只能提綱式。二人不遵守規定，便懷疑他們為敵方做情報，成立專案審查，這種立案態度，是很不嚴肅的。

在香港做統戰工作，不接觸社會，不接觸各種不同的政治團體；做外事工作，不接觸各國政府在港人員，能團結絕大多數嗎？領導對乾部的工作接觸不放心，甚至懷疑，令幹部人人自危，擔心被誤解、被調查，工作如何開展？局面如何能打開？

我決定快刀斬亂麻。我在工委會議和全體機關幹部會上宣布：今後必須遵照中央規定，在內部不允許搞黨員、幹部的“情報”，調查幹部的工作、生活情況，不管什麼人，違者必究。但發現某人有叛逃、叛黨、叛國行為，可向領導人檢舉，也可越級檢舉。如果須進行審查立案，仍須經工委集體討論批准。就此安定了內部。

基層黨組織問題也很多，當地的地下黨員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發展的，年齡大、文化水平低、藍領工人多、分佈面不廣。在“反英抗暴”鬥爭中，相當多的黨組織暴露了，被破壞。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沒有。據李啟新向我介紹，地方黨組織分兩大線（即兩大部分，工委稱之為“線”），工業線和學校線，兩條線的主要負責人家裡，港英當局都曾安過竊聽器。其中一線的負責人，不僅家中被裝竊聽器，他的身邊工作人員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黨員情緒普遍不振，認為“反英抗暴”出於愛國，現在反而受批評，心中憤憤不平，工作沒有積極性，也不知怎麼做工作，發展新黨員的工作已有好幾年陷於停頓。

眼見香港黨組織和黨的干部處於這樣一個狀況，我感到十分焦慮，依靠這樣的隊伍來貫徹中央交給的香港回歸任務，實施“一國兩制”方針的試驗，太困難了。我下定決心要徹底整頓黨組織。

整頓從調整機關部門開始。工委經過討論，決定把統戰部改名為協調部，因為香港人對統戰這個名詞反感；把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統一起來；成立青年工作領導小組、婦女工作領導小組，以開展青年與婦女工作。最重要的調整是在港島、九龍和新界成立三個分區工作委員會，作為港澳工委的派出機構，領導這三個地區的組織和黨員，展開群眾、社團和屋邨居民工作。

對黨的基層組織也進行調整，改變了原來地下黨和機關、企業黨兩條線的做法，把兩條線合併起來，以期讓地方上的黨組織進一步發揮作用。估計港英方面已相當了解地下黨組織情況，繼續依靠他們來發展新的組織，不可能保密，因而改變原工委不准他們公開活動的決定，讓他們在公開場合下，不以共產黨員的面目開展活動，發揮作用。為了今後鬥爭的需要，有必要發展一個絕對秘密的新組織，決定在原地下黨組織裡，篩選一些估計港英可能沒發覺身分的黨員在社會中、上層做工作。這部分人仍然實行單線領導，採取地下黨嚴格的秘密做法。其餘的合併以後，歸三個分區工委管理。

隨著機構、部門的變動，對一些部門的負責人也作了相應調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門負責人。

這一次調整，使領導機構和基層組織都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整頓是不順利的。幾位原副社長實際上不肯合作，會議上，李菊生、羅克明討論問題不表態度，或對一些問題三言兩語、冷冰冰地持否定態度，如在工委討論設立三個分區工委時，李菊生只說了一句：“為時過早。”在楊奇真除（錄入者註：原文如此，疑為原書排版錯誤）秘書長的討論中，他和羅克明都不直接表示意見，只講幾句言不由衷的話。

李菊生等幾位不合作的態度，延誤了不少工作。中央書記處也知道他們和我“不團結”，我雖然反映過情況，但未提出改組要求。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問我：“為什麼不讓他們回來？”經他啟發，我正式向胡耀邦提出改組要求，胡耀邦原則上同意了，交代習仲勳與中央組織部和我商訂調整方案。

不久中央決定，李菊生、羅克明退休調回內地，當時副社長中，李啟新已退休，葉鋒另行安排工作，兩人已先行回到內地。副社長祁鋒和曹維廉經我要求中央後，繼續留在香港幫助工作，對內任顧問，對外保留副社長職稱。習仲勳推薦調澳門分工委書記鄭華到香港任港澳工委副書記，新華分社副社長，獲中央批准。澳門分工委書記一職，我建議調前深圳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周鼎繼任，時周鼎已調出深圳，傳說廣東省委準備向省政治協商會議建議他出任副主席，我徵求趙紫陽意見，他高興地說：“我正為他的出路發愁，你的考慮我贊成。”又說：“好是好，他經濟工作還可以，政治上經驗不夠。”我說：“政治上可以鍛煉嘛。”趙紫陽指示秘書打電話告訴中組部，說他同意這個安排；中央同意了。這樣，我的班子不再設第二社長職務，副社長從原來幾人（包括第二社長），減至四人，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包括部以上，從六十五歲降至五十五歲，具體情況是：

社長、港澳工委常委、書記：許家屯

副社長、港澳工委常委、副書記：李儲文、鄭華

副社長、港澳工委常委：陳達明、陳伯堅

港澳工委常委、澳門分工委書記：周鼎

中資機構的常委不變。

顧問（對外稱副社長）：祁鋒、曹維廉

秘書長楊奇獲真除（錄入者註：原文如此，疑為原書排版錯誤）並列席工委常委會。對部門的負責人也作了調整，主要是新設社長助理職務，人選包括：

譚茀雲、陳鳳英、王如登

副秘書長：喬宗淮、毛鈞年
幾個月後，祁鋒退休回廣州，曹維廉因心髒病發作，不幸在港去世。

第三章 中英談判內外

18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在我任職香港的第二天，中英兩國政府同時宣布：“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第二階段會談，將於七月十二日在北京舉行。”這一宣布，對當時正為香港前途持極為複雜心情的五百萬香港同胞來說，是一件有人欣慰、有人期待、有人焦慮的事情。對一直關注香港問題的本地及國際投資而言，也是矚目的大事。

十九世紀，滿清政府在英國的砲艦下屈服，鴉片戰爭後，先後同英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三個不平等條約，這就是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還有一八九八年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新界”及香港地區二百三十五個島嶼九十九年。憑藉這三個不平等條約，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迄今已有一百多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宣布不承認歷史上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所有不平等條約，自然包括這三個條約在內。但是毛澤東、周恩來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實行禁運和封鎖的嚴峻形勢，基於戰略上的考慮，決定暫不收回香港，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使香港成了中國對外幾乎是唯一的通道，對打破西方的禁運和封鎖，起了重要作用。

中美建交之後，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解凍，香港的特殊地位，進一步得到了利用。周恩來曾經講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做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建國幾十年，一直不收回香港的原因。

據我所知，中國並沒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英國談判香港問題的計劃。問題是英國提出來的。

一九七九年，港督麥里浩訪華，他向外交部提出：“根據《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將於一九九七年期滿，英國希望中國在九七年以後繼續租讓。”很明顯，麥里浩是來進行續約試探的。外交部對此沒有一點準備，請示中央後，才答复他：“中國要收回香港。”外交部還希望他在會見鄧小平時，不要向鄧提出這一問題。麥里浩仍然堅持向鄧提了，結果鄧小平明確地告訴他：“中國屆時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權。”麥里浩表示這樣做，香港人會擔心，鄧講了一句名言：“請香港的投資者放心。”請他回香港公開聲明。

鄧小平這樣一種說法，我估計當時中共中央已經有了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的構想。因為那時我還沒有參與有關香港的工作，這段歷史情況不甚清楚，但可以講，如果不是麥里浩來試探續約，不是英國首先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不會那時開始，很可能會推遲。

中英第二階段談判開始前，港督尤德從倫敦回到香港，記者們知道英國談判代表團名單中有尤德，並且排名第二，就在記者招待會上問他：“你是代表英國？還是代表誰？”尤德在記者的一再追問下，回答：“我以港督身分代表香港市民參加會談。”第二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即對尤德的講話予以反駁，聲明港督尤德只代表英國政府參加談判。

這是中英談判活動中，中方第一次公開進行反對英國“三腳凳”談判策略的鬥爭。北京會議上，我們曾議論到英方這一談判策略，結論是：英國企圖在兩國政府代表之外，擠進一個代表香港的席位；在會談中，借代表香港“民意”，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我們決議，中英談判，是兩國政府之間的談判，不容許有“第三腳”參加。香港回歸祖國，中國會徵集尊重香港同胞意願，那是中國政府應做之事，無需英國政府代勞。

為此外交部還拒絕尤德的談判隨員、港英政府的新聞處長曹廣榮，以港督私人秘書身分參加談判的入境申請。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下，英國駐華大使很快宣稱：英國政府不堅持曹廣榮赴北京參加會談。

這樣，幾經周折，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英兩國終於在北京台基廠頭條三號外交部賓館開始了關於香港問題的第二階段會談。

我開始接觸中英談判，是在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廖承志去世，姬鵬飛接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新官上任，第一次召集了由他主持的港澳工作會議。這是一種由港澳工作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小型會議，不定期召開，分析研究港澳情況，擬定港澳工作方針政策，供中央決策。

會議在中南海國務院第四會議室舉行，與會的除主持者姬鵬飛外，還有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鍾英，李後（李後這時已從秘書長提為副主任，乃兼秘書長），外交部副部長、第二階段中英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姚廣，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陳楚，我以即將上任的港澳工委書記、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身分參加了會議，陳楚開我玩笑，見面握手戲稱：“我們的港督。”

我這是第一次參加專門研究香港工作的會議，自認沒有發言權，主要是聽。

會議的主題關於中英香港談判問題，先談到英國首相戴卓爾給趙紫陽總理的一封信。姚廣讀了信，信中戴卓爾表示對中國主權的立場已有所了解，不反對中國以自己對香港主權的立場進入談判，並表示她本人願將香港主權問題交國會重新討論。

我知道，自八二年九月戴卓爾訪問北京，兩國高層舉行了關於香港問題的第一階段會談以來，中英一直未能開始正式談判。英國不願意交回香港，戴卓爾始終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

她訪問北京前不久，英國在與阿根廷爭奪福克蘭群島的戰爭中打了勝仗，她是挾勝利餘威到北京的。無形中表明了英國為了保持它的殖民地，甚至不惜一戰。她在與鄧小平的會談中，傲慢地表示，維持香港的繁榮，需要英國人留下來；並警告說，香港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鄧小平非常強硬地回答她，中國一定要收回香港，中國有信心，不認為收回香港會有災難性的後果；即使有，中國人也會勇敢地去面對。鄧小平還告訴戴卓爾：“中國希望和平收回，談判收回，如談不成，中國也要收回。”雖然沒有講用什麼手段收回，但意在不言中。

以強硬見稱的“鐵娘子”碰了這個“釘子”，精神恍惚，在走下北京人民大會堂台階時，跌了一跤，雖然這只是意外，實際上顯示戴卓爾受挫折之深。儘管她在爾後的記者會上仍然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聲稱：“從國際法論，這三個條約是有效的，我們的一切行動也是以這三個條約為依據的。”但她也不得不簽署表示兩國要對香港問題開始進行談判的聯合公報。

戴卓爾訪華之後，兩國外交部一直為談判程序交涉。英國堅持要把主權問題列入談判內容，中國則堅持主權不容談判，只談如何移交主權和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雙方僵持、膠著了半年多。

現在戴卓爾這封信顯示英國終於退卻了，不得不放棄“三條約有效”的立場。姚廣讀完信後，會場笑聲一片，都為這個結果高興不已。

英國政府為何放棄“三個條約有效”論？會議並未討論。會後，我與幾個當過大使的朋友一輪，得到幾點“共識”：

第一，中國雖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也並未主動提出提前毀約收回的要求。問題是英方首先提出來的。說到底，三個不平等條約是大英帝國不光榮的侵略歷史，在國際道義上站不住。

第二，中國不是阿根廷，英國無力用福島的方式，賴在香港不走。

第三，英方已知中國收回香港的“底牌”：採用“一國兩制”方針，這不僅可保持英國在香港既有的利益，還可以利用這一方針，爭取更多的利益。

第四，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讓香港回歸中國，避免中國採取其他方式，英國可以光榮撤退。

姚廣又把外交部正與英方就談判開始時間，以及談判代表問題進行交涉的情況，向與會者通報，大家都認為，中英之間可以開始正式談判了。

李後將港澳辦準備的一份文件發給與會者，是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收回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注]，對香港回歸和“九七”以後的香港政策，做了原則性的規定，既是和英方談判的根據，又是“九七”後實踐“一國兩制”的根據。

注：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十二條的主要內容是：（1）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2）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國防、外交由中央管理；（3）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終審權，現行法律基本不變；（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門任職的中外籍公務人員和警務人員可以留用，可聘請外籍人士擔任顧問或某些公職；（ 5）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依法保障居民的權利自由和私有財產；（6）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灌水地區的地位；（7）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卷、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港幣自由兌換，繼續流通；（8）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不向香港徵稅；（ 9）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同聯合王國和其他國家建立互利的經濟關係；（10）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 11）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負責維持社會治安；（12）中國將以《基本法》規定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及這些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五十年不變。

後來，我才知道，這十二條基本方針，是麥里浩訪京要求續約被拒之後，中央負責人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廖承誌等會見了幾十位香港各方面人士，廣泛聽取意見，有關部門又配合進行了調查研究，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的。

會議傳達了鄧小平對中英談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一、談判開始，不先談主權問題，先談九七年以後如何管治的問題；九七年以後的管治解決了，主權問題自然迎刃而解。這是中方主要的一條策略；二、談判日期要設限，訂八四年九月為最後期限，不能任由英國人無限期拖下去。要讓英方知道，屆時仍未談成，中國會單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具體的收回限期，鄧小平沒有講。會議上估計，一種可能是，如果談判無結果，到九七年七月一日強制收回；另一種可能是，加入九七年前，英國既不合作，雙方又談不攏，“他又在香港搗亂，'拆爛污'，或者香港發生意外的動亂或暴亂，那中國也可能提前收回，不至於搞到不可收拾。”（這是鄧小平的話）

鄧小平的這些策略，成為中英談判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兩國的談判活動基本上依次設計展開。

然而有些幹部對鄧小平的“談判設限”策略不理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梁威林、現任副社長的祁鋒，在廣州回答記者說，關於中方規定談判最後時間是屬於諮詢。受到北京有關部門的通報批評。

19

中國要收回香港，需要爭取人心，前提是要真正了解港人心態。多數港人看法如何？中國共產黨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

來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紹情況的人都講，大多數香港同胞擁護祖國收回主權；只有“極少數”不願香港回歸。

來港不久，我就感覺，這一估計和實際情況差距甚遠。我估計實際狀況是，相當多人不願香港回歸，但不便公開反對；只有極少數公開表態。

雖然英國殖民統治一百多年，香港一直是個華人城市，中國人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外國人不到百分之二，其中英國人只佔百分之零點幾。從民族感情上講，中國收回香港，港人應該感到高興。然而事實使我改變了看法。

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起飛，各階層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文化教育水準提高。英國殖民政府利用時機，改善和市民的關係，扭轉形象。在它的誘導下，相當多的香港人特別是在中青年港人中，產生一種“歸屬”的情緒，自稱“香港人”。我在和社會各方人士接觸中，有強烈感覺，不少人出口便是：“你們中國人”、“我們香港人”。似乎香港已非中國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獨立實體似的。

有一次，我接受某巨商宴請，他的三個公子在座。談到熱門話題收回香港，我解釋中國政策是“一國兩制”，一切不變，要變的只是港府英國國旗換中國國旗，英皇委派港督換成港人自選的港督，不再是英國殖民地。一位公子很不以為然地反詰：“那不變成中國的殖民地了嗎？”他那時腦袋中，已視香港非中國領土，自己是具獨立性的香港人了。

對於“愛國”，港人也有新的定義——這也是我的新知識。有一次，我和一些反對共產主義傾向的文化人接觸，他們告訴我，他們是愛國者，但愛的“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中國，也不愛國民黨中國”，“我們愛的是中華民族。”

香港五百五十多萬居民，約一半從大陸來。主要有兩次入潮，一次是四九年前後，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一次是史無前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期間，據說那次有六十多萬人。新中國建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也有不少人逃離內地移居香港。

這些從大陸移居香港的人，相當多數曾在大陸遭受過政治、經濟，以致精神、肉體上不同程度的傷害。所以香港相當多數居民中，存有“懼共”、“仇共”情緒。幾十年來，他們在香港立足生根，有些發家致富。中國要收回香港，他們第一個反應，便是會不會再來一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共產黨又要對他們“共產”。我和江蘇籍的幾位巨商比較熟悉，他們中有個第二代，更出言直率：“華人資本家怕共產黨，'上海幫'更怕。因為已經被共產了一次，餘悸猶存。”“你說一國兩制，不會共產了，毛澤東開始不也說，資本主義太少了！後來還不是'共'了！”當時，我只能解釋，共產黨已經接受教訓，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經濟發展，改革開放。

一些大陸出來的知識分子則擔心，“九七”後共產黨在香港搞政治運動，“秋後算帳”，他們有些已成香港文化傳媒聞人，在他們的製作言行中經常批評共產黨。大陸移​​民來的第二代知識分子，受西方教育，普遍擔心香港的自由環境能否繼續，相當多的中年人怕共產黨來對他們實行“洗腦”運動。

我感覺基層（香港稱“普羅”）階層多數有愛國熱情，但也並非全數真誠“擁護”香港回歸。即使“左派”陣營內的基層群眾，他們對“一國兩制”方針也有意見，認為“回歸不解放”，即不能和大陸解放後一樣，“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和平常不關心政治的多數基層一樣，他們擔心“九七”後，生活水平下降，對大陸“大躍進”後，向大陸家人、朋友寄送糧油視頻的記憶猶新。

這些“懼共”、“拒共”、“反共”情緒，在香港社會瀰漫著。相當多數港人開始希望英國人不要走，中共不要來。後見收回香港已成大勢，又希望英國人多留異端時間；或中國收回香港後，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國際共管”。

後來，港英政府公開打出“代議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內涵——以香港民意為基礎抗拒中國對港事的干預。中英開始談判以來，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參加，影響兩國談判，爭取有個好的前景。

英國在談判鬥爭中，採用的“三腳凳”、“民意牌”、“代議政制”等策略，我認為，是英國基於前述港人的情緒，並加以利用；既贏得港人的信任，打擊中國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中英在談判鬥爭中，“針鋒相對”，勢所必然。

英國政府常根據談判鬥爭需要，不斷“放風”，運用得比較靈活。中國方面則僵硬不化，固守“保密”原則，常陷於被動。

我逐漸理解香港人這種在“兩大”之間，極力爭取自我存在、自爭前途的情緒。於是盡力設法，增加他們有接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的機會。例如，盡可能多組團去北京會見中央領導人。然而限於兩國談判鬥爭策略，和談判保密原則，我們始終沒有找到更滿意的途徑。

相當多的香港人在無法直接參與談判以影響自己前途的情況下，不但對中共不信不滿，也對英國失望。英國口頭雖說，“從道義上講，要尊重港人議員”（戴卓爾夫人語），使一部分港人想依靠英國抵制中國，以維持現狀；但事到臨頭，英國本身利益與港人意願矛盾時，便棄港人意願於不顧，英國拋棄“三腳凳”策略，同意談判只在兩國之間秘密進行，使港人感覺被出賣。

《信報》林行止在他的評論裡，概括稱：“中國不可信，英國不可靠。”言簡意賅地說明了港人心態。

當時，相當多數香港人對前途無可奈何，非常悲觀，視香港回歸之日，中國管治香港之始，即香港末日到臨，相稱一種世紀末的思想，在口頭與文字上出現“九七大限” 、“時光倒數”等悲涼詞彙。不論有財無財，都盡量設法在“九七”前多搞一些錢。有人一面移民逃資，一面搞錢；有人則是準備有錢後，再移民他國。社會上也出現“無厘頭現象”，即無可奈何，聽天由命，嬉笑人生。

幾年來，我深感香港土地回歸較易，香港人心回歸很難。地歸人心不歸，不能算完全回歸。這方面的工作，實在很難。

20

推盤恢復後，英國在香港就玩起民意，一方面沒有徹底放棄“三個條約有效”，另一方面又推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新策略，和中國政府的主治權不可分的立場對峙。一時間，香港社會紛紛出現代表英方立場的言論和方案，以主張“公司論”與“絕緣論”者最活躍。

喬宗淮來港後，通過中文大學校長馬臨，認識了港英政府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議員鄧蓮如、利國偉。他（她）們是當時華人在港英政府中的最高級官員。我到香港後才知道，他們就是楊振寧向北京領導人所反映的，不滿香港新華分社的代表人物。

我來港三天，就約見了喬宗淮，隨機在中文大學的校長別墅，一起會見了鍾士元等三人。那是在新界中大校門對面的一處半山上，風景極好。校長馬臨出面設宴款待我們。吃飯之前，大家先在花園內坐下飲茶，閒聊起來。

他們先向我“介紹”了香港人心動蕩的情形，移民日益增多、移民心態無奈；又談到投資者不放心，把資金分散——“雞蛋不再放在一個籃子裡”，紛紛外移。主要原因都是中國要收回香港。

他們建議，中國穩定香港人心最好的辦法是，採取香港經營“公司”的作法：中國收回主權，當公司的董事長，聘請英國為總經理，繼續管治香港。英國駕輕就熟，香港人心就可穩定，投資者放心。

主講者是鍾士元，他普通話生硬，結結巴巴，三人中鄧蓮如普通話說得最好。他們極力遷就我這個不懂廣東話的內地人。

我向他們較詳細地推薦了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的方針、政策。看來，他們已有所聞​​，語氣婉轉卻直率地表達：香港人對中國沒有信心。中國政府要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並無先例，試驗能否成功，港人沒有信心。而且還說中國政府也曾對西藏允諾給予高度自治，後來還是變了。中國過去的記錄，使港人疑慮。

我注意到，他們用詞極為小心，不似香港多數傳媒稱“中國”為“中共”。

我對西藏情況沒有做詳細的解釋，只是告訴他們，文化大革命後，胡耀邦到西藏糾正了以前的錯誤。 “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以後是不會改變的。”

我應允將他們的意見，向北京反映。

我估計自己並未說服這批香港社會的上層人物。他們同英國政府、英資財團關係較深，知名度高，具有社會影響力。要爭取他們改變態度，了解、贊同中國政策，需要費較大功夫。我考慮讓他們去見北京高層領導人，這樣不僅可以讓領導人直接聽聽他們的反映，還可以爭取領導人對他們做工作。而他們也有此願望——在他們去倫敦向英國政府遊說之前，曾向我表示，希望有機會能去北京，代表香港政府行政局反映意見。

我立即向中央報告與三人會面情況，建議邀請他們去北京，特別建議鄧小平接見他們（鄧小平很少會見賓客），北京很快便同意了。由我出面邀請他們以個人身分訪問北京，而不是代表香港政府的行政局。鄧小平見了他們。鍾士元雖然比較老練，但思想比較固執，同鄧小平見面時，仍然強調他們代表港人；鄧蓮如比較靈活，她隨機應變，扯開話題。鄧小平一開始講話就不承認他們是港人代表，強調他們只是以個人身分來見面的。

北京之行後還有個插曲。他們三人回港仍向新聞界表示是代表港人去北京反映意見的。我們立即向港澳辦提出要求，將鄧小平與三人談話記錄傳來香港全文發表，一方面是不要港人產生錯覺；另方面讓港人了解鄧小平講話的全部內容，由他這位權威人士談方針政策，爭取港人放心。

為配合我們的輿論，我利用向青年經理午餐會發表演講的機會，批評某些要求英國繼續管治的人，用了“殖民主義的孤臣孽子”這個詞，試圖對他們心理加壓，改變他們的想法。後來聽到社會上負面反應，感到用詞確實重了一點，以後就吸取教訓，注意講話用的詞盡可能照顧港人的心態和情緒。

不久，匯豐董事會主席沈弼請我參觀匯豐銀行，並在頂樓宴會廳設宴款待。

當時，匯豐新大廈尚未建，老樓低於中國銀行大廈，大廈面臨維多利亞港，可惜沈弼沒有請我看海景。宴請用的是西餐，一道湯、兩道菜、一道甜品。時間卻長達三個多小時，作陪的是議員譚惠珠、一位英國人（不記得名字了），還有我的英語翻譯。

講話最多的是譚惠珠，看來是有備而發。她也從社會人心動盪講起，講到香港人對中國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資。 （她也用“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這類詞，但不用“逃資”。）她建議中國政府採用“香港公司”辦法，當香港的“董事長”，聘用英國當“總經理”。她很露骨地說：“這樣的辦法，英國可以接受。”

因為她用英語講，連同翻譯，用掉兩小時。我雖和她第一次見面，其實已發現她普通話說得還可以。

沈弼在譚惠珠講話後，畫龍點睛說了十多分鐘：“就在社長先生您現在坐的這張椅子上，”他指著我坐的長靠背椅。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前次來，也坐在這張椅子上說：'香港應該是西方世界和中國社會主義之間的絕緣體，起這個作用。'”

沈弼加重語氣說：“李光耀先生說得好。如果貴國政府採用譚女士的建議，香港人就可免於恐慌，保持穩定繁榮了。”

沈弼這番坦率的發言使我了然於心：以主權換治權，已成為英國政府對付中國收回香港的主要謀略。這個謀略的創始者是香港人，還是李光耀？為英國所接受？還是英國人自己創造，利用香港人傳播？這有待驗證，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國這一階段對中國收回香港的談判鬥爭，謀略已明。

我回社後，立即把我的分析電告中共中央。

中國政府掌握各方面反映後，通過政府發言人和領導人講話，重申主權治權不可分，沒有治權就談不上主權；“九七”後主權、治權要一起收回。

沈弼口中所說的李光耀“絕緣體”理論，大陸決策部門認為，同戴卓爾夫人講的“獨立”有關係，她曾經講，“假如香港是一般的殖民地，香港早就是另一個新加坡了。 ”這對香港社會某些人影響頗深。在我同一些港人的談話中，就有人講，“應該有香港自己的李光耀”，很明顯地表示他們希望“獨立”。有人乾脆公開提出，希望在聯合國或英國的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居民是否贊成獨立。也有一些學者建議用波多黎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認為波多黎各是美國轄下的一種“半獨立”或“準獨立”的自治模式，香港應該借鑒。

所有這些言論，同“絕緣體”一樣，都是希望香港脫離中國“獨立”，或者成為某種變相的“獨立實體”，這當然不符合香港是中國固有國體一部分的實際，不容允許；而在客觀力量上，香港要像新加坡或英國其他殖民地那樣“獨立”，也是做不到的。

當時更多的一輪，是希望保留英國人管治。實際上是希望香港成為變相的“獨立實體。

八三年七月，中英兩國第二輪談判開始後，英國代表果然提出了“過渡論”：認為英國撤出香港，把治權轉移到港人手中實現本地化，需要過渡，距離“九七”只有十四年，時間不夠，至少需要三十至四十年來過渡，香港才會穩定。這個過渡期，可以在中國主權名義下，由英國繼續管治。

至此，一直在香港各界醞釀傳播下未公開的英國官方的“以主權換治權”謀略，終於明朗了。 “過渡論”、“絕緣體”和“公司論”異曲同工，如出一轍。鍾士元、沈弼等見我，是表達自己見解？還是英國透過他們向中國傳達信息，進行試探？都有可能。

然而無論如何，英國動員各方力量，​​為其謀略服務的本領，的確令我大開眼界。

21

英國在談判的同時，為了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不斷影響輿論，刻意發揮“民意牌”作用。對此，中國方面也動員輿論配合談判鬥爭，不僅在內地，《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要發揮作用；在香港，對英國的“民意牌”也要有反應，不能迴避。

圍繞“治權能否延續”等問題，中英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宣傳戰。

我們在香港發動了“左派”七十二個工會舉行座談，表達香港勞動群眾贊同中國收回主權、“港人治港”的決策，在香港社會引起轟動，有報刊評論：“頗具聲勢”。

為了配合談判桌上的鬥爭，我走訪香港的工會、農會、群眾團體、新界的居民區。我還廣泛地接觸中上層人士、傳播界負責人，以爭取他們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政策的支持。

對此，香港報刊評論說：香港有些奉“中華民國”為正統的報紙，或者一向立場較為反共的報紙，在許家屯的宴請攻勢下，逐步調整言論尺度，不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政策唱太明顯的反調。電視台也起了一些變化。事實上，這種說法是誇大了。

我也積極向港英政府人士、英資財團的負責人宣傳中國的政策。

怡和洋行的董事長西門•凱瑟要求見我。怡和是鴉片戰爭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他這是主動要見我，估計是代表在港英資財團，推銷英國政府以主權換治權的謀略。

我們在新華分社會客室見面。西門•凱瑟由怡和的一位華人買辦陪同，他年約三十歲左右，有一股青年人的傲氣。

果不出所料，他是推銷英國謀略而來的。我在他講話後，向他介紹了中國政府的方針和想法，他很不以為然，多次打斷我，批評中國政府的不講信用。

我耐心解釋：中國情勢已變，未來不會改變香港的經濟制度，損害私人和企業家的財產。我理解他的心情，新中國成立後，怡和在大陸的產業損失殆盡。

西門•凱瑟年少氣盛，粗暴地打斷我的話：“香港現在被英國人管得很好，為什麼中國一定要收回？既然一切都不變，為何要把英國趕走！”

看來，他祖先的侵略心態依舊，我正色回答他：“為什麼要收回？道理很簡單，這是不平等條約造成的結果，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了。”“制度雖然不變，要變的是英帝國的侵略歷史。英國殖民政府要下旗，撤回倫敦！”

他見我面色起變，忙承認自己失言，請予原諒。

我當即表示諒解，說：“我願意和您做朋友。朋友間偶然說錯話不要緊，您也不要放在心上。”

八四年三月，怡和遷冊百慕大，我想這不是偶然的。新中國成立後，怡和在內地遭受的待遇，給西門•凱瑟家族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南京長江大橋邊，現在的江蘇肉聯加工廠，過去就是怡和洋行的一個大企業。中國實際上是把它沒收了。因此，他們怕香港收回後，對怡和進行第二次“共產”。

我曾想，我的話是否也成為西門•凱瑟家族決心遷冊的因素呢？我如果和緩地回答他，是否可以避免事情發生？當然，這是個我無法得出結論的猜想。不過我當時想，如果再遇到類似情況時，我將更理智對待。

怡和遷冊以後，收到香港各方面輿論的斥責。西門•凱瑟又要求見我，這次他改變了態度，解釋怡和遷冊純屬商業行為，希望予以諒解。我沒有批評他，只是對他說：“你們遷冊是沒有必要的。中國過去在上海所執行的政策不會再繼續，我們在香港完全採取新的作法。當然，你已經這樣做了，我也能理解。”看起來他很感動。我考慮，怡和已遷冊，不可能再挽回。我們的政策是“拖住英資”，希望英商繼續留在香港，並儘量保持他們的利益，還是應該做好英商的工作。

西門•凱瑟也表示：雖然遷冊，怡和的主要業務仍在香港，今後也還有興趣進大陸投資，重點仍在香港和中國。他這話並非全屬敷衍之詞，我知道他們在廣州有投資。我表示贊同。

我和西門•凱瑟兄弟還真的做了朋友。以後他兄弟每年來香港，雙方都有宴請。西門•凱瑟不再稱我“社長先生”，而稱“叔叔”。我臨退休，他還送我四幅畫，要為設宴餞行。我那時心情不佳，也不願再給李鵬等人增添藉口，對外界餞行活動幾乎一律謝絕，自然也沒有應他們兄弟之邀。

八四年一月十日，香港大學評議會例會，校長黃麗松邀請我到會講話。那天，黃麗松主持會議，一百多位港大教職員和畢業校友出席，他們多半是香港著名的學者、教授、社會各界的精英。

我根據中央制定的“十二條”收回香港政策，做了題為“前途和希望”的講話，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由負責官員，較正式的公開、全面地做有關收回香港政策的講話。與會人士很重視。香港中外報刊、電視台廣泛地做了報導。也在社會各方面引起注意和反響。

不久，鄧小平見到我，講：“你那次講話，反應很好！”給予肯定。顯然，鄧小平也知道了，因為我並沒有向北京報告這次講話的反應。

總之，針對英國打“民意牌”，我們採取一系列做法，目的主要是爭取人心，打開香港工作的局面，也為了配合談判。當然，這兩方面是統一的。

22

八三年九月八日，颱風“艾倫”襲擊香港幾天幾夜，整個港島風雨交加。中英雙方“民意牌”之戰，也隨著風雨越打越激烈。

中英進入第二階段談判後，英國一直堅持“過渡”，“以主權換治權”，謀求先談香港的主權問題，而中國則堅持主治權不可分割，九七年整體收回，先談九七後香港如何管治問題。雙方談不攏，關係很緊張。從第三輪開始，公報上就沒有“有益的”、“建設性的”表示談判氣氛良好的字眼，加劇了香港社會的惶恐心理，股市、地產不振，港幣幣值節節下降。社會輿論幾乎一面倒，批評這是中國收回香港的強硬態度使然。

我們認為港幣貶值確有政治因素，但並非中國單方面造成的。地產不振，還有供過於求因素，更非中國造成。更不尋常的是，通常各個國家在幣值失控時，政府都會進行必要的干預，而港英政府不但故意放手讓它動盪，港府財政司彭勵治還公開發表講話，稱：“港幣貶值主因是政治前景，香港在自由市場環境下，沒有政府可以控制幣值的趨向。”也就是明白告訴香港同胞，是因為中國要收回香港，才造成港幣貶值。矛盾指向中國，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以增強英國的談判籌碼。

香港政府執意不採取措施的態度，無異對形勢火上加油。我察覺到港英政府在對陷入僵局的中英談判施加壓力，不惜犧牲港人利益。當天晚上，我就到深圳打電話給北京——港英政府對新華分社電話全天候艦艇，我們有重要事情和北京相商，都到深圳通電話。我連夜找主管宣傳的楊奇商量，針對英國這種作法，在輿論上予以揭露。

當時大陸三位理論權威正在香港訪問，他們是經濟學家錢俊瑞、許滌新，以及外交、政治學家宦鄉，我曾就港幣貶值問題請教他們。於是就決定請三位專家用適當的形式公開發表意見。錢俊瑞、許滌新都公開表示了態度，批評香港政府對港幣不斷下挫不負責任。

中央之間“民意牌”之戰，延伸為“經濟牌”之戰。社會心理，更為緊張。

九月二十三日，中英第二階段第四輪會談在北京結束，因雙方立場嚴重對立，談判陷入僵局。消息傳出，香港金融外匯市場立即發生瘋狂拋售港幣、擠兌美元的狂潮，使港幣從一美元兌八•一二，急劇下降至九•七，並且大有破十之勢；金價狂升達每兩七零•五港元；人民幣半日內調升三次，賣價達每百港幣二二•一二元。

報刊對那兩天的描述是：整個市“癲”了。稱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是“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六”。

一份港刊對擠兌美元的情況描寫道：“銀行出現兩條人龍，一條是兌換美元或提取美鈔的，另一條是把美鈔放進保險箱的。”

在超級市場內，搶購油糧食品的人潮​​，把貨架掃蕩一空，一些地方乘機把視頻價錢一再提高，原來十八遠一包的米改售二十三元。一位大學講師說，他明知搶購食品是毫無必要的，但也不得不多買幾罐奶粉，因為家裡的嬰兒是不能沒有奶粉的。

香港政府這時才緊張起來，港督匆忙從北京返回香港，第二天即發表聲明以穩定人心。財政司彭勵治這是仍在國外，香港社會對他批評紛紛，港府壓力很大，原先聲明自由市場，貨幣不容政府控制，這種情況下也不得不干預了。十月中旬，港府宣布挽救港幣措施：實行聯繫匯率，港幣同美元重新掛鉤，訂出一美元兌七•八港幣的“官價”，取消百分之十的港幣存款利息稅，港幣就此穩定，直到現在。

港幣實行聯繫匯率，經濟界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年來，我看正面的作用還是主要的。中國政府也一直表示支持實行聯繫匯率。

經過這一役，英國政府總算了解中國決心了。在接下來五輪、六輪會談中，英國放棄“過渡論”、“以主權換治權”的策略，接受中國的​​“十二條”，從九七年以後如何管治香港著手，雙方開始了實質性的討論。

自此，英國的策略改為要對香港“繼續保持聯繫”。不僅在九七年以後要保持經濟上的“聯繫”，還要盡可能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保持“聯繫”。這在後來的談判過程，及製訂基本法的過程中，都明顯、具體地表現出來。

23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商務，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大會秘書處通知我提前半小時到福建廳。

我按時到達，姬鵬飛、李後也先後到達。

李後告訴姬鵬飛和我：“鄧辦通知，用二十分鐘時間，向小平同志做匯報。”我理解，鄧小平要了解最近香港社會和人代會期間港澳代表的情況。這是姬鵬飛出事，可是姬鵬飛調轉面吩咐我：“你匯報吧！”事出意外，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鄧小平已經走進來了。邊和我們握手，邊說：“好啊，今天講些什麼？”隨即坐下，聽我匯報。

最近，國內一些有身分的人，隨意對香港問題發表講話，引起香港社會一些思想混亂。如廣州市計劃委員會主任麥揚公開說：“香港未來會包括在以廣州市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圈內”，引起港人許多猜測和不安：香港將來是否會劃給廣州，成為廣東或華南的一部分？

我發現後，立即打電話給廣東省委，請他們澄清。廣東省就安排報社記者再去採訪他，讓麥揚公開表示：“珠江經濟區應包括港澳在內，只是個人設想，對引起的誤會表示歉意。”以此來解除港人的疑慮。

這次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北京有些負責人，對香港政策的一些說法，同鄧小平、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如人大副委員長、前國防部長耿飆在人大湖南小組上講：“中國軍隊不駐香港。”被香港記者公開報導了。耿飆這一說法，和鄧小平的意見、中央的決策是不一致的。鄧小平說過：要在香港駐軍，以像徵國家主權。我看到人代會的簡報後，很訝異：為何沒有把鄧的意見和中央的決定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傳達？我當時就在考慮，這種現象應該引起中央注意，盡快糾正。

我著重當前香港同胞，對中央收回香港方針、政策的種種疑慮，概括地做了匯報。也說到我們對香港同胞講中央政策的工作做得不夠。還有一些負責人，講了一些和中央政策不符的話，包括少數中央負責同志在內，增加了香港社會的不安與疑慮。

鄧小平立即追問：“是哪幾個（中央）負責人？”

我舉了耿飆、黃華的例子，他們都是人大副委員長。耿飆說：“中國在香港不駐軍”，與中央決策“在港駐軍象徵主權”完全相違。黃華說：“九七後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可以有香港代表”，為中央已定政策中所無。按中共規定，中央未定之事，負責人不應做公開承諾。

鄧小平聽後沒有再說話。匯報結束，我們陪著他走向東大廳會場，代表、委員們已站好，等待攝影，而後到會場就座。

根據會議秘書處和記者的約定，開會之前給記者五分鐘時間拍照。記者退出後，會議才開始。港澳和大陸記者數十人擁擠著對鄧小平照相、攝影，銀光閃閃。五分鐘過去了，大會工作人員請記者退出。記者們依依不捨，有的一邊倒退，一邊仍搶著拍照。

就在這時刻，鄧小平突然向記者招收，高聲說：“你們香港記者留下來，我要講幾句話！”

太意外了。全場驚愕地看著鄧小平發脾氣的模樣，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記者們又回到大廳，有些記者竟驚嚇得面色鐵青，有些則手忙腳亂，在找什麼東西，原來有人連錄音機都沒有帶。

鄧小平開始很激動地講話。他的談話內容，香港記者都如實報導了。鄧小平說：

“第一，中央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發言，我說是正式的，趙總理說是正式出。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港澳辦公室，姬鵬飛當主任的；一個是我們的外交部，有部長和主管這個問題的發言人。還有，我相信許家屯會按中央意見講，不會亂說的。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發言都無效，都不是正式的。

“第二，我要闢個謠，黃華、耿飆兩位胡說八道，講的香港駐軍問題不是中央的意見。你們去登一條消息，沒有那麼回事。香港要駐軍的，既然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呢！

“英國外相跟我談的時候，他也承認中國政府既然收回主權，有權在香港駐軍。

“明確得很的。這個權力都沒有，那還叫中國領土嗎？”

《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作為港澳首席代表，坐在鄧的旁邊，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言不由衷地說：“五分鐘拍照時間過了。”他說了幾次。我想他是為了提醒鄧小平，要記者退出，可是他忘記了，記者是五分鐘拍照以後被鄧小平留下來的。

我當時坐立不安，沒想到鄧在記者面前發那麼大脾氣。一方面，我為香港將會振動感到不安；另方面，也為鄧在公開場合指責耿飆、黃華感到不安，對他們深感抱愧。

會議結束，我趕緊出來找香港記者，他們有人也在人大會堂的北門外等我，想要探知他們退出（錄入者註：原文如此，疑有誤）鄧小平的講話內容。他們見到我先問：鄧小平今天為什麼發這麼大脾氣？我則問：你們稿子發了沒有？他們說：我們一出來就發了。我原想，說服記者們不要發，或換一種“說法”，以減少香港社會的振動。 （當然，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只是想努力試一試。）既已發出，我只好無奈地說：“那就算了！”

這時，費彝民也走出大會堂，被記者留住，也利用這機會，對駐軍問題做了一些補充解釋。當日下午，我請新華分社宣傳部副部長韓力，將鄧小平關於駐軍問題的談話，較全面地搞了一份材料，分發給香港記者看，供他們做報導參考，力求減少港人的疑慮和社會震驚。

後來回到香港，我也利用各種場合反复解釋：中國在香港駐軍是主權的象徵，駐軍費用不需香港負擔，現在英國駐軍，香港要負擔四分之三，中國不會如此。駐軍人數不會太多，鄧小平講只需三、四千人。駐軍不會干預香港的日常事務，也不會管社會治安，治安由警察負責；只有在遇到災害或者發生動亂時，應特區政府要求，軍隊才會出來幫助穩定。駐軍只是預防性質。

當時香港社會有相當多的人不主張駐軍，他們擔心解放軍干預地方事務，不遵守地方法令等等。有人主張軍隊駐在深圳，不要來香港；有需要時再過來。

鄧小平關於駐軍問題的講話由香港傳媒報導後，社會上果然出現強烈反響，恆生指數下跌三十點。我迫切感到，有關中央的香港回歸方針政策，我們的宣傳工作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應該籌劃加強。

24

八四年元月，中英談判進入第二階段第八輪，中方宣布更換談判代表團團長，由外交部部長主力周南接替姚廣。據我所知，這次“陣前換將”，是中央外事小組的決定，他們認為在前幾輪談判中，面對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糾纏，姚廣鬥爭不力，致使談判沒能按照中方的設想展開。

第八輪以後，談判總體來講是順利的。四月，英國外相霍維訪問北京後抵港，公開宣布英國在九七年放棄對香港的主權，他還說：“要達成一份能使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仍然繼續由英國管治的協議，是不切實際的設想。”這說明，英國已決定，九七年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一起交還給中國，談判的主要問題應該講已經解決了。

然而，根據外交部通報和喬宗淮自北京談判桌上帶回的消息，我知道，中英雙方仍在為一些問題爭執不休，其中主要的問題，是中方有關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提議。

中英之間設立這個小組，是鄧小平的主張，目的是在九七年前——即香港回歸祖國前這十三年過渡期內，有關執行中英香港聯合聲明的問題，雙方通過這個專門設立的小組進行聯絡和磋商，處理可能發生的事情。

對此提議，英國和香港社會反應強烈：英國不願意當“跛腳鴨”。 “跛腳鴨”是個美國俚語，新總統當選而舊總統尚未卸任時，舊總統實際上已難再有所作為，被成為“跛腳鴨”。

英國不願意“九七”前的香港政府成為“跛腳鴨”，他們顧慮聯絡小組會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或另加港英政府之上的權力組織。抗拒情緒很大。他們採用一貫手法，把中國這個提議的內容公開，廣泛地製造輿論，以此壓迫中方收回提議。香港社會一時反對聲浪不斷。

中方向英方解釋，聯絡小組不是權力機構，也不是權利執行機構，而是雙方遇到可能發生的重大問題時，商討解決辦法的聯絡機構。它既不參與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對其起監督作用。

在後幾輪談判中，這個問題一直僵持不下，眼看中國設定的談判限期九月快到了，雙方仍然沒有達成協議，談判團很緊張，似乎找不到解圍之道。

八月，我返北京述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到機場迎接，告訴我，中央負責人都去北戴河度假，姬鵬飛也在那裡，要我立即去。

北戴河的夏天涼爽宜人，海灘綿延幾十公里，是有名的避暑勝地。每年七、八月，鐵道部都要為全國各地湧來的旅客，增添加班列車。我先乘車去海灘，弄潮兒眾多，五色繽紛；午間，我也參加行列，到近海去“泡”了幾趟（我游泳技術太差，只有“泡”的份）。

中央負責人住在以往外籍人士構築的紅色鐵皮頂的小別墅內，他們半天休息，半天工作。住宅附近沙灘上，完全另個樣，靜悄悄看不到幾個人。

晚涼時，我在樹蔭下，向胡耀邦匯報香港近況，一輪到最近中英會談的僵局，胡耀邦說：“英國人過去撤出殖民地的記錄太差。香港收回，過渡期還有十多年，他們會不會不負責任，做些小平同志說的'拆爛污'的事？還是要防範它一手。設聯合聯絡小組，主要考慮是這樣。當然，還有些事情可能需要兩國商量著辦，對兩國都有好處。”

我匯報了香港一些人擔心中國可能要藉小組干預香港事務，以及英國人不願做“跛腳鴨”，然後說：“為免除英國和香港某些人的顧慮，我有一個想法，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時間，設定到'九七'以後，讓他們理解，如果'九七'前聯絡小組會干預英國對香港事務的管治，成為第二權力中心，'九七'後豈不也會成為乾預中國管治香港事務的第二權力中心？要讓他們知道中國不會這樣考慮問題。同時，在面子上也讓他們過得去。此外，從我們的立場著想，可能'九七'後有些事，還需要英國合作處理。”

胡耀邦很高興，要我找趙紫陽，把這個意見告訴他。

第二天午睡後，我去見了姬鵬飛，告訴他同樣的意見，姬鵬飛沒有表態。趙紫陽的秘書打電話要我立即去，姬鵬飛說：“你去吧，把你的意見講給他聽聽。小平同志這幾天可能要討論這個問題。”

趕到趙紫陽處，他等得很急。原來胡耀邦告訴他，我有打開中英談判僵局的建議，他急於知道，因為鄧小平就在當天五時，約好中常委討論這個問題。

我做了簡要的說明。趙紫陽問：“你看延到'九七'後什麼時候？”他急匆匆看表。

看來無時間細說了，我說：“時間也不宜太長，二、三年可以，最長不宜超過五、六年。”

趙紫陽點點頭：“時間快到了，我們找時間再談。”匆匆離去。

第三天，姬鵬飛告訴我：“紫陽在常委會上提出'許家屯的注意'，小平同意了。剛才紫陽已經通知我們。”

李後在座，聽到姬鵬飛講話後，自個兒喃喃自語：“我們也有過這樣意見的。……”他面部表情複雜，給我印像極深。

不久，中英兩國就此問題達成了協議：中英聯合聲明中，決定聯合聯絡小組一九八八年後設在香港，工作到二零零零年，即“九七”之後三年。

我和姬鵬飛還討論了航空權問題。我考慮，我們應該維護英國的權益，但也要防止他們的壟斷；特區政府成立後，香港不應該只有一家國泰航空公司，即使現在也不應該這樣。這問題我也向趙紫陽提過，趙紫陽同意我的看法；並從中國民航管理落後，屢訓不改考慮，他認為在香港成立一家中外合資的航空公司，“刺激”民航引進外國管理經驗。

姬鵬飛同意我的意見，但因為時間急促，雙方等著要草簽，沒有時間形成具體協議，就未能避免中英在航權問題上後來發生的爭論。

25

經過二十二輪、一年多時間的談判，中英兩國於八四年九月廿六日，在北京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又經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英國國會上、下兩院的審議通過。

中英兩國政府商定，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兩國政府負責人趙紫陽、戴卓爾夫人，將在北京簽訂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向世界宣告：中英用和平談判方式，歷史性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開創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新局面。

這是中華民族洗雪國恥的大事。港澳辦提議邀請香港各界人士，組成觀禮團體赴京觀禮，我和副社長們很贊同。但港澳辦通知的名額，只有六十至八十名，顯然少了。

我到港已一年多，頻繁接觸中外人士，廣交朋友，初步改變了過去新華分社“一左二窄”的局面。我的頭髮，要創造、利用每一個機遇，進一步打開統戰工作局面。觀禮活動有兩國領導人出面，尤其有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出席，是動員一些平常較少和我們接觸的統戰對象參加，對他們進行工作的好機會。因此，擬定邀請名單時，我交代協調部的負責人，除照顧到各階層，都要有代表人物參加外；盡可能多邀請社會上的“右派”人士，特別是港英政府內部的一些官員，以突破港英政府限制官員與我方交往的規定。協調部據此，排出了一個一百多人的名單，超出港澳辦的規定。經與港澳辦磋商，同意增至一百名。協調部再做挑揀，提出一百零一人的名單，說沒辦法再減了。我們也就這樣決定下來。

觀禮名單涵括中英籍人士，八名港英政府官員，十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錄入者註：原文如此，疑為原書排版錯誤）議員都在邀請之列。英國在港巨商有匯豐、太古、渣打的主席。 （我一直抱憾的，沒有邀請怡和與港電的主席。）此外，我們試探在港台灣勢力的某些代表人物，他們或無回應，或表婉謝。總之，這個名單，有所突破，也有不足。既限於名額，也有港澳工委思想“解放”不夠的因素，包括我在內。

北京同意這個名單後，再由新華分社外事部出面，徵得港英政府及受邀人士同意，由我陪同，在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乘機飛北京觀禮。

十九日下午六時，中英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中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鄧小平、李先念出席了儀式，採訪的中外記者多達兩百人，中國還通過衛星向全世界現場轉播儀式實況，香港各界人士觀禮團被安排在簽字綠絨長桌的斜對面，目睹這歷史場面。

在攝影機的銀光頻閃中，趙紫陽的戴卓爾夫人分別在聲明文書上簽名，然後在一片掌聲中，互相交換文書，正式完成簽署中央聯合聲明。從此，殖民統治即將過去，香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鄧小平那天十分高興，儀式結束後，對香港記者表示，如果到九七年體力仍能支撐，一定會到香港看看。在場的港澳人士聽了十分高興，船王包玉剛，巨商李嘉誠、查濟民等人立即向我表示，非常希望鄧小平在九七以前就到香港看看，盼我促成。我轉告趙紫陽、姬鵬飛，他們都笑而不答。我知道他們不便表示可否。我動員趙紫陽：“你可以到香港看看。”趙反問我：“怎樣去？”使得，他是總理，沒有邀請怎樣去。 “將來你訪問英國，回國時，可以順道訪問。”我說。趙紫陽笑笑，“是個辦法，但手續也不簡單。”我看他有些心動了。

回港後，包玉剛等又提到鄧小平和中央負責人“九七”前來“看看”的事，談到誰邀請，以及住宿問題。我說：“姬鵬飛來港，可以接受港英政府邀請，新華分社出面也可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就不適合了。”包玉剛滿有信心地說：“總會有辦法的。實在不行，由我們出面也行。”他和鄧小平有死角，我考慮這個可能性也不大，但我沒有說出來。

談到鄧小平來港住在什麼地方？酒樓總有些不便。包玉剛便帶我到他石澳的別墅看是否合適。亞視老闆丘德根也請我到他家吃飯，順便看看，中央領導人來後可否供他們居住。他們的房子都很寬大，包玉剛的別墅踞山面海，風景極佳，但都只能住主客，隨從及保安人員無法安排。我經工委同意，姬鵬飛批准，購買原佳寧集團主席陳松青赤柱住宅，一個院落裡的七棟住宅，作為招待所，北京領導人來港可作住所，平時並可招待香港各方面的朋友。陳松青企業破產後，這七棟住宅為銀行沒收並轉手賣給包玉剛，當時已屬包玉剛的產業，因此很快成交。買時，社內有些同仁擔心價格高，恐有反映，我說服他們，作為地產投資，也可買下。七棟高級住宅，當時購價為四千七百萬港幣，現價可能達一、二億。

第四章 “統戰”之戰

 26

中國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權，並不同內地一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中央起初提五十年不變，後來胡耀邦又公開講：“一百年或更長時間不變。”這一總的方針、任務，確定了在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內地有顯著不同。

我的理解：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下，長期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以前沒有提過。列寧曾講過利用資本主義，是一種局部的利用。以全中國范疇來講，香港是一個局部；然而，從香港地區來講，卻是一種全面、長期的利用。 “九七”前後，如何規定香港共產黨組織的責任，不管稱之“領導”也好，“推動”也好（我後文將有論及），都要在那裡實行“一國兩制”，貫徹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的原則。而要長期不變，就不僅僅是維持現狀，中英聯合聲明中提的要求是要“保持繁榮、穩定”，因此，香港的共產黨領導機關，就必須研究如何使當地的資本主義不斷繁榮，亦即不斷有所發展，以達到一個長期穩定的局面。對香港的共產黨組織來講，這個命題完全是個嶄新的課題與挑戰。

這就需要研究香港過去的發展經驗，以及今天的狀況，找出它的發展規律，就必須重新認識香港，對香港社會重新進行全面、系統、深入地調查研究，這也是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前提。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要從重新認識香港開始。重新認識香港，又是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認識其在戰後進行改革演變，適應發展規律，得到新發展的經驗，求得香港資本主義繼續繁榮穩定。

鄧小平講過多次，在香港不實行包括共產黨領導在內的“四項堅持”[注]，在此原則下，“港人治港”，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前提下的“港人治港” ，是資產階級為主執政下的“港人治港”，而不是工人階級為主執政下的“港人治港”，因此，也不可能由北京派人來“京人治港”。

注：思想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作為中國在港的派出機構，港澳工委、香港新華分社，也不能派出人員參加治港。毛鈞年雖是道地的港人，但他已是新華分社的副社長，公開的共產黨員，不管未來其個人主張為何，如果他以共產黨員身分參加“港人治港”，不論實際上，或觀感上，都是中共代表治港。即使有少數隱蔽的，即秘密共產黨員以港人身分參加治港，他們也要執行基本法與香港原有的法律、規則。如果黨那時有“指示”，不符基本法與香港原有法規，他應拒絕執行。除非依法定程序，修改基本法和原有法規。

總之，未來的“港人治港”，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有別於大陸的工人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 （隨著經濟的改革，未來發展會有變化——這是我現在的觀點。）也有別於港英統治下的殖民專制政府。還可能有別於西方某些大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工人階級很少能直接影響的政府。

我和趙紫陽、姬鵬飛個別交換意見時涉及這一認識，沒有深入探討。趙紫陽的回應很簡單：“香港的事情，我們少管，越少越好。”看來他是同意的。我還估計：“第一任行政長官，很可能是'親英'的。”兩人都沒有表示反對。

這些認識，不僅成為我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依據，也成為後來製訂香港未來政治體制模式的主要考慮。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當前是為了多交朋友，爭取香港通報關心；並為九七後，無色、培育治港人才。

根據鄧小平意見，香港統一戰線不要求和內地一樣：愛國、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他所提“更廣泛開展港澳統一戰線”的概念，對港澳統戰對像只要求“愛國、愛香港”。這是符合香港、澳門當前實際，可以廣泛團結港澳各方人士，實踐“一國兩制”的設想。我在統戰工作上的思想和作法，都是根據他的這些思想衍生的。

27

鄧小平在和中共中央常委的一次談話中，主張在港澳的統戰工作，“要敢於做大右派、大特務”的工作，“敢於和他們交往，做朋友”。我決心打開統戰局面，就從這方面著手。

港澳工委，新華分社傳統把社會各界從政治傾向上，分成左、中、右。社會上也有類似這種分法。所謂大右派，是指大資產階級中的親英派、親美派、親台派等等香港社會上層人士。

自我和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在中文大學馬臨處會面之後，就與他們建立了一個經常接觸的“君子協定”。鍾士元是行政局首席議員，是華人參加香港政府的首席；鄧蓮如是英資財團太古洋行出身，是英國政府和英國財團培養推重的首席精英，後來，英政府還讓她成為英國上議院議員，皇室授予她勳爵爵位，可見倚重之深。利國偉是香港世家之後，恆生銀行董事長，屬於匯豐集團，在華人銀行界居首位。我想，同他們建立定期直接接觸關係，可以了解香港親英階層，以及港英政府的意見。我們隔一段時間見一次面，李儲文在職時，李同我一起去；李去職後，喬宗淮同我一起去。主要是一起吃飯，多數由他們請我們，地點在利國偉恆生銀行的俱樂部，也有幾次我們出面請他們。吃飯時，互相交換對香港問題的看法，比較融洽。因此後來也逐漸增加了相互之間的了解和信任。

在以後的接觸中，他們要求以行政局、立法局的名義同香港新華分社、同我接觸。對此，港澳辦表示反對，堅持不承認他們代表行政局、立法局與我們接觸，認為他們意圖利用這個機會，讓中國機構承認他們兩局的地位。我採取了折衷的辦法，不但同他們進行私人個別接觸，並利用春節、國慶節宴請兩局全體議員，也接受他們集體請我吃飯。

中國承認不承認香港政府兩局地位，一時也成為香港的敏感問題。在記者問我既然請兩局議員一起吃飯，為什麼又不予承認，我只回答：“尊重不等於承認。”因為我在宴會上講了“尊重”兩局的詞彙，免與北京相違。考慮他們在香港的地位，在中、上層甚至下層某些人心中，他們有相當影響力。這些人當中，有一些在未來特區政府中可能會有一定的地位，爭取他們，無論在當前或以後，都非常必要。

為了對港英政府中的華人高級官員開展工作，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告訴我，他部下總政文工團有一女團員要到香港來，她的義父張有興是香港市政局議會主席，因為有這層關係，河北省委不批准，要我幫忙。我了解這一情況後，專門向總書記胡耀邦打電報，希望能批准她到香港，打開與張有興交友之門。胡批准了，並指示公安部派專人去河北省委所在地石家莊辦理這件事。經過她介紹，我們與張有興有了接觸。

當時港府華人官員與新華分社接觸，包括接受邀請吃飯，都要事先經過港英政府批准。即使這樣，我們還是主動爭取多聯繫多接觸了一些人。後來包括警務處長李君夏及他的英籍前任，我都請他們吃飯，開始有了個別接觸。

在交朋友、互相增進了解和溝通的目的下，我們同香港政府高層官員的交往逐漸增多，不僅是我，分社的其他同仁也交了不少朋友。這些朋友對港英政府的政策、情況都比較熟悉，其中有不少人，在“九七”後的特區政府中可能會繼續任職，對政權延續、順利過渡，將會起很大作用。

在文化界、傳播界的一些所謂大右派，很多都是反對共產主義，以至反對中共的。有些人還經常發表文章批評中共，“香港前景研究社”就屬於這一族。這一族人士也有區別，不少表示反中共，但愛中華民族，也有一些人​​當時“批毛不批鄧”，批判毛澤東，贊成鄧小平，認為鄧的改革開放主張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香港有相當多數年紀大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傳播界人士、專欄作家、評論家、老報人，是從大陸到香港的，對共產黨多少都有意見，以至怨恨，他們有些坐過中共的牢，受過摧殘，吃過苦頭。

和這些人相聚，我同他們採取不強辯觀點，意識形態的差異暫擱起來，先求縮短差距，“求大同，存大異”，在愛國，或愛中華民族，國家統一上交朋友。前景社的人士與我第一次接觸時，尖銳地批評中共，但他們表示不反對香港回歸祖國。 《九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當時問我，“我們是不是愛國者？”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你們是愛國的。”我至今仍然這樣看。我當時在另外一場合曾表示：在愛中華民族，在讚同鄧小平改革開放，贊成中華民族統一大業方面，我們是一致的，在批評毛澤東，批評共產黨方面，可以存異。

當時在報上幾乎天天寫反共文章，尖銳地笑罵諷刺中共、擁有相當讀者的《明報》專欄作家哈公，他也是從大陸來香港的，且在香港中方機構工作過。此公好酒，我同他接觸，就是吃飯喝酒，我酒量不好，只能勉強陪他喝幾杯，不談他寫文章反共的事，也不談政治。他真名叫許國，與我同姓，酒過三巡，他稱我本家，彼此間距離拉近，交上了朋友。可惜他不久去世，結束了再進一步交往的可能。

我想，同反對派對話，就有溝通的可能，也就有可能減少阻力，有些人還可能成為助力。當然，不能講反對派意見沒有正確的部分，從馬克思主義觀念講，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是發展的，真理是相對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總應該注意接受他們意見中正確的部分。

我在香港做統戰工作的基本態度是待人以誠、以信、以禮、以師。對待朋友，相待以誠，不虛情假意，不搞權術。相處之道，不說假話，一時不能說的，可以暫時不說，或用另一種方​​式說。平等待人，相見以禮，“大”人物、“小”人物都一樣，還要抱著“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虛心求教態度。另外一個重要原則是有容有忍，特別是要容忍別人反對甚至當面責罵，否則難與反對我們的人相處，也就無法去爭取反對派。對反對的批評和輿論，如有必要，可以在報刊上辯論，但仍可繼續做朋友；見面時，可以辯論，可以少辯論，也可以不辯論；甚至只講友誼，不談政治，通過朋友之間交換意見來談一些問題。友情深，可以適當辯論，由淺入深，視對象而異。從淡淡之交走向逐步深交，以求逐步改變反對者的質與量。可惜在這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夠，失去不少機會。

香港中國聯合銀行董事長余兆麒，是一個國際反共組織的副會長（會長是台灣的谷正綱），有人介紹我同他見面，他提出要我去見他，我同意了，他年歲比我大，依中國人尊老的習俗，我應該“移樽就教”。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見面，房間正中掛著蔣介石的大幅照片，室旁還插有一面台灣國民黨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幅“國旗”。老人八十多歲了，身體顯得很好。見面時，我們相對而坐。我就面對著蔣介石像。余兆麒表示對中國大陸當時的政策很欣賞，對鄧小平評價很高。他說：“共產黨現在變了，變得好，既然共產黨放棄共產主義，為什麼不把名字改一改呢？不要叫共產黨，叫民主主義黨或其他什麼。行嗎？”他說過去同共產黨打了幾十年仗，他向我講了他們從大陸撤退時的情景，還講了一些恩恩怨怨的話。對他的態度和說法，我沒有介意，我講：“國共兩黨過去的帳，不管誰欠誰，都過去了。都是中國人，不要再做什麼回憶了，還是面向今天，共同為中國的繁榮、民族的統一，大家再重新做朋友、重新合作。現在大陸改革開放，共產黨對共產主義並沒有放棄，你的想法很好，但這種想法是互相不夠了解造成的，謝謝你的好意。”我同這位老人，以後就相處頗好，每逢過年過節，他還特地送些小禮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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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穩定香港，我領會中央意圖，首先要把華人資產階級中的大資本家穩定下來。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人，對香港華人大資產階級，以及在港的華僑大資產階級最關心的是香港資金流出多少，流進多少，他們的動態如何？

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同香港著名人士會見，都是經過新華分社提名，大多認為是愛國的資本家。中央負責人告訴了他們有關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也聽取了他們對收回香港的意見，不少人回香港後或多或少開始向境外轉移資金。這種事瞞不了社會，引發社會性的移資、移民潮。因而，穩定和爭取大資產階級，成為穩定社會的重心。

對這些人做工作，困難在於不易取得他們的信任。因為共產黨的理論和過往的實際，本質上是對付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本家的。其次，香港許多資本家，在內地有被“共”了一次“產”的經驗，對共產黨懷有戒心，他們擔心“九七”後，在香港新發展的財產，又可能被共產黨沒收或者“公私合營”，當時，香港流傳一個說法，叫“聯合國”，意即共產黨先用公私合營的辦法同你“聯合”，後再“國”有化。包玉剛便親自向我提過：“香港人怕'聯合國'。”

我相信：“一國兩制”、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是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了解香港中外資產階級心態，為長期利用香港，穩定社會各階層，特別是資產階級，而製定的。在這樣的政策中，資產階級不是革命的對立面，也不僅是同路人，而是實現這一政策的執行者。 “港人治港”，或“香港由當地人治理”的實質，是由當地各階層香港人，尤其是資產階級自己管理。這就是鄧小平所說，在香港，不實行“四個堅持”的具體內涵。除外交、國防外，中央政府能不管的，將盡量不管；只是如鄧小平所說，在香港自己無力管治的特殊情況出現時，中央政府方出面給予支持、干預。

而且，中央對香港不僅不會改變私有製，實行所謂“聯合國”，又來一次“共產”運動，還會給予新的發展條件。胡耀邦要我“吃透”中央政策的精神，我以為這樣的認識，是接近這一要求的。

這也就是我在深證工委擴大會上，關於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既依靠工人階級，又依靠統一戰線，制定“兩翼”理論和原則方針的依據。這一依靠兩翼的方針後來經總書記趙紫陽口頭批准。具體情況後文交代。

我在港澳的統戰實踐，就以此為根據。

我們開始設法打開接觸面，特別是一些以前同共產黨、新華分社少接觸或沒有接觸的人。香港華人資本家當中，由於歷史、地理原因，產生不同的派系，如廣東幫、上海幫、福建幫、齊魯幫……廣東幫裡又有潮州幫、番禹幫……，附件幫又有僑幫……僑幫裡又分印尼的、泰國的、馬來西亞的、新加坡的；從關係上分又有親英的、親台的、親美的、親日的；還有一些豪門世家，是由過去英國的買辦家族發展起來的。

我們對各方統戰人物廣泛接觸，力求不厚此薄彼。社長、副社長分工，固定經常聯繫交往對象，逐步加深相互之間的了解，增長互信和有意。我分工的是包玉剛、李嘉誠、郭德勝、邵逸夫、霍英東、查濟民等十多名，都是華人大資本家中的頂尖人物。他們關心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也關心內地經濟、政治方面發展情況，經常向我提問，探討發展趨勢。

生意上的事，他們反而談得少，他們多是這方面的能者、成功者，和我交往期間，相互政治上的需要，多過經濟上的需要。

八三年前後那幾年，正值香港經濟困難時期，他們對於在香港“投資”，感覺徬徨。儘管鄧小平要“投資者放心”，但大多數資本家相反，是“不放心”。

鄧小平的話，固然是以“一國兩制”為基礎，為穩定香港資產階級而發，也說明要穩定香港，主要對像是“投資者”：資產階級。

香港的“金王”胡漢輝約了一桌朋友，在家中請我吃飯。 “賭王”何鴻燊在座，他是一位很具幽默感，會說笑話、健談之士，飯前幾乎他一人“包場”，​​他說完一個笑話，大家笑一陣後，他又來一個，又笑一陣；席間，胡漢輝才涉及他請我赴宴的“正文”，他徑問：“社長看香港前途怎樣？”胡漢輝和楊奇是老同學、老朋友，他大概從楊奇那裡了解到一些我的情況，也就開門見山，​​不怕我見怪。我也乘何鴻燊渲染的歡樂氣氛，簡單地笑著回答“誰有信心，誰未來得益最大！”胡漢輝也許聽進去了，他未去世前，曾多次邀我吃飯，幾乎每次都重複這句話，表示“欣賞”之意。我知道他那幾年生意做得比較稱心。

我到港不久，體會到：商人的政治傾向，往往是和他做的生意“掛鉤”。生意上、融資上，得到誰的支持，往往就傾向誰。多家支持，就看誰支持得多。有些人時東時西，有些人保持“中立”，往往也是這個因素起的作用。所謂“親中”、“親英”、“親美”，大體如此。我就在工委會中提出：我們應該運用我們的“資源”，在港澳培養一批親中的資本家。在港的中資機構，不要怕受指責，要為此方針做貢獻。還要運用內地“資源”——這是更大的“資源”，為爭取人心、繁榮穩定香港做貢獻。

香港中資機構的客戶發了財，內地往往批評說：“外貿公司養肥了資本家。”這種批評本來就是錯誤的。商人如果不牟利、不發財，難道還為你外貿義務服務？我的提議得到做財經工作大多數同仁的讚同。

幾年來，我們不但直接支持了一批人不同程度地發了財，也做了一些努力，影響內地決策，為香港人經營內地業務，增添條件，幫助港人發財。

對於一些遇到經營困難的人，我們還給予支持。有人批評我們這種作法是政治“救火隊”，違背自由市場規律，可能對自由市場起破壞作用。但是，只要不違背當地法律、規章，我認為，這是過慮。事實證明，我們的幾次“救火”，不僅使困難者走出困境，得到新生，為社會做出新的貢獻，也使不少資產者相信，共產黨確是變了，不再“共產”了。還幫助他們免於破產，支持他們繼續發財。

已故巨商馮景禧在和美商美林、法商某銀行的合作中發生困難，失掉了控制權和基本的領導權。社會輿論因他平日作為，多不同情。但他的創業與從業精神，社會頗為稱道。馮景禧找到新華分社尋求援助。我開會討論，中銀集團負責人，以及社內的廣東籍同事都不積極。我說服了蔣文桂，還是協助馮，讓他有條件進行重組，重新控股、當董事長。事後馮景禧高興地去休息旅遊，不幸中風去世。我們繼續支持他的公子，接掌他的事業。

還有一位姓馮的香港世家，他的公司發生財務危機，要求新華分社、港澳辦給予支持。他是中國的老朋友，港澳辦也同意支持他，可是銀行不同意。不僅香港中銀集團，北京總行也不同意貸款。港澳辦李後出面和北京總行交涉，仍堅持不同意。李後沒辦法，要鄭華轉告我，斟酌怎麼辦？他把棘手難題踢給我。既然是老朋友有難，不能“見死不救”，我決定在中央給工委的“特費”中，撥出他們要求的數字，存入中銀作為抵押，再由中銀撥給他們同額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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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年深圳工委擴大會，我在政治報告中指出，統戰工作主要爭取的對象，是中間階層，亦即中產階級。為打開香港的統戰工作局面，必須從大資產階層突破。一旦大資產階層代表人士肯與我們接觸，中產階層人士便易於和我們交往。

八五年間，統戰工作已打開基本局面，我要求主管統戰工作的工委副書記李儲文，對進一步開展統戰工作，包括宗教工作，提出規劃，以供討論執行，他拖延很久，直到退休，迄未做到。

接下來喬宗淮分管統戰工作，我請他籌劃一個統戰工作規劃，鞏固既有統戰關係，擴展新關係，重點放在發展中間（中產）階層。

我們試將香港的中間階層分為三個部分：中上、中間、中下。我們分析，中間階層是個變動的、過渡的階層。相當多的人會從中下、向中間、中上發展，已有一部分人接近社會上層，或已成為社會上層。也有人從中上、中間向下變動。

中間階層的普遍個性，是企求向上爬，思想傾向滿足於沿現社會階梯發展。也有不滿足的人，他們正在日見增加，要求有一個較平等發展的民主環境。

中英香港回歸談判鬥爭中，他們在維持和改變社會現狀之間，急劇地變異、分化。他們政治傾向上的獨立性本來不多，又夾在兩大政治（中、英）勢力交鋒的夾縫間，因而不太可能擺脫兩者的影響，真正獨立行事。

中間階層也普遍存有懼共、拒共的情緒，這正成為英國爭取他們較易，中國爭取他們較難的所在。因為他們多數受西方教育，受益於港英經濟發展；加之新中國建國以來，運動頻仍，受害者對他們產生影響。

我們從兩方面開展中間階層統戰工作。一是工作基礎，改進“左”派社團的工作方針，從“一左二窄”的框框裡解放出來；二是工作重點，加強和各類社團交往。

新華分社內部為此新建科技部、文教部，加強文體部，重點是在加強科技文體界的中間階層的工作。

香港中小學教職員，既是群眾工作，也是統戰工作的對象。我和“左派”教育團體負責人座談，建議他們從自己的圈子裡走出來，把全市廣大中、小學教職員列為工作對象，要像司徒華那樣，把全市大多數教職員團結起來。香港中、小學教職員薪給較高，生活比較穩定，但部分人士也對現狀不滿，亟欲向上發展。有些人還可能對港英統治不滿。我們應多了解他們，依據他們的理想，把他們組織起來。

我說：“抗戰時，我開闢敵後根據地，先從中、小學教師做工作，出乾部。他們不滿現狀，為求個人出路參加革命。收回香港和敵後打游擊，雖然是兩種不同性質問題，但這個經驗還可參考。”

我也接觸了不少社團的代表人物，請他們吃飯、交換意見。有些歧見過大的，就不談政治，只做感情上的聯絡，讓對象感覺，不因政治見解不同，就不能共處。李柱銘、司徒華推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後，我照往常一樣，個別宴請他們。李鵬飛、譚惠珠找我訴說政見，以及對中英兩方的感受，我耐心聽取並回答他們，表達中國方面對有關問題的主張。在我宴請新界幾位政壇“新秀”時，立法局議員黃宏發批評中國不重視香港民意，讚美港英政府；我雖不同意他的見解，但沒有和他辯論。

一些社會團體如獅子會、香港傑出青年商會的聚會，我也出席發表講話，表達中國政府對他們的重視。前者是個世界性的民間社團；後者是歷屆青年精英組成的聯誼組織（香港每年選出十大傑出青年），李柱銘、李鵬飛都是會員。

壓力團體“匯點”成立一周年紀念會，邀我參加，我欣然赴會。會場佈置簡單，人數似不滿百，我隨便坐在一張排椅上，聽該會副會長楊森致辭。他在致辭中批評了中國。有位政協委員也應邀與會，見到此情景，在會後好意地和我打招呼說：“你怎麼也參加這種會？以後不要再來了。”他的善意我領情，含笑點頭致謝。香港記者沒料到我會出席這種的會，只來了二、三名記者，追上來採訪，問道：“你為何來參加？”我答：“他們請我來，我就來了。 ”他們又問：“其他壓力團體請你，你會不會去？”我答：“只要他們邀請，我都會參加。”可惜後來並未再有其他邀請。

每年的春節活動中，科技、文藝、新聞傳媒界精英，新華分社能夠邀請到的，我們都邀請。我了多次參加香港京劇票友清唱會。在赤柱招待所，我也舉辦過京劇程派清唱會，邀請了幾十位程派名票友聚會，互展歌喉，大飽耳福。想不到名影星夏夢，也是程派名票，一曲“鎖麟囊”，傾倒全座。

參加名歌星的演唱會，以示我們對演藝界的尊重，也是工作之一。徐小鳳婚後寬廣的女中音，我很欣賞，兩次觀看她在紅磡的演唱會。林子祥、鐘鎮濤的演唱會，我也去聽了。梅艷芳的演唱會，我本想去“捧場”，因為去了內地，未能如願。我很喜歡聽她的一些歌。

為了爭取演藝界的友誼，我參加了鐘鎮濤的婚禮，還專門安排無線電視台的金牌主持人汪明荃為人大代表。汪明荃政治傾向上屬中間性，在演藝界有一定代表性。以往人大和全國政協的香港演藝代表多屬“左派”人士，我亟思突破這種現象。但爭取增加人大代表名額未果，只能請原代表讓位。我也很欣賞原代表的藝術成就，為了工作，不得已方出此策，結果未獲諒解。

至於未能與成龍等名影星相聚，我迄今引以為憾。大概由於台灣政治那時不許與大陸有關係的影星的影片在台灣放​​映，不便與我們接觸。

幾所大專院校，是我們工作的薄弱部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較好，我們與兩校前後任校長都有友誼交往。香港大學前校長黃麗松、中文大學前校長馬臨，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但是，與教授間的交往，和總人數相比，能交上朋友的，就顯得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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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交新朋友的工作中，聽到一些老統戰對象的反應，他們表示不滿，講我們“注意了新朋友，冷落了老朋友”。

我聽到這些反應之後，感覺我們雖然沒有對老朋友故意忽視，在客觀上會不會確實存在這樣的情況呢？我在工委會上明確提出“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工作方針。

利銘澤在世時，當時新華分社的社會關係少，如果春茗由新華分社出面邀請，估計一些人士不會參加，利銘澤就主動出面邀請，這樣他請到一些當時新華分社請不到的客人，使新華分社負責人有機會同他們接觸。利銘澤去世後，利太太秉承他的遺志，繼續擔任這樣角色，由她出面邀請，八四年元旦這樣做，八五年也是如此，實際上，到八五年已無此需要了，新華分社已經打開社交局面，邀請的對像已遠為超過。但為了尊重利銘澤以前對中國和新華分社的幫助，表示對他的懷念和感謝，我同意協調部意見，請利太太繼續做。

利銘澤生前曾率先集合香港其他一些大資本家與廣州合資經營廣州花園酒店，這是習仲勳、楊尚昆在廣東分別任第一、第二書記，楊尚昆並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時決定的。

香港資本在廣州花園酒店的投資比例佔百分之五十一，控股，但實際拿出的資金比較少，絕大多數是中國銀行貸款，還由中國方面擔保。

項目開始建設後，由於香港正處於經濟低潮，內地也開始緊縮經濟，中國銀行決定對外資在國內的投資項目，不再擔保貸款；香港方面增加資金也有困難，而項目必須增加資金才能繼續下去。為此，廣州市方面組織了一個公司來經營這個項目，提議要不港方增加投資，要不港方把股份讓出來，由廣州市單獨繼續經營。

這時利銘澤已去世，利太太主持香港投資方面的事情，找到楊尚昆申述困難。楊尚昆就找我，要我出面幫助解決，實際上是要我出面找廣東商量，仍然維持原來的協議，支持利家。楊尚昆自己也可能向廣東打過招呼了，我找到當時的廣州市委書記葉選平，又找了當時經辦此事的副市長朱森林（現任廣東省省長），經過反复困難的交​​涉，總算維持了原協議。

對一些著名的老朋友，每年春節我都要去他們家裡登門拜年，探望問候。如中華總商會里當年第一個掛中國國旗的愛國商人高卓雄，以及費彝民、安子介（南聯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李子誦（香港《文匯報》社長）等等，表示對老朋友的尊重。費彝民去世後，我仍去他家，向他夫人蘇大姐拜年，並讓有關部門經常注意關心她的情緒，照顧她的生活。

何賢（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和霍英東（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政協常委），都是中國的老朋友，何賢在澳門、香港很得人心，他雖然出身基層，但上、中、下，左、中、右各方面的關係處理得相當好，中國在澳門的工作，一直對他倚重很深。

八三年，他同霍英東同時患上癌症，我知道後，立即向他們兩人建議去北京治療，我表示願意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給予特別的關心。結果霍英東同意了，何賢仍決定去美國醫治。

霍英東去北京治療前，我給中共中央、國務院發電報報告這件事，並派專人去衛生部、港澳辦交涉安排。黨中央、國務院的負責人在接到我電報後做了專門的批示，衛生部因此十分重視，集中了全部的名醫到北京為霍英東治病。不久，霍英東康復了，回香港後，他對我表示感謝，用了四個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當，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霍的關心，我們應該做的。

何賢在美國沒有治好，回來之後不幸去世。他的去世，同利銘澤一樣，對中國的港澳工作是一大損失。在香港舉行追悼會時，我同樣參加，並為他扶靈。

何賢去世後，家庭內有糾紛，事業也碰到一些困難，我們在工委會上經過討論，確定支持他的公子何厚鏵，幫助他解決銀行的麻煩，繼續何賢的事業。

香港的左派工商界，很多都是中國商品，即國貨的代理商、批發商、零售商。改革開放之後，外貿渠道多元化，不再完全由外貿部和華潤公司控制了，各省市、各部門都在香港自己經營進出口，都有自己的代理。這樣，原來國貨的代理商、批發商、零售商就受到相當的影響，不僅經濟利潤降低，政治上也感到受冷落，因為以往新華分社主要就是和他們交往，我去香港為打開局面，重點做大資產階級、大右派的工作，相形之下，同他們的交往就顯得少了。

既然聽到反應，我就注意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在工委會上提出，要避免冷落他們，應與他們多接觸、多關心，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特別對中華總商會的老關係，要多尊重，多在經濟上予以照顧。
因此，新華分社同仁便加多與他們接觸，關心他們的利益情況。我並交代華潤總經理張建華、中銀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在外貿和資金上予以注意照顧，幫助了一些老朋友，解決了他們的實際困難。

第五章 展開“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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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工委擴大會上，正式提出執行“一國兩制”，依靠“兩翼”的方針，一“翼”是依靠工人階級，另一“翼”是廣泛開展愛國愛港、澳統一展現，這和一貫提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大大“出格”的。

這是我認識上的變化，“出格”有據：
其一，中央決定，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或更長時間不變，由當地人實行“港人治港”，未來特區政權應是資產階級為主，有工人階級參與，各階層聯合的政權，它基本上屬資產階級性質。這就需要有一個廣泛身後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工作為基礎。
相反地​​，如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以工人階級為主，組織特區政權，“港人治港”成為“港共治港”，其政權屬工人階級性質，顯然不符中央所定“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其二，重新分析香港的工人階級。香港新華分社以前的領導層，仍停留在劃分藍領工人、白領工人這樣的層次上（藍領從事體力勞動，白領從事腦力勞動），對中間階層既未涉及，也未分析。我初到香港也是按這樣的區分來認識問題和確定方針的。不久，在認識到香港有一個中產階層後，我感到把香港工人階級局限在八十多萬產業工人上，顯然不符合已發生的階級狀況。

香港人稱為“打工仔”的範圍很廣，凡是為政府、企業、社會團體服務的人，都包括在內，總人數不僅是八十萬，而是二百八十多萬。香港還有一個名稱——“打工皇帝”，是指企業、機關管理階層的中、高層人士，他們雖然並非投資者，不是資本家，月薪卻很高，從幾萬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都有。從階級觀念分析，實際上，稱中產階級為中間階層更符合實際，用共產黨的語言來講，其中一部分已屬於工人貴族，接近資產者，他們多數人的意識形態，已不完全屬於工人，而更接近資產階級。廣泛地講，依靠工人階級應該包括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的中、下層。

從香港社會實際看，很多人又不完全是“打工仔”，從某個角度看，他們自己也是投資者，所以工人階級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所發展，另一方面也在分化。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所追求、嚮往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完全是資本主義，他們追求的是現實利益，情況比原來想像的複雜。

要保持香港政權的資本主義性質長期不變，就要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同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掘墓人，至少在當前是矛盾的。當前實際狀況和“一國兩制”方針，都不是“埋葬”，而是繼續發展資本主義；“埋葬”至少是個長期的未來。

根據這一認識，我們對當前和“九七”後“一國兩制”方針下，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亦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係，提出：在資本主義不斷繁榮和發展的前提下，要不斷改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與生活素質，這樣才能不斷改善勞資關係，使雙方關係不至於惡化以至對立​​，保持香港長期和平共存的情況下，在經濟上勞資兩利，在政治上合作共處。由此也決定，在“一國兩制”下，工人階級對政權的參與，是合作、監督、影響，而不是領導、實行專政。
我理解這就是鄧小平所說，不在香港實行“四個堅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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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工會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相應、支持內地的運動，成為主要任務，忽視為香港工人爭取自身福利，嚴重脫離香港實際，“中間”工會乘此空隙，脫穎而出。我在新界見到一個老工友，他很不滿地告訴我：“我們不斷搞運動，忘掉為共有爭福利。劉千石到處為工人爭福利，哪裡鬧勞資糾紛，哪裡就有劉千石。現在劉千石在全香港有名，我們工會領頭的沒​​人知道。”那時我剛到香港幾天，還不知道有個人名叫劉千石。

“反英抗暴”活動就是受這種“左”的政策影響。主導這個活動的“左派”工會，在香港社會的政治形象損傷很大，甚至被視為“暴徒”，英國政府逮捕幾千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工會的工人，被釋放後，又被資本家大批解僱。此後“左派”工會就處於停頓狀態，共產黨員身分暴露，黨組織被英國掌握；再加上工會領袖年歲大，社會形像不佳，有些人被直指為“左仔”，又對現狀拿不出辦法來。而且工會會員大多屬於藍領階級，文化水平低，年紀大。

因此，整頓“左派”工會，確定工會的正確方針，解決工會幹部徬徨、苦悶的精神狀態，就成為我到香港後很重要的工作。

許多工會幹部和工人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很不理解為何“反英抗暴”是錯誤的。他們認為：反對英國有什麼錯？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不應該反嗎？他們對中央新的香港政策也不理解，認為香港“收回不解放”，仍然保持資本主義那麼多年，“港人治港”實際上是資本家治港，豈不違反馬克思所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為什麼香港不能讓工人階級領導？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反复說明“反英抗暴”是四人幫利用香港工人的愛國情緒，試圖改變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正確方針，使用暴力提前收回香港。這是四人幫控制的中央犯的錯誤，不是香港工人階級犯的錯。但香港工人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對“收回不解放”的問題，我們說明工人階級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統一原則，希望能說服他們，“統一認識”。中國共產黨黨章指出，黨有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實行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當前實現社會主義，演繹到香港的現實鬥爭中，“一國兩制”是黨在香港的最低綱領，是當前鬥爭的綱領。我們沒有放棄在香港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的提法，但那是遠期目標，至於將來怎麼實現，要在今後實踐中探索。

我們確定了工會的新方針，即香港工會要為收回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穩定繁榮服務；當前，要為爭取工人本身的福利服務。工會應該關心香港社會，關心自身福利，這是主要任務。配合內地，應從香港的實際出發，不能同內地採取一樣做法。在爭取工人本身利益時，應服從“一國兩制”的總方針，在同資本家的矛盾和鬥爭中，應採取勞資兩利的政策，勞資協商的方式，不要動輒用罷工鬥爭手段，必要時才考慮其他適當方式。換言之，應該視協商​​本身也是一種鬥爭形式。

八五年“的士”司機大罷工，在九龍彌敦道遊行，罷工代表到新華分社請願。我們由祁鋒出面接待，並告訴他們，這是香港政府管的事情，應該去找他們解決。社會輿論反應很好，認為新華分社沒有利用罷工干預香港政府的事務。讓祁鋒出面，是我們商定的，因為祁鋒曾指揮“反英抗暴”，被某些港人指為“左仔”，對他印像不好，我們想通過這次，改變他和“左派”工會的形象。後來，工會根據“勞資兩利，協商解決”的方針，與資方協調，很快達成了協議，順利解決了罷工問題。在香港社會，尤其是工商界反應比較好。當時“中間”工會也介入了罷工，爭奪罷工的領導權，提的口號、條件高，但未被工人接受。

事實說明，“左派”工會確定了新的工作方針後，符合香港實際，能被香港工人階級和香港社會接受。

在新形式、新工作方針下，我們對“左派”工作進行了整頓，依靠工會自己的努力，培養新領袖，以代替老領袖。老一輩思想上“左”的意識多，社會形像不佳，要改變很困難，所以需要培養年輕、有知識、思想開放的一代。現在工會的幾位領袖都是這樣產生的。我交代分工管理工會的鄭華，允許工會領導人有自己的風格、語言，對外言論可以不同於內地、新華社的表達方式，即使有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責備追風，放手讓他們去做，以免他們脫離群眾。我們還讓譚耀宗專門去英國學習，這幾年他在立法局表現不錯，既能代表工人，又不給人“左”的印象，社會上比較能接受，知名度也高。他同右派工會的立法局委員彭震海的關係也處理得好。又如陳婉嫻，九一年直選，她獲得四萬多票，只差一萬多票即可當選，社會形像也很不錯。這些都是工會培養的新領袖。

調整工會結構，也是重點。工會會員重新登記，並且著重發展年輕的、文化程度高的白領階級，成立新的工會來吸收這些人，而且在行動中樹立新的形象來擴大影響。八四年工會開始整頓後，“左派”工會發展的人，每年約減少一萬人（因年老退休或死亡），而發展吸收的新會員也約有一萬人。 “收支”相抵，保持十七萬人。

為了進一步發展工會，通過工會發展其他方面的群眾組織，新華分社成立三個分區辦事處即分工委以後，工會就實行雙重領導，即基層工會由上層工會及分工委雙重領導，業務工作以上級工會為主，黨的工作以分工委為主，開始他們有些不習慣，抗拒較多。但雙重領導的目的，是想在分工委統一部署下，除工會本身業務外，配合做一些其他工作，如屋邨的居民工作。九二年直選以後，我從報紙看，“左派”工會設立了分區辦事處，我認為他們認識到地方工作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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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階級有三大特色：一是處於分裂狀態，二是白領工人不斷增加，三是流動性大、變動性大、福利少。

大多數工人並未加入工會組織。工會總人數不到二十五萬，如以香港有八十多萬產業工人算，只佔三成；如按香港工人階級二百八十萬人算，工會會員還不到百分之十。

處於這樣狀況下的工會，又分為左、中、右三派。 “左派”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右派”工會是台灣國民黨控制的，還有“中間”工會，主要領袖為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

三種工會，“左派”的力量比較大，當時號稱有二十萬人，其中登記、繳會費的有十七萬人；“右派”工會有三萬多人，“中間”派工會有二萬至三萬人。

由於左、右兩大派勢力的劃分，香港的工會、工人階級一直處於互相對立的狀態，彼此很少往來。

港澳工委的方針，是逐步解決香港工人階級分裂的狀態，要求“左派”工會做統戰工作，爭取和“右派”工會、“中間”工會團結合作。

每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十•一”國慶節，“左派”工會舉行紀念酒會，工會、新華分社都邀請“右派”工會的人士參加。我每次都到場。八五年，我利用參加工會酒會的時機，主動同香港“右派”和“中間”工會的領導人、工會工作者見面，進行了一次不算座談會的座談會。那天，事先並未如此安排，“左派”工聯會鄭耀棠告訴我，他們都在，我臨時提出要去看看他們，並坐下來談話，主要講香港工人要團結起來，不要分左、中、右，一起為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繁榮香港而工作；並且解答了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他們看來比較滿意。 “左派”工會與“右派”工會逐漸地增加了聯繫，香港政府組織勞工顧問委員會，港英政府有意讓“右派”工會也有代表擔任委員；“左派”工會有兩種選擇，一是抵制，二是也參加這個組織，我們決定參加，確定同“右派”工會合作。並聯手選代表，形成左、右兩派工會聯合的局面。

鑑於香港實際的情況，工人對共產黨的看法，受到各方面的影響，特別是白領階層本身就意見分歧，因此吸收他們進入“左派”工會的可能性不大，要團結這些人，就要發展“中間”工會。我們決定支持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的李啟明等人所組織的“中間”工會，並推薦李當諮委會副主任，以提高他的知名度。

要爭取“中間”，不僅對工人，也要對教師、公務員做工作。素圖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曾經是年輕教師愛中國、要求回歸中國的這一派，他曾經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我到香港後，每年與司徒華見面一、兩次，他曾向我表示，看了《陳雲選集》之後，不想加入共產黨了，假如以非黨員身分，工作會更好做一些，個人自由度也更大一些。我同意他的想法。我認為，香港中間偏右的人佔多數，爭取中間偏右勢力很重要，我們許多工作都應該從這個角度考慮。

消除分裂狀態，爭取三派工會團結合作，成為“左派”工會新的工作目標，這些年來，雖經努力，但結果仍然不盡如人意。

第六章 未來政制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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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後，香港開始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制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成為過渡期最重要的工作。

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訂並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中國政府這一正式的宣布和承諾，表示中國要用法律形式將國家政策固定下來，以保障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等實施的法律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讓未來香港特區政府行動規範上有依據，並希望藉此進一步增加港人信心。

鄧小平對基本法有比較原則性的意見。這些意見，內部先有傳達，後來他在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全體基本法起草委員時，公開講了，大體有以下幾點：

一、不宜太細。宜粗不宜細，原則一點。

二、香港製度不宜全盤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贊成搞“三權分立”。

三、不贊成立即實行普選，即使搞普選，主張逐步過渡，一步一步來。

四、對待特別行政區，中央要管一點。大體分三個層次：中央不干預香港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香港會不會出現損害國家與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沒有乾擾，沒有破壞力量嗎？香港有時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門解決不可的問題呢？ “九七”後，香港有人罵中國，罵中國共產黨，我們還是允許的，如果變成行動，把香港變成打著民主幌子反對大陸，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可。如何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干預，不一定要中央駐軍出現，只有出現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總要干預。

鄧小平的這些意見，就成為中方草擬基本法時正我的原則。也變成基本法草擬過程中，以及以後香港事態發展中，中港矛盾的焦點。

從國家起草基本法的組織運作可以看出，中國對製訂香港基本法的重視，和慎重、細緻的態度。

基本法的具體起草，由國務院港澳辦主持，在姬鵬飛領導下，具體工作則由當時的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秘書長魯平負責。成立草委會之後，李、魯二人也隨即成為草委會正、副秘書長，毛鈞年也是草委會的副秘書長，分工負責聯絡香港草委。

國務院港澳辦在這方面的工作程序大體如下：經過調查研究，提出草案，由姬鵬飛召集有關單位共同討論。港澳工作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包括港澳辦、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香港新華分社，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參加。

在討論涉及到其他部門問題時，國務院該部門的負責人也參加會議，例如財政部負責人參加討論財政問題，軍委總參謀部的有關負責人參加討論駐軍防地問題，民航總局的負責人參加討論航權等。經過討論、修改，意見一致後，由港澳辦寫成書面報告，經中央批准後執行。

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不少意見是由草委會秘書處先提出的，在這方面港澳辦和草委會秘書處已是混合一致，很難區分了。

起草委員會吸收了國內許多專家，如著名的法學家張友漁、裘劭恆，國際法專家邵天任、王繼嵐，中國憲法起草者之一胡繩也是草委會的副主任，他和包玉剛共同領導一個小組，對各專題小組討論的方案和意見，予以總歸納和整理。這些專家在國內頗具權威，他們對基本法的討論都是字斟句酌，非常細緻、慎重。

香港新華分社，自始至終參加了基本法的調查研究、諮詢、建議和討論的過程。有兩類情況，一是港澳辦交下一些“課題”，要求新華分社提供情況、看法和建議；另一種是新華分社主動提出情況和建議，多數情況是這樣的。

新華分社以調研室為基礎，抽調有關人員，專門成立了政制研究小組，由喬宗淮、毛鈞年負責，專門研究政制方案，收集世界各國民主發展、政制發展的資料，研究香港社會上出現的各種方案和一輪，經工委議定，寫成報告，向港澳辦和草委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英國政府實際上始終參與基本法的起草，他們主要是通過外交途徑——兩國外交部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多數問題，他們在北京接觸；部分問題，他們與香港新華分社溝通。雖然起草基本法是中國的事情，由於涉及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他們並考慮到香港在十二年過渡期內，行政管理是由英國負責；“九七”以後，某些涉及基本法內容的事情，還需要英國合作；聯合聯絡小組還要保持到二零零零年，這期間某些事情，也可能需要英國的合作。

總之，九七年前後，英國在香港的特殊地位與情況，導致中國政府對英國的參與持歡迎態度，也尊重英方的意見。據我們所知，英國外交部在港府設有專門機構研究基本法，以提出意見和建議。

港英政府通過草委會的香港委員了解情況，他們不僅找任職於港府的人士，有幾位沒有政府職務的，也經常被找去資訊會議情況。可以講，英國自始至終參與了基本法的製訂，其參與程度達到為每章、每節、每段，以至個別文字，都提過意見，其細緻之具體程度，可謂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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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對中英談判的參與是間接的，因為談判是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中方不允許英方把港人意見作為討價還價的牌。中國政府在北京、香港接觸香港各界人士與社會團體，聽取港人意見與建議，也重視香港傳媒所反映的香港社會各種情況和意見，並儘量將這些意見和建議，納入決策中。

基本法的製訂就不一樣了，需要有港人直接參與​​。在考慮起草委員會要不要港人直接參與​​時，北京有關方面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不需要，另一種則認為起草委員會應該吸收港人參加。港澳辦的主導意見屬於​​後者。我和姬鵬飛在北京議及此事，我們一致認為港人應該參加。

我當時的看法是：基本法是決定香港人前途的事，應有港人代表參加草擬制訂，將來基本法才能獲得大多數人認可，成為他們自己的基本法。而且有了港人參加，在製訂的過程中，可以進一步了解香港各階層的心態，也便於更實際地爭取港人歸心。

姬鵬飛同意我的見解，交代我回香港後，先考慮名單（這種作法是大陸“習慣”，在香港暫時還沒有條件根本改變），待他報告中央批准後，再正式進行。我回到香港，即收到港澳辦的通知——經中央批准，決定十八名香港人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為了這份名單，我們在兩個問題上很“傷腦筋”：一是代表性，​​二是名額。依前者考量，應是主要的原則，但這麼一來，十八名就顯得太少了。要擴大名額，就須得到北京同意。因此，我們一面草擬初步名單，一面向北京要求增加名額。姬鵬飛同意增加兩名至二十名。

參與草擬基本法，是全體港人的事。從理論上講，各階層都應有代表性人物參加。但名額有限，工委同意我的考慮，偏重上、中層，基層少一點。因內地委員中，共產黨員不會少，有他們可以彌補。事後證明，這個考慮不周。在廣州召開第八次草委會全體會議上，就把譚耀宗領頭，維護勞工界利益的提案否決了。我為此向姬鵬飛、李後提了意見，企圖謀求補救。

為了讓英國資本放心，還要有與港英政府關係較密切的人參與草擬。

為了讓台灣方面知道起草情況，也讓他們實際參加收回香港統一祖國的活動，我們也爭取與台灣方面關係較密切人士參加。結果，限於當時台灣政情，有代表性的人物無法應邀，可以應邀的卻缺少代表性而作罷。

工委內部對草擬名單中的兩個人有爭議，一是律師李柱銘。當時有人認為李柱銘傾向英方，主張激進民主。結果說服了反對的同仁。

另一個是香港議員、全國人大代表廖瑤珠。新華分社同仁一致認為她是老愛國，但好提反對意見，常弄得人下不了台。新的、老的副社長和協調部較多人不同意提名她。我曾經拜訪過她父親廖恩德，他坦率地評論女兒說：“她是一把兩面開口的刀子，心裡有話留不住，但她是真愛國的。”我以廖老的話說服反對的同仁：“兩面開口的刀子有什麼不好！我們對不友好的批評，還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況愛國的人。”

名單“排”來“排”去，需有二十三名，超過三名。報給姬鵬飛，說明無法再減，獲得同意。

港澳辦將草擬的內地草委名單，通知工委，徵求意見。這個名單包括內地有關部門負責人（毛鈞年和我在內），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資深法律界人士。我們無異議，唯有關部門人士內，將原新華分社幾位退休社長也包括在內，我向姬鵬飛建議：“是否以較年輕，對香港情況較熟悉，思想較'解放'的人代替？ ”姬表示，“可以考慮。”

姬鵬飛召集港澳工作會議，討論起草基本法的有關工作。在討論草委名單時，我重複了對內地有關部門委員名單的建議，姬鵬飛立即同意，並問大家：“誰適合？”一時無人答話。我提議：“鄭偉榮怎麼樣？”會上無人反對，姬鵬飛說：“就鄭偉榮好了。”我對鄭偉榮知道不多，當時以為他合乎我考慮的幾條。後來才知，對他的了解不全面。

確定的名單經中央批准後，香港新華分社才同被提名人接觸，徵求各人意見，確定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提名。一般說，都很高興地接受了。在港府有職位的人士，如港人稱為“四料職員”的譚惠珠（指她身兼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區議會四職）、上訴庭按察司（大法官）李福善，我們特意向港英政府徵求意見，回應是“樂意見到他們的任命”。

香港社會有對此表示滿意的，認為香港人能參加起草、制訂基本法，直接反映港人意見，爭取港人權利，這對港人來講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他們也認為這份名單：“保羅各界精英，照顧各方利益。”

但也有種種一輪，認為偏重上層、商界；而地區人士、中下層人士參加不夠等等。

八五年七月一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二十三位香港委員，同三十六位內地委員一起，為十二年後，在香港實行的基本大法共同籌商。很巧，十二年後的這一天，即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會十分重視港人參加起草基本法。草委會第一次全體大會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親自向各委員頒發聘書，儀式隆重，這是全國人大從未有過的做法。以往人大常委會成立若干委員會，從未舉行過委員長頒發聘書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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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草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前，就已考慮如何讓港人更充分地參與起草工作，因為二十三名草委委員畢竟有限。

我與姬鵬飛交換意見，說到香港政府通過三百多個諮詢組織，施行“精英民主”，我們在香港也可成立一個起草基本法的諮詢委員會，做為民間團體，使港人有機會更廣泛參與起草基本法。姬鵬飛可能將此設想報經中央批准，草委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即將此設想徵求香港委員的意見，獲得一致贊同，並推舉在港的草委會副主任負責籌備。

在港的副主任，就是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李國寶（東亞銀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許家屯五人，其中只有我不是香港人，把我包括進去，內部講，我是工委負責人，原則問題上要我負責；對其他四位副主任聲稱，是考慮一些具體工作，可能要動用我出面安排。

姬鵬飛召集草委會主任、副主任開會，建議這一方案，香港的副主任都積極贊同，包玉剛首先表態贊成。安子介提出：按照香港法律，在香港成立一個組織，要向香港政府註冊，但基本法諮委會這個組織，要向港府註冊，感到有點彆扭，認為應該向港英政府交涉，免於註冊，他建議，是否找譚惠珠商量，請她出面同港英政府溝通。大家認為可以一試。會後，安子介即與譚惠珠、黃麗松、司徒華一起，通過長途電話與當時正在倫敦的港督尤德聯絡，尤德一口允承諮委會無需辦理社團註冊。安子介表示，應該要求港府對此有書面承諾，並且十分堅持。大家沒有公開表示意見，私下里姬鵬飛要我出面，勸安子介不要強港府所難。

諮委會免於註冊後，章程便無須由港府批准，成員名單和活動也無須向港府報告。

成立諮委會，首先有一個起草章程和籌備經費的問題。五位在港副主任商量是否召集在港的起草委員一起研究。安子介又提問題：在香港開會，是否會抵觸香港法律，被稱為非法集會？其他幾位副主任都認為，既然港督已經表示諮委會是做為個案處理，無須向港府註冊，開會應該也沒有問題。這樣，就決定在灣仔華潤大廈五十層上的會議室，請在港全體草委座談諮委會成立事宜（二十三名香港委員加上我和毛鈞年）。

座談由包玉剛主持，提出推選五個人，起草諮委會章程。二十五名委員中，有四位法律界人士，他們是李福善、李柱銘、譚惠珠、廖瑤珠，他們成為當然人選，安子介提名新華分社副秘書長，也是草委會的副秘書長毛鈞年參加，因為事實上，籌備諮委會要依靠新華分社來做具體工作。這時，司徒華自己提出，他願意參加起草，李福善表示反對，很激動地講：“假如他參加，我退出。”會場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我同包玉剛商量，多一人，少一人，不存在原則問題，單數、複數也不要緊，因為只是起草章程，小組如有異議，三票對三票，可以提交全體香港草委議定。包就出面打圓場，緩和氣氛，最後，通過六人小組來負責起草章程。

諮委會所需經費，在籌備醞釀過程中，包玉剛、李嘉誠、查濟民等幾位自願負擔，他們不希望公佈。為尊重他們意見，迄未公佈。具體情況，新華分社也沒有過問，由諮委會正副秘書長迳向主任、副主任報告。諮委會名額，港澳辦通知新華分社，主張八十人，不超過一百人；一些香港草委提議二百人。我交代毛鈞年和協助他的協調部部長楊聲，“排排名單再說。”我主張範圍要更廣泛，人數盡量多一點。名單基本上要涵蓋上、中、下；左、中、右；中國、外國；男、女、老、少。所謂“右”，包括反對共產黨，當前不贊同收回香港的人。我們排了一百人、一百八十人、二百人三種不同方案。經過反复比較，再三考慮，最後定下諮委會由一百八十人組成，經幾位在港草委副主任同意後，報港澳辦備案。

在醞釀名單中，曾經考慮爭取鍾士元、鄧蓮如參加。派人向他們本人徵求意見，被婉言拒絕了，沒有多講理由，只說不便參加。

台灣在香港的勢力，也考慮應該爭取他們反映意見，當時，台灣政壇對大陸態度，還很僵化，對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持反對態度，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以後，台灣政府也發表聲明，聲稱要保護他們將來通過談判收回香港的權利。對“九七”之後，他們繼續留在香港，還是撤退，也未明了，處在混亂狀態。為了爭取台灣方面減少顧慮，爭取他們對基本法的草擬和製訂有所反映，影響他們對“一國兩制”的看法，設想爭取他們之中有影響的人士參加。即使他們本人有顧慮，可能不敢參加，台灣政府不願意他們參加，也可以公開表明，我們團結為國的意願。我就公開點了三個人的名，一是台灣政府在港的實際負責人、國民黨港澳支部書記陳志輝，一是《香港時報》董事長曾恩波，還有一位是台灣的立法委員卜少夫，三人中考慮到思想開放、民間立場的卜少夫較有可能應邀，便將他列為首位。結果他們都沒有回應。後來，卜少夫在報上公開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謝謝許家屯的好意》，給予善意的回應。我們又重新選了三個同台灣關係接近的人士參加諮委會。

在所謂“飛石事件“——劉千石事件的處理上，我有些偏激。劉千石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負責人，香港中間工會的領袖，當時認為他有政治背景，某一勢力想通過他在香港搞波蘭式的團結工會，培養他成為瓦文薩（華勒沙）式的人物。香港不少工商界人士認為劉千石是與他們勢不兩立的人物，在處理勞資糾紛當中，他主持的工會，要求往往過高，令資方難以接受。從不能再助長提高他的知名度出發，我不同意“左派”工會——“工聯會”提出的，讓劉千石也參加諮委會的意見。因為“工聯會”已經公開進行了醞釀，我這個決定，招致他們要公開改變承諾，給他們帶來困難，引起中間、左派工會的不滿，社會輿論也不佳。事實證明，工聯會的意見是對的，不讓劉千石參加，反而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得到相反的效果。況且，即使是有背景的人物，也要交朋友，做工作。

諮委名單經過香港草委同意後，安子介提議增加幾位外籍金融界、商界人士當顧問。幾位副主任沒有異議。我為平衡計，建議增加陳耀才——“左派”“工聯會”老工會領袖，業已退休，安子介立即表示反對，表情異常堅決，完全出乎意外。在場其他幾位副主任，面面相覷，顯有難色​​。為不使大家為難，我就放棄了。

諮委會籌備期間，在選舉執行委員和諮委會的主任、副主任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小風波，香港報紙形容為“茶杯裡的風波”。選舉在中環連卡佛大廈舉行，這座大廈是包玉剛先生收購“匯德豐”之後的新產業，他主動提出可以讓出一層來給諮委會使用，做為辦事處。

執行委員的選舉比較順利，由諮委會全體委員選出十九名執委。只是我們原先認為很有希望當選的勞工界代表“工聯會”的負責人鄭耀棠，以一票之差，沒有選上。

執委會選出之後，稍事休息，五位發起人商量選舉主任、副主任事項。我表示，按照內地經驗，先讓執委們醞釀一下候選人名單，再進行選舉。但其他幾位都主張立即就選，我也就沒有堅持。這樣，就在選出執委後，立即召開第一次執委會，由包玉剛主持。他一上來就宣布要選舉主任、副主任，並宣讀了擬定的主任、副主任候選人名單，執委們感到很突然。包玉剛問大家有沒有意見，有一位執委表示沒有意見，包玉剛講：“如果沒有意見，就請鼓掌，表示通過。”結果大家就鼓掌算是通過了。會後，執委們反映很大，認為這樣的選舉太倉促，沒有準備，不符合諮委會的章程等等。記者們問我，我也只是很勉強地做了解釋。當然，這也不能責怪誰，只能說明，幾個副主任都缺乏民主訓練，包括我在內。為了挽回影響，我要毛鈞年與幾位副主任協商，同意重新按章程提名和選舉。選舉結果，雖然仍是原先當選的那幾位，仍引來一些批評。

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字一周年的前一天，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正式成立。姬鵬飛以草委主任身分，在會上做了講話。他當時應港英政府和香港新華分社之邀請，正在香港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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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基本法起草過程，民主的氣氛可說是空前的。

起草過程實際上是各方面（中港為主）合作、協商、妥協的過程，也是充分民主的過程。在四年又八個月時間內，起草委員會開了八次大會；五個專題小組，前後開了六十多次會；內地草委多次到香港徵求各方面意見，其中兩次正式組團到港全面地徵求意見，所謂兩上兩下。第一次是八八年五月至九月，對草案徵求意見稿，第二次是八九年二月至十月三十一日，對七屆人大常委會六次會議審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

諮委會徵求意見採客觀、全面的方式。諮委們在香港活動頻繁，還不斷去北京反映意見，兩次全國征詢意見時，諮委會收集了大量意見，整理成書面意見。為使原始意見保持原來面貌，沒有綜合整理，而是逐項收集逐條記錄，忠實反映，沒有曲解，沒有簡化。只做“歸類”處理，便於參閱。

此外，香港新華分社通過與個人、社團以及各方面的接觸，也收集了不少意見，新華分社對各方意見做了專題研究，在港的中資機構也聽到和收集到一些意見，這些意見大多數都反映到新華分社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港澳辦、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會見港澳各界人士時，也都聽到不少意見。

應該說，港人意見在四年八個月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絕大部分獲得重視；特別是在草委會中，這些意見得到反复地研究和討論。

香港草委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和立場，意見分歧。比較單一、合理、爭議較少的議題，草委會就容易接受，如新界原居民的土地繼承權問題，只涉及新界居民，同其他地方沒有衝突，所以很快通過，現在反映在基本法第四十條中。又如宗教界顧慮宗教財產的使用、繼承、接受資助等問題，較少牽動其他方面的利益，在基本法上也很快確定下來。

然而涉及各方利益，產生衝突、矛盾的議題，情況就不一樣了。例如關於港人自治，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彼此關係如何界定，爭論很多；草委會當時確立一個原則，先易後難，先把容易的、爭議少的問題定下來，累積了基本法的部分基礎，便於有充分時間來考慮和討論難題。

在草委會內部，內地草委與香港草委之間，以及草委會與外界關係的處理上，改變了許多內地的習慣做法，以便互相能妥協合作。

如內地工作一般有保密原則，秘書處按內地慣例，在草委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保密問題，香港草委和新聞界不贊成，社會輿論要求草委活動公開化，於是秘書處在主任會議上提出討論，認為應該接受意見，有所改變，以後就確定在專題小組會議之後，推選發言人向記者通報會議內容，只提出一條需保密的，即不透露是誰講的，可以透露爭論的內容。假如個別草委他自己在另外場合透露自己講的內容，草委會無權干涉，但正式的吹風會（新聞背景說明會），不透露人名，保留委員個人的選擇權利。發展到後來，會議越來越公開，整個起草過程，基本上是個公開的過程，透明度很高，大大改變了內地在這方面的作風和做法。

在內地委員和香港委員之間，內地委員盡量讓香港委員發表意見，聽取他們意見，落實到文字時，也盡量滿足香港草委的意見，盡量考慮香港各方面人士的合理反映。

香港草委們對內地的議事規則和作法，也做了適應。例如諮委會在訂立章程時，有些委員反對在章程中提“民主協商”，認為這個​​詞“詞意不明確，欠科學”；還認為在內地具有民主黨派附和執政共產黨的涵義。但在內地，民主與協商是連在一起講的。後來還是有了妥協，把這個詞寫進了章程。我曾經講，協商也是民主的內容之一，遭到香港一些人士的批評。

其實是兩地對此的理解不一樣，協商也有在平等地位上的協商。在協商過程中，有堅持的一面，也有接受、附和的一面，或雙方都有讓步。後來，在基本法制訂的實踐中，香港的草委、諮詢委中有許多人接受了這種方法，大家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協商，成為發揚民主的一種方式。

草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前，秘書處把擬好的基本法結構草案，先寄給主任、副主任委員看。記者問後，我講：“我已經看過了，但不允透露內容。”沒想到引起香港社會一陣風波。廖瑤珠質問：“我們都是委員，為什麼他可以先看？”這使我接受了教訓，在內地，我們開會一般都不注意程序這件事，主要負責人先看草稿，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程序，所謂的遊戲規則，是民主​​很重要的部分。

後來負責秘書處的草委會秘書長李後也表示：“我們原來覺得結構好像不是什麼實質問題，不涉及具體內容，不妨由我們先草擬，豈料引起誤會。因這件事，我們決定成立專題小組，由國內和香港委員組成。”以後的實踐證明，專題小組這種工作形式很有效。

基本法是內地的專家及關心香港問題的人士，結合香港社會各界，包括一部分外國人士，共同提出意見，通過各種形式的會議、傳播媒體，互相爭論、協商，最後寫成“徵求意見稿”—— “草案”——“定案”。我的觀察，總體來講，香港各界對基本法原來還算是滿意的，“六四”之前，港人主要反應在於“九七”後能否實施。 “六四”以後，港人對基本法政治體制的定稿，尤其是第二十三條關於反顛覆條款的修訂，增添不滿。

總的來說，基本法是以集思廣益為基礎，通過複雜的協商過程，綜合而成的，是妥協的捷徑，也是共同發揮智慧的產物。我到現在仍認為，這是港人走向民主自治，較好的一個選擇。

38

中英兩國八四年九月草簽香港聯合聲明，港英政府在七月份推出代議政制改革《綠皮書》，又搶在十一月，中英聯合聲明十二月正式簽字前，推出《白皮書》，在香港，引起我們的注意，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港英政府在《綠皮書》中提出的目標，是要“逐步建立一個政權，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分權威代表港人的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地向港人負責。”到了《白皮書》，目標更為明確：“要在政府中央階層逐步建立一個更直接向港人負責，而又穩固立根於香港的代議制。”

英國政府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代議政制，實施所謂“還政於民”。

我們從內部情報和社會輿論趨向看，證實了英國這個打算，英國準備在“九七”前，把香港政府的架構進行根本性的變更。

香港現在是殖民政府的政制架構，港督由英皇委任，他擁有最高統治權，實際上是個港督專權的專制政府。香港政府的行政、立法局只是諮詢​​機構，立法局並非真正的立法機構，不像英國本土那樣，是三權分立體制下的製衡機構。

《綠皮書》也好，《白皮書》也好，明白宣告了英國企圖把其他殖民地非殖民化的一套，也在香港實施。但是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一樣，它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存在“獨立”問題。英國應將侵占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還政於中”，而不是“還政於民”。還政於民，那是中國政府的事。

從《綠皮書》看，步驟還慢一點，推出《白皮書》時，步伐又加快了些。例如立法局議員選舉名額，原來八八年的計劃，提前三年到八五年實施。 《綠皮書》確定八四、八五年為六名，八八為十二名；到了《白皮書》，八五年就十二名。

港英方面還通過輿論，和某些議員如鄧蓮如在施政報告辯論中，提出實行部長制，認為政府應當重新評鑑中央組織，邁向部長制形式的製度，採用類似美國的製度，使立法機關有決策權。把現在香港政府行政局的決策權——實際上是港督的決策權，轉移到立法局手中，根本改變目前政府的架構。

對英國政府竭力推行代議制，想急劇改變香港政制架構的做法，香港社會不少人高興，主要是對中共不放心的人；也有不少人擔心，主要是上層及部分中上層。

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當時有兩篇專訪，一片是對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另一篇是對香港政府當時即將退休的高官——民政司黎敦義。他們兩人的談話，透露訊息十分明顯。

鍾士元認為中國講五十年不變，不是九七年當時的情況不變，而是指在目前情況下，五十年不變，因此，他有三個擔憂：一、是否真正的港人治港，而不是京人治港。二、能否保證真正的不干預，是否總公司對分公司的經理人所說的真正的不干涉。三、中國能否保證繼續開放，不回到極左路線去。他講，香港已經輸了第一局，所以香港沒有理由沿襲殖民地政府的組織，而是要跟從一套民選的政制，要利用十三年轉變成民選的代議制。

鍾士元透露了兩個信息：一、他明知中國講五十年不變是講現狀不變，不是指九七年時的狀況不變，但他們想要在十三年中改變現狀。二、怎麼變？就是“要跟從一套民選的政制”。

鍾士元所透露的訊息，明確顯示了英國對中國收回香港的鬥爭策略有所改變。因為中英談判每一個回合，行政局議員都知道，他們很多意見是反映港英的意見，或與港府的意見一致。

黎敦義講的就很露骨了，他明確提出：“今天不同往日，要從一個時代轉到另一個時代，原有的情況，港督是由香港以外的其他人委任的，我們希望他們善待人民，但他們也可以是壞傢伙，我想，沒有人樂見目前這種情況在未來十三年，以及在權力轉移時，仍維持下去。所以我們要轉到另一種情況，就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他對香港人講：“以後要靠你們自己。”採訪他的《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問他：“過去政府一直說避免改變政制，還說要求改變的本地居民亦不多，而現在我們不但有政制的改變，而且是急劇的改變？”對這種矛盾現象，黎講：“我們怎樣自圓其說呢？”李又問：“是不是為勢所迫？”黎回答：“絕對是。”李又問：“過去一些政府官員不只一次地對我們說：'民主不是唯一的好制度'，而我們也沒有民主制度。……”黎講： “對，在我們沒有任何政治時，生活顯得更平靜。”

黎敦義是港府高官，雖即將退休，估計他知悉港英內情，不為過分。他提供的信息證實英國改變了對中國鬥爭的策略，也尷尬地顯露了英國政府對“還政於民”的虛偽心態。

當時，香港有文章評論說：“英國想搞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

剛開始，我們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夠，只知道英國要搞代議制，但對他們想急劇改變的意圖沒有摸清。北京方面如何，我不了解；我們在香港是如此。當北京的口徑是“不予置評”時，我們在港也根據北京的口徑講。有記者問我，我增加一句說：“這是英國政府的事情。”後來北京也說：“這是英國政府的事，我們不承擔義務。”英國可能認為這是中國默許的表示，就越來越表現出“勢所必然”。

根據各方訊息，尤其是“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這句話的提示，我們判斷英國政府確已改變對中國收回香港的策略。它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搶步”，是謀定而後動的，這是它所謂“九七”後繼續與香港“聯繫”、保護利益的策略的具體化。它可以繼續打民意牌，並發展為民主牌，將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九七”後特區政府體制改革的規劃，提前實現，成為英國對香港的“德政”，取得港人好感的支持，又可從而加速香港社會的分化，加強培植、發展親英勢力，在“九七”後，搞一個沒有英國統治的英國代理人繼續治港的局面。我要求姬鵬飛召集一次會議討論此事，港澳辦、外交部、外事辦公室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

當時，中國外交部已經向英國交涉，要求代議制的變革，要與未來的香港基本法銜接，不要影響“九七”的順利過渡，英國還未有正式回應。會議上估計，英國可能搞另一種“銜接”：通過“搶步”，要基本法與既成事實銜接，達到“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放棄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這是中國不能接受，而亟思防止的。我們也考慮到英國已發表《綠皮書》、《白皮書》，引發了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民主慾望，如果十三年內完全不變，會與這部分港人的願望脫節；同時，也需給英國政府下台階。按鄧小平所提，“一步一步來”的設想，爭取政體的變動，步驟也要小一點、穩一點。

我在會議中向姬鵬飛報告，回香港後要開記者會，這是我來北京前對記者們的許諾，可能會有記者提問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我將按會議“精神”回答。姬鵬飛點點頭，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在新華分社內，召開了我有史以來第一次的記者會，兩個電視台記者也來做現場轉播。

主持楊奇要求記者書面提問，匯集後由我一併回答。

記者會將結束，亞洲電視台女記者忽然發問：“香港繁榮安定問題，關鍵何在？目前有何因素會破壞繁榮安定？”

我的回答主要內容是：“關鍵是按中英聯合聲明辦事。堅決地、全面地、實質地按聲明去辦。”……“離開聲明的規定辦事，就有破壞（聲明）的作用。” “現在我們看到有些人，有不按本子辦事的趨勢，我們不能不關注這問題。”“假如有意想不到的變化，我想就是這個。”

記者又追問：“究竟誰不按本子辦事？”我回答：“時機未成熟，暫不講。”

陪同參加記者會的副社長陳伯堅說：“誰不按本子辦事，大家心裡有數！”

當記者提這最後一句時，我已回答了一個多小時的話，眼鏡有些模糊，正取下擦拭，我右手拿著眼鏡，左手拿著中英聯合聲明的小冊子，邊比劃邊晃動邊回答問題，從畫面上看來，似乎很激動。

我公開指出當時中英之間的矛盾後，立即引起一連串的反響，香港傳播界謂之“本子風波”。

港英政府、倫敦外交部立即反應，英國輿論也動員起來，評論我的講話。英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他們“有責任管製香港至九七年，中國政府則負責制訂基本法，兩國政府都是從中英聯合聲明出發。”強調他們沒有違反聯合聲明。一些輿論說“北京現時採取高壓態度，中國會允許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令人產生懷疑。”香港社會反應強烈，恆生指數下跌五十點，有些團體甚至來新華分社抗議，指我講話不負責任。

各國際通訊社也進行了報導，引起一些日本銀行、法國銀行託他們在香港的關係，直接找到我譚文：“中英之間出了什麼問題？”

有位新聞界的朋友託人轉告我：“講得太激烈了，形象損失太大！”

我直接接到一些朋友的電話，有告訴我​​社會、國際上反應的，有表示支持的，也有籍​​間接反應不同意見，善意建議：以後講話注意儀態。也接到一些“人民來信”，表示支持，讚好的。

包玉剛也找我表示支持：“講得很好，很是時候。不但一些華人朋友贊成，一些英國朋友也贊成。”他還說：“嘉道理也說你講得好！”

後來，怡和的西門•凱瑟也當面對我表示，不滿港英政府對代議制的做法，同情我的講話。

不同立場，有不同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對分寸掌握，特別是對儀態的反應，始料未及。我接受教訓，以後在公開場合，力求避免再現。

“本子風波“也引起北京注意，外交部、港澳辦打電報來詢問我怎麼講的？新華分社同仁很緊張，認為查詢是否意​​味做錯了。我把報紙記載報給外交部、港澳辦，以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並安慰同仁不必擔心，這事沒有做錯，加入做錯了，北京批評，由我承擔，因為：“話是我講的。”

外交部對外發言，採“顧左右而言他”的辭令，根本不置可否，顯示出中國對我的發言處理上的矛盾。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柯在鑠，在小組內英方批評我的講話時，用“不公平”駁回，比外交部默然接受，不一樣，勉強表達了中國的立場。我估計他可能沒有遵照外交部指示，或沒有街道外交部指示（這個可能性不大），才會作出這種“中性”的措辭。我想，他是很為難的。

姬鵬飛繼而訪問香港，，見面後，他問：“當時怎麼講的？”我回答後，他沒有再說什麼。 （事實上，他多此一問，因我已電告，並附送了報紙記載。）我知道他有不同看法，也就沒有再談下去。在公開場合，有記者問他對“本子風波”的看法，他不表態。在工商界招待他的酒會上，香港總商會（社會通稱西商會，會員多為英商）的麥理覺向他“告狀”，批評我的講話，當時，我站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姬鵬飛竟一言不發，我感覺他做得未免過分。然而，待他與港督衛奕信交談後，在一次餐會中，有人又提到“本子風波”，他這才講了一句：“看來推動英國接受'銜接'，還是有作用的。”

就在姬鵬飛訪問香港期間，北京傳來消息，“本子風波”在北京也起了“風波”，外交部、港澳辦向中央、國務院告了我的狀，引起中央的注意。萬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說：“我把許家屯講話的全文都看了，我認為沒有什麼問題嘛。”看來，由於萬里等人的支持，北京的風未能刮得起來。

八六年上半年，我見到鄧小平，鄧問我：“你不是有一次講話引起爭論嗎？”我不知道他是指內部還是外部的爭論。我說：“是啊，引起不少麻煩。”鄧講：“你沒有錯，你假如不講，讓英國那樣搞下去，香港非亂不可。”當時國務委員谷牧在座。我回到香港，對新華分社一些同仁談到此事，他們建議：“你應該向外交部、港澳辦寫給報告，讓他們知道一下。”同仁們想法很好。我感到無此必要，因為我始終感覺我沒有做錯。

“本子風波”後一個月，英國就表示接受代議制要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雖然政制問題上彼此還有許多爭論。此後，在基本法草擬過程中，基本上，雙方走上合作的階段。

39

趙紫陽曾經提醒我，要保持香港穩定繁榮，“經濟上不能垮。（萬一）垮了，這個報復太大，我們背不了。”

我同意趙紫陽的觀點。當時計算了一下，香港政府年收入三百六十億港幣，支持三百多億，按當時匯率計算，港府的支出抵算人民幣近一百多億，比江蘇省一年的財政收入還多。當時江蘇一年的財政收入約七十多億人民幣。

假如香港經濟垮了，想要維持港府的支出，別說一百億，中央政府能拿出三、五十億來支持香港政府嗎？可能性極小。而從香港經濟發展的實際考慮，首先要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或說相對地穩定，方可求得保持香港經濟的繁榮。這無論在中英談判，還是在基本法草擬過程中，都是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

香港位居亞太之中心，相較其他地區，唯獨香港較穩定。中國本身動盪幾十年，東南亞地區也不斷動盪。

香港的穩定，主要是依靠中國的因素。國民黨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不是回歸，而是維持現狀；新中國成立，政策也相同。近代史上，香港只有兩個時期不穩定。一是日本侵華，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這是香港史上最長的動盪期。二是新中國成立後，有兩次短暫的不穩定：五六年，國民黨在九龍、荃灣策劃的暴動，以及六七年中共領導的所謂“反英抗暴”。這兩次不穩定，為時都不長。

中英談判開始後，香港也出現了大動盪，股票和地產猛然下跌，資金外逃和移民潮日益嚴重，根本因素是經濟因素，供過於求；加上政治因素——中國要收回香港，引發了這次動盪。

總體來說，香港是長期穩定的，加上香港的經濟與金融採取自由政策、低稅政策，使香港成為中國和東南亞許多國家與地區，資本、難民的避風港，這也是香港資金、人才得以發展的因素。可以說，正因為香港比其他地區穩定，香港才得以繁榮。

如何才能繼續穩定？外來因素很難預料和估計。假定英國工黨上台，是否會改變香港政策？例如激進地改變香港民主進程，在中英關係上採取更強硬的做法？台灣會不會採取過去搞亂香港的做法？估計這種可能性很小，因為台灣自顧不暇，把香港搞亂了，好處也不大。中國本身，變“左”的可能性還有，但當時並未視為主要問題予以考慮，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

我們最主要考慮兩種可能：首先是西方、台灣勢力利用香港影響改變內地的製度，破壞內地的治安，使香港成為反攻前哨基地。事實上，他們早就這樣做了。問題在於他們是否過分，發展到令中國不能容忍的程度？

其次，就是擔心施行民主代議制的過程太快，引起社會各階層不適應，造成動盪，影響投資人的信心。

從菲律賓、台灣、南韓，以及過去印度、非洲一些國家實行民主政制的過程看，殖民地國家實行民主，社會上幾乎都出現動亂，影響投資人信心。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比香港大。香港彈丸之地，人又敏感，一旦發生馬尼拉、漢城、甚至印度出現過的動亂情況，就很難想像了。

香港的穩定繁榮，除了外在因素外，內部還有兩個因素，一是英國的管制，二是當地華人的努力。這兩個因素，主要是當地人，特別是華人的努力起作用。但從決策、管理等角度看，港英政府的管制促成了香港的穩定繁榮，這也是不應派出的客觀事實。

香港政府有三個特色，一是殖民地性。英皇委派的港督，是集權的，他不僅掌握政權，而且是當地最高軍事長官，還可能是這一地區情報系統的最高主管人員。香港政府不僅代表英國政府，也是英國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既有香港當地的英資財團代言人菜價，如匯豐、怡和集團代言人任行政局議員；也有英國本地財團的代表，如行政局內有太古、渣打的代表。 （這是八三年以前的情況，怡和、渣打後幾年在行政局已無議員。）

後來，香港政府開始吸收同英國關係良好的華資代表參加，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這方面又有了新的發展，吸收的多為未來特區政府中，能與英方保持更多聯繫的人。在政府領導層中，也出現了非殖民化的變化。

第二，香港政府建立了一個精英諮詢政制架構。

香港行政局、立法局明確作為港督的諮詢機構，以港督為兩局之主席。行政局是港督進行諮詢決策的最重要機構，港府一切重要決策都由港督制定。港府所有最高級官員幾乎都參加了行政局。

香港政府的立法局，除了委任一部分政府官員當“官守議員”外，還吸收了一部分社會的精英，包括工商界、專業界、一些社團的社會中上層精英。香港社會每年選舉十大精英青年，其中很多精英分子被香港政府吸收參政，如李鵬飛、李柱銘等。


這些人士參加政府，還是諮詢性質，不具決策權。行政局的議案交給立法局討論，立法局可以提修改意見，至於是否接受，最後決定權在港督。

港府施政採取諮詢制度，有利香港的經濟發展。

香港政府組織了三百多個諮詢會，委員由港府委任，囊括了各行各業的精英，所以尤德講，他的政府是個精英政權。一般來說，某一問題，或某一行業有什麼立法問題，政府有了方案，有關部門就會對諮詢會徵求意見。諮詢會的意見，供有關部門、行政局、港督考慮採納或修改。

這樣一個諮詢體制，實質上是在港督專權的政制架構裡，港督在一定範圍內，給了社會中、上層一點“民主”，給他們事先了解政府有什麼決策的機會，也給他們表達意見的機會，可說是一定程度的“參政”、“議政”。

香港十九個區議會，也是一個諮詢性質的架構，目的是讓居民一定成都參與區域內的事務。區議會以聯繫基層的中層或下層為主，各區議會都推行“會見市民計劃”，以便區內居民可以約見區議員，就區內任何問題發表意見，提出改善方法。

全港十九個區有七十一個諮詢服務中心，免費解答有關政府工作的一般詢問，一百二十七個分區委員會和四千多個屋屯組織，為政府與基層居民提供了一個既廣泛又較有效率的聯絡網。

香港政府通過這些渠道來向市民諮詢，因此，在香港政府政務司的掌握下，諮詢組織成為重要的統治架構。

香港人講，香港有三個港督，一是英皇委派的港督，二是匯豐董事長。匯豐以它在金融上舉足輕重的實力和特權，成為香港金融上的“港督”。第三就是馬會，可說是相當多數港人精神上的統治者。

馬會一星期跑兩次馬，每年四個月（六月至九月），一場賽馬投注額幾千萬，一個賽馬日投注額便幾億；一九八三全年一百廿億，到我離任前夕​​的八九年，已達三百多億。香港有兩個跑馬場，老的在跑馬地，新的在沙田，每次跑馬不僅馬場內幾萬人爆滿，而且還有場外投注，吸引上百萬人，大家都想中彩。每星期有兩次機會在投注者中造就幾個暴發戶和中小富翁，也有人破產、跳樓。我認為大多數人可說是向政府“自願繳稅”。馬會起了麻醉市民，使市民不自覺地滿足現狀的作用，許多人企圖僥倖發財，不想另覓致富途徑。

還有一個六合彩，每星期兩次製造幾個小富翁，幾個暴發戶，起了同樣的作用。

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比較成功，社會的中、上層基本上並未出現有組織的推倒殖民統治的心理，反而較普遍地存在依賴心理。香港的上層以至相當多的中層人士，在政治上缺乏獨立性，不能不說英國這一套殖民統治的方法產生了效果。香港政府每年還頒發一些皇家勳章，分不同等級，如“太平紳士”、“OBE”等，由港督本人，甚至英皇授勳予社會各方面精英，以及港府內部“有成就、有貢獻”的官員，以此籠絡香港人心，使他們有榮譽感、歸屬感。但也有些港人從勳章的形狀戲稱，這是些“荷蘭水（汽水）瓶蓋”。

總體來說，香港政府以法律、警察、駐軍、諮詢組織，配合馬會等的社會團體、慈善團體、教會等，形成了港府統治香港的結構。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實施了一種所謂“仁慈”的獨裁統治，換言之，是懷柔性質的統治——有很大的自由度，沒有民主，但又可以讓人們在不危及英國殖民統治的程度下，有各種機會來宣洩他們的不滿或意見，而這些不滿和意見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傾聽和改善。

香港政府的第三個特點，是實行文官制。香港政府各部門的組成人員基本上是固定的，他們需具備一定條件（如專業知識），經過一定程序，歷經內部培訓、升遷、終身僱用。並且官吏宣誓效忠英皇即可，不存在須在黨派鬥爭中保持中立的問題，更促使他們有事業感。

香港政府這三大特點，證明英國在香港一百多年來，特別是後幾十年的統治，在保持香港穩定——尤其是近二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是成功的。因此，我們在製定基本法時應該予以重視、加以利用；揚棄其殖民性，吸納其自由性，發展其民主性，作為“九七”後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繁榮、穩定局面的主要根據之一。

政制方案，即九七年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是基本法制定過程中爭論最大、情況最複雜、難度最大，因而費時最長、前後變化也最多的問題。

中國政府對香港“九七”後政治體制的設想，是維持港英政府現狀，基本不動。廖承志“換面國旗”、“港督換成港人，由中國委任”的說法，形像地表達了中國政府的想法。

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一，關於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條文，與中國政府原有設想比較，實際有了改變。

在起草基本法時，引起激烈爭論，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二是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構負責”。爭論的焦點在於：特別行政區的政體，是否實行三權鼎立，相互制衡？是“行政主導”？還是“立法主導”？

我沒有參與中英會談（前階段李菊生對我封鎖會談情況），能見到的記錄多屬“結論”，很難看出爭論所在。到草擬基本法時，爭論出現。我當時估計，中方考慮到“九七”後，原殖民政府非民主性質，總須有所改變；中方有某些民主設想，引致英方推銷代議制。或英方在會談中，提出代議制設想。但不論是誰方引導，可以肯定的，中國在談判時，未曾估計到英國在雙方簽訂協議前“偷步”，在它管制的十二年期間，“搶步”推行代議制，改變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不是“還政於中”，而變成“還政於民”。 （中英聯合聲明：“聯合王國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方卻推出《白皮書》：“要在政府中央階層逐步建立一個更直接向港人負責，而又穩固立根於香港的代議制。”）

李後開始似乎不明白英國的圖謀。在他主持的基本法政制小組廈門會議上，提出特區政府未來實行“三權分立”方案，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這和當時港澳工委所了解的中央意見不符。果然，鄧小平不久表示不同意見。

關於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一詞，魯平向香港記者解釋說，與現在港英​​政府和立法局關係一樣，是實施立法諮詢。社會上要求英國政府解釋，他們也含糊其辭。我當時對中英會談，中國負責籌劃會談的“高級參謀”，是否搞清楚問題，產生疑問。因為在討論“十二年大變，五十年不變”那次港澳工​​作會上，“主帥”姬鵬飛對“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的規定，感慨地對我講：“當時沒有也加上'協商'一詞，對英國（意圖）估計不夠。”（中英聯合聲明中，對特區行政長官，規定由選舉或協商產生。）

港英政府“偷步、搶步”推行代議制，引發香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民主浪潮。這是港英政府“民意牌”的高招，加深了香港社會的分化和動盪，對中國無信心、對社會現狀以及自己處境不滿的中間階層、基層中的精英，脫穎而出，為民主奔走呼號，他們中有些人既依靠港英施予，又感不足。當然，也有不少是利用中英鬥爭之機，向雙方爭取民主。以致各類主題的民主浪潮澎湃而起。雖然，“沉默的人”可能仍屬多數。

應該說，香港以往不問政治的社會風氣，從此起了根本變化，逐步演進成當前世界上少有的、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對民主潮流，社會上層多數人憂心忡忡。香港華人大資產階級經濟上多數依賴英人起家，後來有些人在市場競爭中雖然戰勝英資，甚至某些方面取而代之，但至少在金融方面還沒有完全擺脫依賴。他們在政治上缺乏獨立性，主要願望是維持現狀。對待日漸洶湧的民主浪潮，他們開始無思想準備，更沒有準備參加民主遊戲，繼而擔心中下層參政、執政、改變現狀，大搞“免費午餐”，大量增稅，喪失香港賺錢天堂的優勢。但民主是潮流，在“理”上無法反對，在“勢”上無法阻擋，他們相當時間處於苦悶、徬徨中，在草擬基本法過程中，他們之中有人產生依靠中國，以應對香港民主潮流的思想和行動。

英資財團的大資本家，同華人大資本家立場類似。嘉道理贊成和支持我“本子風波”的講話；“六四”之後，又當面向我表示，支持商界羅康瑞等人所提的中間方案。西門•凱瑟兩次向我表示，對香港民主激進派的主張不滿。

他們認為，香港是靠穩定起家的，實行民主過快，可能會引起動盪，產生投資信心問題。

中國從港英政府發表《綠皮書》開始，逐步認識英國“偷步”、“搶步”推行代議制的策略，於是製定代議制須與基本法“銜接”的策略，以製約英國政改步伐，即須“按本子辦事”。

在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的社會，多數人對民主無思想準備，不能適應，特別是社會上層不能適應，心有憂慮。但推行民主既已成現實，只得退而求其次，考慮其推行速度，就順理成章了。

基本法草擬過後，政制爭執的焦點，在於民主“快”“慢”，與“多”“少”之爭。我在廣州基本法草委全會期間，答复香港記者關於民主派、保守派問題時說：香港在民主問題上的分頁，是激進民主和緩進民主之分，不存在民主、保守的問題（原話記不起來了，大意如此）。但這種爭議，確實形成中英之間、中港之間相互交叉混合、錯綜複雜的爭議局面，撲朔迷離，使人不易看清真面目。

中國按照鄧小平“普選”“要一步一步走”的思想，設計香港政體改革步驟。後來英國基本上接受了。衛奕信公開用詞是“循序漸進”，鄧小平立即公開表示贊同。 “循序漸進”就代替了“一步一步走”的提法。

民主激進派人士多屬中間（中產）階層的中層和中下層，他們要求在政治、經濟與人的價值上平等向上發展。這樣的要求無可厚非，理應在政體設計上，有這樣民主性質的架構；基本法應該考慮他們的要求。民主緩進派多位社會的上層和部分中上層，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原是不贊成民主政制的，後來見民主既不可免，只得逆來順受，轉而擔心民主過多過快。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又引發新的期望；通過民主以維護既得利益，甚至爭取政治、經濟、人的價值上更大的利益、更新的享受。 “一步一步走”或“循序漸進”實施民主政體的方針，是估計民主激進和民主緩進雙方，謀求妥協的方針，也是為了減少動盪因素。

社會各階層組織動員程度不一，也是問題。

香港當時的情況是：社會的上層、中層、基層中的某些人，雖已有民主從政、參政的願望，但多數人還沒有組織起來。而中下層組織的“壓力團體”已具雛型。在中英談判過程中，社會上各種力量，主要是中間階層的中下層紛紛組織各種新的社會團體，並逐步走上合流。

我當時在內部分析：這種情況就好像內地抗日戰爭初期的形勢，各種力量紛紛起來組織游擊隊，幾條槍就可以當“司令”，一時“司令如牛毛”。在游擊隊發展過程中，大吃小，強吞弱，逐步合併，成為大游擊隊，以至“正規”部隊；香港這些團體的發展，也可能走類似過程，向政黨發展。

可是，資產階級上層多數沒有覺悟，社會中下層已經行動起來了，社會缺少有組織的製衡力量。

李後所提議的香港未來特區實行“三權分立”，在西方國家，多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經多黨精選，多數黨執政。政府在國會有多數黨支持，因而能保證政令通過。香港沒有政黨，而大中資產階級基本上還未組織起來，即使組織起來，短期內也很難成氣候。而代表社會中下層的民主激進派，已有組織雛型（經過“六四”，民主激進勢力果然進一步膨脹，並以政黨形態出現）。當時估計，這樣發展下去，很可能九七之前，立法會出現一黨獨大形勢，九七後就​​可能出現行政長官、行政部門與立法會對立，致使任何議案得不到通過或通過困難，造成香港政府原有的高效率蕩然無存，引起政治、社會，以及政府內部的動盪。所以“三權分立”方案不符合香港實際情況。不久，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草委時公開表示，不同意“三權分立”，表明李後他們的設想也不符合中央精神。

當時李後、魯平還公開講不贊成香港出現政黨。這也不符合鄧小平的想法，不符合香港現實。記者就李後、魯平的說法問我，我只能表示，“這是他們個人的意見。”

來港前，廖承志對我講，要把香港工商界像日本“經團連”那樣組織起來。日本“經團連”是日本大資產階級的組織，它是執政黨自民黨的後台老闆，通過執政黨來影響政府。

七八年，國務院組織政府訪日代表團，團長為副總理谷牧，我為副團長，在日本會見了前後三任首相，和幾大財團首腦。在會見號稱“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時，老人以自傲口吻說：“我們把一流人才留在企業，自己使用；第二流人才，才輸送給政府。”顯示日本大資產階級，對日本政府的影響。

廖承志還告訴我，鄧小平也有此想法。這說明了中央考慮的是：一、香港的政權主要讓資產階級起影響，二、要有政黨，不是個別資產階級而是組織起來的資產階級。廖承志吩咐我要支持某巨商組黨活動。說明中央領導層是主張組織政黨的。某巨商當時想組織一個政黨，還想了一個類似英國保守黨的名字。後來發展有困難，轉而支持另一個社團。我在香港的活動中，曾經對一些上、中層人物講過，主張要“組織起來”，組織政黨，我對楊森、羅康瑞、司徒華都談過，也對包玉剛、李嘉誠談過。可是上層積極性都不太高，我設想以港澳國際投資公司為雛型，把華人大資本家——特別是各種勢力的大資本家——組織到一起，結果，他們都沒有合作的願望，只得“散伙”。

有人批評我保守，傾向資產階級。我認為香港的特殊情況是：政治上它確實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政權，政權目前仍掌握在英國手中，而港英政府主要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但在經濟上，它採取的路線和政策都比較讓人有“公平”發展的機會。因此草擬基本法，要維持讓現在香港政府不干預、少干預，經濟上充分自由的政策能夠保持基本不變，政治上的“公平”發展，即民主進程採循序漸進原則，一步一步走。讓香港政治體制的發展適應“組織起來”，適應港人對民主的認識和實踐的過程，不致影響香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香港經濟如果“垮了”，對誰都沒有好處。

圍繞民主進程的爭論異乎尋常地激烈，從各界頻繁提出的各種方案可見一斑。從工商界提出五十七人方案，民主激進派反彈推出十九人方案開始，政治方案的對立就形成了。不久，中間派又推出三十八人方案。五十七人方案，演變成八十九人方案；十九人方案發展成“一九零”方案，英國推動的“兩局共識”；加上“雙查”、“雙羅”、“四、四二”等等，到“六四”以後並列的方案很多。 [注]

因為政治方案的妥協，以及基本法的通過都是“六四”以後的事情，不能不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為了便於敘述，這些問題我將在後文“中英關係的新低潮”一章中再做交代。

注：基本法起草階段，港人對政制問題意見紛紛，爭論焦點主要是圍繞民主發展的速度，也就是立法機構中各階層人士的議席比例，及直選議席發展的速度問題；另外的爭論是行政和立法的關係、行政長官應如何產生的問題。基本法草擬初期，社會上把不同意見者主要分為“民主派”、“工商派”及“中間派”等。所謂“一九零方案”就是指當時社會上一百九十個團體或個人連署支援的政制方案，這派意見代表當時“民主派”人士的想法，主要是要求政制設計，包括選舉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要朝一人一票全面普選的方向發展。

至於“工商界八十九人方案”是指當時諮委會的工商及專業界諮委支持的政制建議，最後定案時有八十九名諮委支持，所以就稱為“八十九人方案”，建議重點是成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大選舉團”，由大選舉團選出行政長官及部分立法會議員，大選舉團內以工商專業界人士佔多數。

“三十八人方案”就是三十八名諮委支持的構想，他們綜合各派特點，協調各派意見。例如行政長官提名，由提名團負責，再經一人一票選出，而立法機關議席比例也是中間落墨，在“民主派”及“工商派”提議中提出折衷。

這些方案內容在起草過程中不斷變化，後來也冒出更多方案，但總的來說，都是在議席比例、直選進度上做文章。

第七章 短暫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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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關於香港的聯合聲明，經兩國政府首腦正式簽字，標誌中英進入合作、協商、處理有關香港問題的時期。

這一時期中英雙方的合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在草擬香港基本法方面，中方尊重，並儘量接納英方建議。當然，有爭論，但以合作、妥協為主。

第二，在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方面，雙方是合作的。

我和兩任港督尤德、衛奕信，在這一期間，相處也比較融洽。

八五年五月一日，尤德應我邀請訪問江蘇省、上海市。我先一天回到南京，和江蘇省長顧秀蓮在機場迎接尤德，他下榻南京中山陵五號賓館。這是“大躍進”期間，為接待毛澤東、劉少奇所建造的。一號樓為毛澤東專用，二號為劉少奇等中央負責人用，都是一簇配套齊全的平房，坐落在孫中山園陵和明太祖朱元璋園陵“明孝陵”之間，古木參天。中共十三大後，對外開放，用來接待貴賓與外商。

江蘇省政府的負責人陪尤德參觀遊覽南京市的風景、工廠，介紹了江蘇省的情況。

尤德是舊地重遊。四十年代末、國民黨政府時代，尤德是英國駐華大使館的參贊。據我們所知，他還是資深的英國情報人員。四九年四月廿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廿三日攻占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長江下游出口江陰要塞，當時，英國“紫石英”號等四艘軍艦正在南京附近江面，為國民黨助威，劉伯承、鄧小平下令全面封鎖長江，不讓紫石英號等英國軍艦“逃逸”。情報為尤德獲知。英國大使館令他設法通知該艦廿二日夜冒險圖為。尤德為此立功受獎。

當時，我是解放軍二十九軍八十八師政治委員，率一個先鋒營，廿一日夜乘木船在渡江戰役的戰線東端，江陰縣的長山強攻登陸，廿二日夜正向無錫市挺進，忽然聽到身後江陰方面炮聲大作，數十里長的天際，給炮火染紅，延續約一個小時方止。第二天才知，紫石英號被擊傷停擱在鎮江江面，其餘三艘則“逃逸”了。

在香港時，尤德就和我提及他嚮往文化古城揚州，過去任職南京時，未能去成，引以為憾。此行便特地安排他去揚州訪問，給他欣賞了揚州博物館珍藏的明清兩代著名畫家“揚州八怪”的藝術珍品，而後在鎮江渡江，到了無錫，住在太湖邊的蠡園別墅，相傳這是戰國時代越國大夫范蠡住過的地方。

尤德訪問江蘇時，正值長江鰣魚當市。鰣魚在柳絮紛飛的清明時節，從長江出海口沿江逆水而上產卵，正值肉肥味美之際。我在香港邀請尤德訪問時，曾允諾屆時將請他品嚐。我先一天到南京，即交代負責接待的旅遊局長，宴會上要有鰣魚，結果，尤德在南京並未吃到，因為那幾年長江受工業污染，加之捕撈過度，鰣魚逐年減產，市場供應很少。我表示歉意，約定到無錫再作補償。豈料在無錫也未能如願。

到了上海，市長汪道涵在錦江飯店設宴款待尤德，席上赫然出現鰣魚，使我尷尬不已，只好自我解嘲，對汪道涵說：“還是你們上海人有錢、辦法多，江蘇生產的東西，江蘇找不到，上海能找到！”大家哈哈大笑。後來我向汪道涵打聽，原來他們派了專人直接到江上漁船買來的。

尤德訪問江蘇時，英國已在港推行代議制。中英之間已有爭議。我在無錫和尤德就此交換意見，各帶譯員一人，對談了兩個小時左右。

我首先表示，欣賞港英政府經濟政策，和諮詢制度的成功。九七年後，特區政府的設計，這些經驗很值得參考。要盡量予以保留。由於香港以往沒有民主傳統，在香港推行民主，尤其是“直選”，要一步一步走，不宜太急。未來特區政府要照顧、平衡各階層利益。香港大資本所有者最擔心的，是搞民主的人改變港府現行的低稅、窄稅稅制。要給大資本家時間，讓他們組織起來，參加競選。

尤德針對我的話解釋說：他們設計的是精英政制，不會專為資本家所有者利益著想。對於“直選”的進度，香港政府做過精密計算，自認有能力“控制”，中國政府可以放心，“我們的態度是很慎重的，”他說。

我沒有評論他的殖民專制、代表英國大資產階級的精英政制，只說：“希望貴國不要把從其他殖民地撤出的做法，用於香港。”因為，香港的條件、情況，都與其他殖民地不同，特別在經濟方面，中英兩國保持香港繁榮的願望相同。而且，英國十一年後才撤走。我們願和英國共同團結香港各界而努力，避免社會分化，產生負面影響。我用了“希望英方不要犯經驗主義”這樣的詞彙。

意見雖針鋒相對，用意是爭取合作，氣氛始終保持友好。

後來，我與新任港督衛奕信談及香港政制改革時，同樣也用了“不要犯經驗主義”這個詞彙。

尤德在江蘇訪問時，閒談中提到他們夫婦對中國古文化很有興趣，我便建議他們去西安看看不久前出土的秦俑。尤德很高興，表示願意找機會一遊。回香港後，尤德公務繁忙暫無空閒，夫人願意先行，我便請西安當局做了邀請和安排。

尤德去世時，他的夫人正由鄧蓮如陪同在西安旅遊。消息傳來，我正在北京參加港澳辦的會議，大家都覺得很突然，因為前一天晚上，尤德參加姬鵬飛在釣魚台賓館舉行的宴會，我也在座。他身體、情緒都很好，還飲了幾杯茅台酒。聽說他是夜裡心髒病發作，被人發現躺在地板上。有人估計，可能是他發病，自己去取藥，沒來得及，就倒下了。我為他這樣去世感到惋惜，回港後參加了他的喪禮，畢竟對手了一段時間，感到彼此熟悉了，並非不能溝通的對象。

42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美國紐約股市狂跌，世界性的股市危機波及香港，恆生指數一日下跌約一千點，被成為“黑色星期五”。香港股票聯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四日。全市股民惶惶不可終日，一片淒涼景象。

那天，正好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為籌辦亞運會，來香港募款。我請了一批工商巨賈，設宴美麗大酒店，準備席間請他們慷慨捐贈。當時已知發生股票危機，未開席即談論不已。而且，赴宴者之中，已知不少人損失很大，他們人雖到場，看起來卻心不在焉，勉強應酬的樣子。我向張百發打招呼：“今天席上不要提募款的事了，改日再議吧。”張百發表示理解同意。

我請教人稱“香大俠”的股票專家香植球，他主張：“香港政府應該出面挽救股票。”並簡要解說了些道理，我雖然沒有弄懂，但“政府可以出面挽救”這句話聽懂了。

隔了一天，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來電話，為股市有急事要見。我請他即刻來。他告訴我，匯豐主席蒲偉士央請中銀出面，一齊挽救股市，​​並說這是港英政府的意思。共需二十億港幣，三家出資，港府十億，匯豐五億，中銀也是五億。徵求我的意見。

我立即召集工委的經濟領導小組商量，大家認為，中英現在關係友好，既是港英政府要求，可以同意合作救市。但匯豐在港的業務範圍比中銀大，他在股票市場利益也大，不應要求中銀承擔同樣負荷；同時，既是“救市”，也可能有一定風險，總要有人負責任，不能只由中銀負。中銀可以不要利潤，不管出資多少，“社會知道中銀參加'救市'，表示中國政府對於香港股市的支持，政治影響大於經濟影響。”成為會議的共同認識。

我將結論電報中共中央、國務院，請求批准。

第二天商務，匯豐主席要求來新華分社見我，見面後，提出同樣要求。我回答他原則上可以考慮，並告已電報北京請示。下午或明天可以告訴結果。也向他提出：“匯豐、中銀都出資五億，有欠公允，你們應多拿一點。”蒲偉士表示感謝中銀合作，出資多少可以再商量。同時，新華分社外事部也接到港府政治部同樣要求。財政司長瞿克誠，也請人轉話向我提出同樣要求（以前從未有港英政府官員這樣做過）。我把回答蒲偉士的內容轉告他，請他考慮。

這幾天晚飯後，我一面等待北京回复，一面請專家為我補關於股票市場的課，一面研究股市情況，也查詢了中資從事股票交易的情況。初步了解，除“光大”外（由王光英經營的，直接對國務院負責），其他方面不多。新華分社的“鑫隆”公司做“期指”，損失多少尚不明，但數字不大。

當時，正值人大常委例會開始，已通知我出席。為救股市，特向人大常委會發電請假，留在香港參加港英政府“救市”。

第三天，中銀蔣文桂幾次講話，說匯豐追問結果，蒲偉士也和我直通一次電話，內容一樣，他們顯得很急。到半夜三時左右，瞿克誠又請人找我，催問結果（我那幾夜都是凌晨才睡），我即直接撥電話找趙紫陽，我估計他已睡，通話第一句就說： “把你吵醒了。”豈知對方說：“哪裡，我們正在開會。”我告訴他“共同救市”一事，港府催得很急，請他早給回复。趙紫陽說：“我們正在討論，我請勁夫同志告訴你。”中央經濟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隨機在電話中問情況，回答說：“我們同意你們的意見，支持港英政府參加救市。他們要答應三個條件，第一，主要負擔應是港英政府；第二，我們負擔不能像匯豐一樣，他們出五億，我們應少一點，中央同意中銀出三個億；第三，港英政府擔保，中銀如有損失，他們要負責。”我隨機告知蔣文桂，請他轉告對方。這期間，中銀集團並出面發表支持股市的談話，以安定人心。

事後，有人告訴我，匯豐在這次股災中不僅未遭損失，且借“救市”獲利甚豐。香港某巨商也獲巨利。有人認為中國政府、新華分社做了“傻”事，社內經濟領導小組的同仁中也有類似看法。我解說，我們不應只從經濟上考慮，主要仍應從政治著眼。我們支持港英政府，與他合作，是讓香港以及國際上知道，我們執行聯合聲明規定：在香港仍由英國管制的十二年間，中國給予配合合作。 “何‘傻’之有！”

王光英做股票交易，是國務院批准“試行”的，他不承認有什麼損失，我也無法查核。 “鑫隆”做“期指”損失了一千多萬港幣，其他中資公司那時還沒有放手做股票交易，損失也不多，這次股災，多少都增加了他們對股市的認識。

43

八六年，英國政府直接向中國外交部交涉，要拆遷九龍城寨。喬宗淮帶回這個訊息，並說港澳辦、外交部都傾向同意，徵求工委意見。

九龍城寨名義上仍是中國領土，實際上中國管不上。英國人也限於條約規定，不能管。並且中英聯合聲明已肯定，一九九七年英國要將香港交還中國，在這個時候，英國政府提出要拆遷，改建為公園，究竟是什麼動機？頗費周詳。最大的可能，估計是想多做一件好事，在香港人心中，多留一些好感。

我到過城寨，了解其中不少居民的衣食來源依靠城寨的特殊條件，例如無牌照牙醫，有些人並非江湖郎中，他們不少是從大陸來的習醫人士，有較高學歷，在大陸醫務界也有地位，因故來港後，受限於香港法律規定，無法公開行醫，不得已才到城寨謀生的。一旦城寨拆除，他們的生活怎麼辦？

剛開始，我不贊成現在就拆遷。我尤其不贊成港澳辦某些人的理由：“將來也是麻煩，不如現在讓英國處理，由英國政府出錢。”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能對他的國民怕麻煩嗎？港英政府的錢，不也就是香港同胞納的稅，用的香港同胞的錢嗎？

新華分社不少同仁都讚成拆遷，包括喬宗淮。我要他去城寨問問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得到回復是，他們認為有條件的拆遷可以接受。

這樣，我同意有條件拆遷的意見，堅持兩條：

第一，香港政府要負責安排城寨居民拆遷後的生活，為他們提供生存條件，如拆遷戶要給予優於現居的安排；無牌牙醫要給他們繼續行醫的條件，或幫助他們專業。

第二，部分街道自治組織成員，須參加香港政府主持拆遷的組織，並且意見得到尊重。

喬宗淮轉告了北京，他們同意。喬宗淮同時也接觸港英政府的有關人員，代表港澳辦、外交部和新華分社，進行溝通。我們也指定他參加主持拆遷的中英聯合工作小組，不過未予公開。後來，港英政府在拆遷九龍城寨問題的具體處理上，還是尊重中方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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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嘉華銀行發生危機，八三年以來接連幾家華人的私人中、小銀行發生危機，原因都類似，除受八二年以來香港經濟低潮影響外，多數家族式銀行，內部管理不當，違法貸款，以至壞賬太多所致。

嘉華銀行為陳氏家族式銀行，在危機發生時，找到中銀港澳管理處，以及香港中國旅行社，希望中資參股，幫助他們克服困難。

中旅經中僑委（國家華僑事務委員會，當時廖暉為主任）同意，正與馬來西亞一僑商合作，考慮增股嘉華銀行。港英政府可能由於該行以難以維持，無法任令其拖延，引發新的全面銀行危機，就由香港銀行業監理處出面，找中銀港澳管理處的蔣文桂，要求中方出面，協助解決嘉華銀行的問題。

過去恆隆銀行、海外信託銀行、友聯銀行等發生危機，港英政府為免影響整個金融市場秩序，維護香港金融中心形象，保護存戶利益，多由自己出面處理。以恆隆銀行為例，港英政府重新立法，動用政府外匯儲備基金收回為政府銀行。

中銀港管處將問題提到工委經濟領導小組討論。我是小組組長，討論了三方面的事：

一、兩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中英合作關係發展頗佳。現在港英政府處理香港金融市場有困難，我們應給予配合。估計他要求中方出面，是由於前幾次直接動用外匯基金救市，受到香港輿論和各界批評有關。

二、根據中銀派人到嘉華查閱賬冊的初步了解，該行壞賬甚多，多系家族另組公司出面貸款，卻無力償還所致。這是違反香港銀行管理法的。並且家族成員多為行內高級職員，不顧念銀行虧損，照領高薪。

因此，中銀港管處對增股事有兩種意見，一是從管理與壞賬情況出發，主張不予支持；一是從政治上考慮，如果港英政府肯負責處理壞賬，可以考慮。

三、中資方面，中僑委已同意香港中旅與僑商合作參股，但中國國際信託公司也有意單獨參股。如果答應英方與其合作，中資由誰出面？是參股還是接收？需做決策。

除第三問題，小組決定，同意英方要求，但對壞賬應請做出保證。並同時報中央、國務院，及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請求批准。也請求北京裁示中資由誰出面。

我隨即去深圳，用電話向張勁夫匯報，請他從速批复。

中僑委與中信紛紛表示對嘉華有興趣。中僑委要香港中旅負責人找陳達明（他分管港澳僑委工作），要求支持他們參股或接管。中信董事長榮毅仁要他的副董事長唐克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原則上我們沒有意見，只要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同意。但中僑委也有此打算，而且是在中信之前已和嘉華有接觸。因此，究竟由誰參股、接管，請各家在北京解決。

最後結果是，港英政府同意利用外匯基金擔保，對該行壞賬負責；國務院批准由榮毅仁的中信接管，並派中國銀行前董事長金德琴，擔任嘉華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經過一年整頓，即走上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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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電力公司早年動議，後經中國政府同意，港英政府決定參與興建大亞灣核電廠。八六年四月底，蘇聯徹諾比核電廠、美國三浬島核電廠發生意外事故，引起港人擔心未來安全，引發了香港市民反核活動，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這座核電廠的核反應爐由法國廠商製造，發電設備由英國廠商製造，而由中國水電部所組成的公司，與香港英商嘉道理旗下的中華電力公司合營，得到兩國政府的支持。八六年三月，有關雙方簽訂“大核”的主要合同，距動議初始已曆七年，社會給予正面評價，認為有助維護港人和外商對中國投資的信心。

雙方在談判合作的最後階段，一度為了一些“條件”討價還價，爭議不得解決。李鵬當時是國務院主管水電業務的副總理，找我到深圳賓館，要我出面找嘉道理協商。他對我執禮甚恭，一口一個“社長”，向我介紹情況，要我出面同嘉道理講一講，轉告李鵬的意見，假如再談不攏，就準備拆伙了。 （究竟哪些問題談不攏，我也不清楚。）最後送我到賓館門外，還笑著說：“煩請'社長'幫忙。”

我回港後，在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內的“美心”宴請嘉道理，很婉轉地傳達了李鵬的意見，沒提“拆夥”，我講，李副總理希望合作，關於糾紛，有關部門的最後底線，你們也知道了，他不准備改變了，希望能談好，不要終結。嘉道理二話沒說，看來他是聽懂了。老人可能罹患帕金斯症，雙手顫抖不易進食，我一再為其助食。不久，雙方簽約。

大亞灣核電廠離香港五十公里，處於香港上風。開始遭部分環保團體反對，繼而一些壓力團體參加，四月下旬終於引發號稱有一百萬人簽名、聲勢浩大的反核活動，還遣專人將簽名送北京，向國務院請願，要求大亞灣核電廠停建或遷廠。

反核聲浪與日俱增，最為港人聽得進的口號是，對安全“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這是一個雖具理性，卻偏重感性，很難解說的心結。同時，還對中國自己管理不放心。

我專程赴北京，直接向趙紫陽建議：“可不可以考慮，把核電廠換一個地方，離香港遠一點？”

華國鋒當政時期，我在江蘇工作，爭取到國務院批准，在江陰縣長山建中國第一座核電廠，發電量也是九十萬千瓦，還在蘇州市成立了核電研究所，做籌備工作。為此，將水電部已決定在江蘇籌建自行設計的三十萬千瓦的核電站，遷往浙江省秦山，以便集中力量搞大核電廠。後來，反“洋冒進”活動，迫使長山核電廠“下馬”。改革開放伊始，廣東省捷足先登，將此“下馬”項目爭取到大亞灣“上馬”！

我和趙紫陽開玩笑地說：“假如核電廠仍在江蘇，就不會有現在這樣的事了。”

趙紫陽答复我說：“這事已經考慮過，一個仍在原地建，一個搬個地方。小平同誌已經過問這件事了，要看他的意見。”

趙要我等待幾天。

隔了一天，趙紫陽要我去他的辦公室，告訴我：“小平同志的意見，要頂住，原地不動。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如果現在中國頂不住，將來香港政府遇事更頂不住。”

中央既已決定，我回港後，只有爭取港英政府合作，盡力做好市民工作。

對於這次“核恐慌”、“核示威”活動，工委做了兩方面的考慮，既要妥善應付“壓力”，更要爭取港人，平息風波。首先要力爭港英政府合作解決，因為核電站是中英合作項目。

香港政府很合作，推動行政局、立法局議員到法國、美國、日本考察，得出結論，認為安全是有保障的。同年十一月，港府財政司瞿克誠發表公開報告說，已批准向核電廠購電的和約、已批准的中電參與核電廠計劃，都不能貿然撤銷，否則香港信譽及對外關係將大受影響。

中英雙方在民間都做了工作，以增加市民對核電站的了解。核安全諮委會就是那時候成立的，現在仍在運作。

我們派副社長陳達明專門與水電部和大亞灣核電站籌備處聯繫，並取得中國科學院的幫助，公佈了對核電廠技術安全的研究報告，結論是一致的：法國​​核電制式反應爐是安全的，與蘇聯用的不一樣。我們還組織內地專家到香港辦核技術展覽會，組織港人去大亞灣工地參觀。中國的核能專家、香港數所大學的自然科學教授，紛紛就世界核能科技的進步、洩出輻射對人體的影響等等，在大眾傳媒發表意見。

這些工作都得到香港政府的密切合作。雖然香港社會仍有不少人有意見，但激烈「反建核電廠」風波逐步平息了。

第八章 北戴河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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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夏天，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到北京開會。到了北京，辦公廳接我的人告訴我去北戴河，中央負責人正在那裡開會，姬鵬飛也去了。

我到達北戴河，先去看望姬鵬飛，他沒有對我說什麼，讓我先休息幾天。第二天，派秘書送了兩份材料給我，是準備做為發給各省市的中央文件的草稿，一是關於香港工作的，對各地去香港的人員做了一些規定，其中對港澳工委當時的工作有評論。第二個文件是中方在起草基本法時應掌握的幾條原則。我看過之後，看出第一個文件實際上是批評我們在香港的工作，是針對港澳工委，針對我的。事先一點招呼也不打，就這樣擬定文件交中央政治局討論，打算以中央正式文件的方式，把我的“錯誤“向全國各省市、各部委通報，這是很不正常的。

我商務看了文件，中午就給姬鵬飛打電話，我說：“兩個文件我看過了，對《基本法》這個文件，沒什麼意見，另一個文件，我有意見。這個文件定稿沒有？假如沒有定稿，假如在中央會議上討論，我準備發言，提出我對這個文件的看法，我請示你，這樣處理如何？“

姬鵬飛表示要考慮一下。晚上，他叫秘書通知我，他同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商量了，明天中央開會，只討論基本法那個文件，另一個文件，條件不成熟，這個會上不討論了。這件事就暫時這樣過去了。

自從我到香港工作，港澳工委升級為正部、省級，直屬中央管理，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與香港新華分社成為同級的“兄弟機構“。按中共組織原則，地方黨委對中央部委在工作上接受指導，與王匡士氣港澳工委在黨內地位相比，不同在於：廖承志個人代表中央管理，改變為直屬中央管理；王匡在日常工作上的匯報請示，不能直接上達中央、國務院，及任何中央負責人。我到任後，按組織原則，港澳工委的報告，只須報中央或國務院即可，中央、國務院收文後，秘書長或常務書記、常務副總理會批給有關部門提意見或辦理。我開始幾個月也是循此處理的。以後聽到反映，港澳辦、外交部有意見，我就把對中央、國務院的匯報請示，改為“中央、國務院，並港澳辦”，如屬黨務問題，則僅向中共中央報告，如屬外交問題，則為“國務院，並港澳辦、外交部”；同時，對純屬事務性、部門性的問題，不以工委、香港分社的名義，概由部門直接向港澳辦、外交部報告請示。胡啟立曾對我說：“報告提頭（即稱謂），不必提港澳辦，我們會批給有關部門辦的。”我為緩和關係，還是用“並”報辦法處理。姬鵬飛是黨內資深黨員，我的老上司，我對他本來就尊重。他當了港澳辦主任，受中央委託，主管港澳工作，是我的頂頭上司。我有需要向中央、國務院請示報告的事情，除文字報告外，口頭的報告一般都先向他匯報，聽取指示。

這些年來，在港澳工委的干部調配上，在內地干部到香港新華分社工作的調配權限上，做了很大的改變，實際上改變了港澳辦的權限，他們的抵觸很大。在我們的要求下，港澳辦放棄了調配一般工作人員（科員級）權力，讓港澳工委自己處理。然而對乾部調配權，他們遲遲不放。後來中組部出面乾涉，決定科級幹部由工委自己選擇、任命，護照手續由港澳辦、外交部辦理。以後又放寬到處級。最後確定，副部長一級的干部也由工委自己提名和決定，報中組部批准；組織手續由中組部辦理，外交手續由港澳辦、外交部辦理。放寬到這一級，港澳辦的情緒究竟如何，我自然不便猜測。

從對我上任的冷漠到對深圳會議的消極對待；從視察九龍城寨引起的議論到本子風波的處理，我逐漸感覺，在對香港的認識和具體工作方針、政策上，自己與港澳辦、外交部存在許多矛盾，而且一直在延續和發展，雖然這個“通報”性的文件暫時不交中央討論了，事情並沒有過去。我預感，不久還將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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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會議以後，北京與香港新聞界都傳出我要調動的消息。對這些傳言，我沒當一回事。我明白自己是超齡服務，隨時準備退休；但我一貫的總之，中央讓我在職一天，我都應盡力把工作做好。

過了兩個多月，港澳辦通知我，要召開一個負責人談心會，由外交部、港澳辦、外事辦公室，和港澳工委四個單位參加，要求工委去三個人，沒有指名，我決定李儲文和鄭華同我一起去。

我看會議參加者的名單，港澳辦是李後、魯平，外事辦公室由李鍾英參加，外交部是周南和柯在鑠，但柯在鑠請假沒出席（究竟是真有公務還是迴避，就不得而知了）。

談心會在中南海召開，由姬鵬飛主持。會議開始，姬鵬飛要我發言，我感覺會議似乎是針對我的，我就講：“我不知道要發什麼言，談什麼心，還是你們先談吧。”李後就先發言，講我在中央關係上處理不當，他沒舉什麼例子，只是把周恩來對外交工作的指示讀了一遍，大意是：在外交問題上，中央對駐外機構授權有限，大事一定要請示，不能擅自主張，李後講，香港新華分社也是個外交機構，不能違背這個原則。雖然沒有點名，實際上是指責我在這方面違背了周恩來的指示。

魯平接著發言講群眾工作，說我到香港以後，在群眾工作上，過分張揚。在有些方面，給人形成第二權力中心的感覺，把內地的一套，搬到香港去了。

周南的發言，主要是批評我在香港工作方針報告中，關於“香港社會正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說法。認為這個估計不恰當，香港絕大多數人是愛國的，不存在“三大”。並說，這是毛澤東的語言，不應該用。

一上午主要是他們三人發言，看來事先有準備、有分工。下午，針對他們的說法，我做了發言，我也講了三個問題，一講對形勢的看法，二講中英鬥爭，三講統一戰線、群眾工作。

我說，“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開始後，香港發生的事實情況。香港人雖然對英國近幾十年的統治有不滿之處，但由於香港經濟的發展，基本上，香港人是滿意的。對中國卻存在疑慮。對於香港回歸祖國，在道理上，在民族感情上，有些香港人擁護，有些心理不用戶，嘴上說不出口。即使擁護的人，也害怕將來生活受社會制度改變的影響，心理上動盪很大。

英國不願意交回香港，搞殖民地撤退的那套辦法，實際上是對社會進行分化。香港因要收回，本身已在分化，加上英國人的動作，形成了大規模的分化。具體表現包括：相當多數人讚​​成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不贊成我們的主張；移民人數在增加，資金外流在發展……，這些都是動盪、分化深刻的現象。

從社會階層、意識形態、所謂親中親英來分析，兩極分化日趨激烈，當然也有人對雙方都不相信，離開香港。社會改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趨表面化。

我講，對這些情況的分析，可用也可不用“大”字來形容，用了不一定不對，毛主席晚年犯過錯誤，不等於毛主席講過的話都不能引用。

對李後的觀點，我指出，香港地位同外國不一樣，它既是“外國”（因為是英國殖民地），但中國又不承認它殖民地的合法性，我們要收回主權。香港新華分社是外交機構，又不完全是外交機構。我們港澳工委在香港未收回之前，鬥爭對象主要是英國人，我們天天同英方打交道，假如像駐外機構那樣，每件事都要等北京答復後再做，不僅你們不勝其煩，我也不要做事了。大事我會請示的，但我不可能像純粹的外交機構那樣，事事請示。

至於“第二權力中心”的說法，是否真是那樣，我們可以不必討論。我在香港也是盡力避免外人有這種印象的。但是面臨即將收回香港，作為中國派駐在香港的機構，需不需要公開做工作？既然黨中央、國務院派我出去，我就應該代表他們做群眾工作、統戰工作；當然，在方法、形式和內容上，同內地應該有區別，但總要公開做工作。如果不公開，豈不是自縛手腳嗎？

第二天，他們要李儲文和鄭華髮言。李儲文的講話，同李後、魯平、周南完全一致。後來我才知道，他到了北京，即先去看望他在​​上海地下黨時期的老上級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吳學謙，預先知道了這次會議的“底”，就一反常態，完全站在港澳辦一邊批評我。鄭華對我做了一些批評，也做了一些解釋。

我們三人發言之後，李後、魯平又講了話。李後發言主要是批評我，講我驕傲，對他們的意見一點都沒有接受。魯平發言講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多方面的，有時候這方面矛盾突出，有時候另一方面矛盾突出，不能講主要矛盾是中英矛盾。

他們發言之後，還要我講，我表示時間不多，明天再講。這時姬鵬飛開口了，講了十幾分鐘，批評我在香港的工作犯了“左”的錯誤。

真是出乎意外，我意外他們會批評我“右”，卻給帶上“左”的帽子。我才意識到，他們所列舉我的“錯誤”，加上具體如九龍城寨事件，特別是“本子風波”等，都屬“左”的錯誤。 （鄧小平肯定“本子風波”：“你講得對”，是這次會議以後的事。）

會後，我考慮姬鵬飛的表態，意識到這個會的不尋常，本來講是談心會，卻做了詳細的記錄，印成“簡報”，實際上是“繁報”，把每個人的發言都記下來全文刊登在“簡報”上，發給中央常委、書記處書記、總理、副總理。從發的範圍說明問題之嚴重，實際上是開了對我的“批鬥會”，他們是有備而發，是北戴河事件的繼續，我再發言已是多餘的，至少在這個範圍內是如此。我改變了主意，決定會上不再講話。

第三天的會議，一開始姬鵬飛就要我們港澳工委的三個人發言，李儲文表示完全同意姬對我的批評，也“上綱上線”，批評我犯了“左”的錯誤，並列舉了他認為我“左”的事例。鄭華僅做了一些解釋。我簡單地表示了態度，說：“我原來準備發言的，現在不准備講了，你們的意見，我考慮；但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作為共產黨員，按黨章辦事。以後，大事我會向你們請示。你們怎麼說，我就怎麼辦。”

他們看我這個態度，知道沒有辦法繼續下去，只好怏怏收場，結束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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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心會剛結束，李先念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我，先念同志最近身體不好。我表示要去看望他。當天，我就去李家。

李先念見了我以後，沒有談這次會，寒暄一番之後就講：“你歲數不小了，辭職吧。”我回答他：“我早就想不做了，是中央要我做的。 ”李問：“哪些人要你做？”我講：“不久前，胡耀邦還說要我做。”李講：“假如胡耀邦要你做，你就做下去吧。”

從李先念處出來，我思索他的話應該事出有因。鄭華告訴我，當天下午，趙紫陽把他找去，仔細詢問了會議情況，在得知李儲文發言情況後，趙紫陽表示：“這樣子，他們怎麼能夠合作下去。”

我回想起這次到北京，接觸到習仲勳、楊尚昆，都讚許我在香港的工作做得好，習仲勳甚至說：“有人講你是香港的鄧小平，中央很滿意。”和港澳辦、姬鵬飛的態度完全相反。我有必要在中央搞清楚。

我先找胡啟立，要找胡耀邦談話，胡啟立要我先同趙紫陽談，我就同趙的秘書約，趙沒有馬上回話給我；我想找鄧小平，但覺得這些事情太具體、太麻煩，又涉及我個人，不合適。

正在猶豫之中，恰好鄧樸方來看我。以往每次我去北京，鄧樸方都會同我見面，或是我約他，或是他主動找我。見面之後，我向樸方講了會議的情況。

可能樸方回去向鄧小平反映了。隔了一天，趙紫陽約我去談話。我知道他與姬鵬飛先談了十幾分鐘。趙紫陽首先肯定我在香港的工作，然後告訴我：“小平同志決定，要你在香港繼續工作一段。”我表示，按自己現在的想法，不想再工作下去；中央的決定我服從，我想只工作​​到十三大（黨的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八七年底召開）。

趙紫陽聽後一愣，沒有再說什麼，他問我：“你同姬鵬飛不是老同事嗎？為什麼關係搞不好呢？”我沒有答复，只是笑了笑。

我對趙紫陽講，到現在為止，中央組織部沒有派第二把手，我沒有得力助手，工作有困難，同時，也需要有一個接班的人。耀邦曾經表示考慮過幾個人，後來又說不行，希望中央進一步再考慮。我還要求：工委的領導班子要再調整一下。趙紫陽同意了，讓我與姬鵬飛商量具體的人事安排，再告訴中央組織部，並要我回香港之前，同姬鵬飛談一談。前後也只是談了十幾分鐘。

談話後，我即去見姬鵬飛，告訴他趙同我談話的內容。看起來，趙同姬也是談了這些內容，因為他已經差不多都知道了。姬鵬飛聽到我講，在人事調整問題上，趙要我同他商量時，很感動地說：“趙紫陽一貫是尊重人的”，表示很滿意，我徵求他意見，讓李儲文退休，他立即同意了。

我和李儲文共事三年多，一開始對他極為信任，極為重用，幾乎言聽計從；對他的工作，我也全力給予支持。

不久新華社外事部有人向我反映，李儲文在私下批評我，甚至說，李可能想當社長。我搖搖頭，表示不相信。

吳學謙數次出國訪問，途經香港，李儲文都不告訴我，迳自去機場迎接，並陪送到深圳，不讓我接觸，我未曾懷疑，因為李儲文分工管外事，吳學謙是他業務上的頂頭上司，不和我打招呼，只以為是他的疏忽。

後來，曾在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告訴我，他以前在上海是個“兩面派”，見風使舵，原上海市委副書記趙行志，同李在地下黨時期就一起工作，關係很好。粉碎四人幫後，蘇振華、彭沖主持上海市委，李在這一時期觀點同市委與趙行志是完全一致的，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肉麻地吹捧趙行志。可是批判華國鋒士氣，中央派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主持上海市委，他們發動批判蘇振華、彭沖為首的上海市委，李儲文立刻應聲轉向，反過來公開批蘇、彭、趙。上海的老同志稱他為典型的“風派”。

他們警告我：“你要小心！”我還將信將疑。

共事一年多之後，我發現李儲文比較專長具體事務；但做領導，進行全面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工作，並不適應。自己做可以，調動廣大干部一起做不行。我想，這可能是與他以前長期在宗教界工作、經驗狹窄有關，我曾數次要求他拿出一個他所分管的統戰、宗教工作的規劃，遲遲拿不出來，使我深感他缺乏負責全面工作的能力和經驗。

李儲文在社會上反映大致還好，也有負面反映。國民黨政府時代，李儲文在上海徐家匯教堂當牧師，曾為現在香港事業發達的“上海幫“的某些人士或子女洗禮。這些人士私下一輪：共產黨太可怕，李儲文表裡不一、深不可測。

李儲文在機關內的反映比在社會上的差。他分管的幾個部門曾反映：他工作不放手，對下屬不信任，只信任他從上海調來的那幾個人，而且動不動就發脾氣罵人。我只當個人氣質、修養看待。

他從上海調人來，事先沒向我打招呼，調來後，也不告訴我；後來參加會議，我看到有不認識的人，詢問以後才知道怎麼回事。他負責台灣工作，對一些台灣、美國的秘密關係不告訴我，只講這些關係的代號；與他們接觸事先不講，事後也不告訴我結果，直到要向中央發報，需要我簽名時，我才有機會知道。這是違背組織原則的，不管多麼重要的關係，都應該告訴我，因為這樣信任我，派我在香港負全責，除非中央有講許某人不可信，不要告訴他，否則不可以這樣做。

即使這樣，我仍然與他保持合作共事的態度。

但是，這次他在“談心會”上的表現，證明他確是個“風派”，工委討論方針時他是表示贊同的，突然一百八十度轉彎，進行否定和批判。這樣以來，他對香港工作的認識已與我意見不一致了。我對香港問題的認識與做法，獲得中央的肯定，他卻站在港澳辦、外交部一邊，對我進行全盤否定，如何繼續合作呢？況且他已到退休年齡，也該退下了。

綜合“談心會”前後看來，實際上是以姬鵬飛、吳學謙為主導，要拉我下台的會。在北戴河就想發我的“通報”未遂，又變成搞“談心會”，實際上是開批判會、鬥爭會，他們還把會議內容印成不是簡報的“簡報”，向中央領導層造輿論，李先念勸我退休，趙紫陽問我同姬鵬飛的關係，都說明中共中央某些人，可能打算要我退下。

當時香港傳言，我要調回內地。北京則有傳說，周南要來接我的工作。我曾詢問中組部主管港澳幹部的某副部長，他力言中央沒有交給任務，也沒有這個考慮。並說：“周南不是這塊料子，他只有辦外交的經驗，香港需要的政治家。替你找二把手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對象，也是這原因。”還說：“他從聯合國調回來，是因為他內部人事搞得很糟，又有'私人'把柄給外國人抓到，怕他出大問題，怎會再讓他去香港呢。”看來，當時要周南接我工作的打算還沒有落實到中組部，在等待“談心會”後再定。

我向鄧樸方談這件事，只不過是想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我確實是想退休了，所以我才對趙紫陽講，工作到“十三大”。

49

宋任窮和中組部分管港澳幹部的副部長一齊約見我，徵詢港澳工委班子改組的意見。

我提出方案——李儲文退休調回，毛鈞年、喬宗淮提為副書記、副社長，並要求中央選第二把手，幫助我掌握全盤工作，便於接我的班。那位副部長建議：陳達明也屆退休年齡，可考慮和李儲文同時調回。我領會這是為了不過分刺激李儲文，表示同意，但提出陳達明是廣東人，情況熟，可否循祁鋒例，當顧問，留港工作一段時間。宋任窮表示，同意陳達明留港幫助工作一段時期，不同意當顧問。至於提拔兩位新人，是我大膽的建議。他們表示原則上可以考慮，組織部將派人到香港就地考察二人表現，而後再定。交代我回港後，不要在工委討論老人退休的事，由中央決定；關於提拔信任，工委應廣泛徵求意見。

回到香港，我根據宋任窮指示，在工委機關“處”以上乾部中徵求意見，反應雖不一致，基本上是肯定的。中央組織部考察組來了以後，考察結論是：同意兩人任副社長，暫不考慮任副書記。考察組正副組長向我介紹了考察情況，並徵求意見。我不表反對，同意讓毛、喬二人在實際工作中考驗一陣，再考慮是否當副書記。

鄭華為人謹小慎微，完全視領導意見行事，工作不主動，欠缺趕緊，不適合當第二把手。我一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胡耀邦很關係，主動提名吳官正來港。吳當時是武漢市長，不久，胡又告訴我，吳官正另有任用，不能來港，要我另外提名，並說：“江蘇情況你熟，可以在江蘇調人嘛！”我說：“我不想在江蘇調人，免起誤會。”因為黨內、社會上都有留言，說我搞“江浙幫”。胡耀邦點頭稱是。

原港澳工委絕大多數幹部是廣東籍。廣東臨近香港，語言相通，關係多，容易和當地人打成一片，是開展工作的有利因素。但由於前工委領導人思想上“窄”的影響，他們中有些人存在宗派觀念。要打破這種現象，必須在幹部任用上搞“五湖四海”。八四年，我在整頓組織時，向中央建議，從內地抽調幹部，充實港澳工委。

除中組部直接從北京調派外，我要求在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四省和上海市選派人才。中央同意了，決定由中組部會同工委，赴四省一市進行選拔。工委派鄭華參加，經過一個多月，選拔了二十餘名新華分社部以上乾部，多是各地的尖子。如上海的譚茀雲（後任社長助理、經濟部長），楊振漢（諾貝爾獎得獎人楊振寧的弟弟，任東南信息中心負責人），浙江的張浚生（任宣傳部長），福建的翁心橋（任文教部副部長）等等。江蘇省我曾提名幾人，結果一個都​​未獲省委同意，後經交涉，才同意讓“秀才”牛釗調來，幫助我做文字工作。這批幹部和原有乾部關係大多不錯，也能較快適應香港工作環境，新華分社因而風氣一新，社會上出現的負面反應：“許某人搞江浙幫。”我想，這只是反映了內部某些人的反應。

國務委員張勁夫很熱心，他向我介紹：“朱鎔基（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當你二把手很合適。”朱鎔基以前是張勁夫部下，他很了解。他認為朱有水平、能力強、思想開放。我當然表示歡迎。兩人商量好，我向中央要人，他向中央推薦。過了一段時間，沒有消息，我再問張勁夫，他說：“中央已決定朱鎔基去上海當市長，你重新找人吧。”又沒有成功。

有人推薦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李灝，可任我副手。還告訴我：他是趙紫陽在廣東就賞識的人，也因此調去國務院。要調用他，還得趙紫陽同意。我見到趙紫陽，就請他同意把李灝調香港，趙紫陽搖搖頭說：“你不要打他主意。”原來當時副總理田紀云很倚重李灝，不願放任。可是，不久李灝調去深圳當市委書記、市長。田紀云為何又放他？後來我聽說，“李灝和田紀云為了某些事鬧翻了”。我私下慶幸，若不是趙紫陽不肯放手，我的麻煩可能也會很大。

我與姬鵬飛商量，可否調魯平到工委任第二把手，我當時對魯平印象較好：熟悉港澳情況、思想較開放。姬鵬飛說他已經報中組部升任魯平為港澳辦副主任，而後對我說：“已報了很久，不知什麼原因，中組部擱下了，你替我去查查，替魯平做些解釋。”他知道我和中組部關係較好。我問了有關副部長，得知原因出在文化大革命時，魯平也“造反”，寫了攻擊領導的大字報。我當時替魯平說好話：“李後在文革中表現不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不嚴重，現在認識了，就算了吧。”不久中組部批准魯平的任命，是否因我的說項起了作用，我則不敢肯定。

幾經波折，工委副書記仍由鄭華擔任。

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找我，要調張浚生回浙江。 （王芳曾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是“老浙江”）王芳說：“張浚生不想去香港，我曾答應他兩年調回，到省里工作。”張浚生自己也向工委提出，要求回浙江工作。

張浚生來香港工作前，任杭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省委已決定，調任副省長。張浚生本人知道，不願調香港工作。由於港澳工委，中央組織部指名“借用”，經王芳“說服”才就道的。

張浚生工作積極，適應力強，思想上比較開放。王芳和我談他時，我已向中組部提出，提升他為副社長。中組部原則同意，待考察組考察後再定。王芳知道後表示：“這樣安排也可以了。”

中組部提出，擬派潘曾錫為副社長，據說是姚依林推薦的。潘曾錫曾任中國船舶總公司副總經理，我同意了。這是，張勁夫又向我介紹外貿部副部長王品清，表示他雖然已屆退休年齡，本人希望到新華分社當副社長，管中資業務。由於中組部推薦潘曾錫於前，我已同意，並也打算安排他協助鄭華分管中資業務。我就向張勁夫說明情況，他同意收回推薦。

港澳工委委員多達三、四十人，在香港現實條件下，不易開全體會議。我向中央建議，改組為短小精幹型的新工委，由社長、副社長及澳門分工委書記組成，便於隨時集中議決問題。為配合即將開展的澳門基本法草擬工作，建議中央將原擬由南光公司代表中國政府出面的做法，改為設新華社澳門分社，周鼎任社長。

經過兩個多月，中央批准新的工委：

工委委員、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

工委委員、副書記、副社長：鄭華。

工委委員、副社長：毛鈞年、喬宗淮、張浚生、潘曾錫。

工委委員、澳門分工委書記、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周鼎。

既然鄧小平和中央要我繼續工作一段時間，我除了向趙紫陽提出調整班子的要求外，還提出港澳辦對香港工作缺乏整體打算，沒有完整的指示，又不對我們曾經寫過的報告表示意見。我對趙紫陽講，我希望在原報告基礎上再做些調查研究，重新向中央寫一個香港過渡時期方針、政策報告，請中央批准，使我們工作可以有依據。我說，我會把這個事情告訴姬鵬飛，趙表示同意。我又對姬講，姬也表示贊成。回香港後，我花了三、四個月重新寫了報告，並把報告草稿送港澳辦提修改意見，結果他們只是對文字提了一些意見；對內容，原則上沒有提修改意見。

我就把報告正式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當然也送港澳辦、外交部。在報告中，我堅持了談心會中講的自認是正確的觀點，例如對香港的分析，我堅持“動盪、分化、改組”的說法，有變動的只是把“大”去掉。關係中英關係，我仍然強調，香港在過渡時期中英鬥爭是矛盾的中心，過去我們提“中英關係有聯合，有鬥爭，以聯合為主，以鬥爭求聯合”，現在把聯合改為合作，講中英關係有合作、有鬥爭，以合作為主，以鬥爭求合作。對統一戰線工作，強調主要對像是中間力量，繼續強調從做大資產階級、大右派工作著手，以此為突破，以影響擴展中間力量；堅持依靠工人階級，廣泛開展愛國統一戰線是香港工作的兩翼。群眾工作堅持提勞資兩利，不僅做好勞動人民的工作，還要做好居民工作、屋邨委員會的工作等等，基本上在原有報告基礎上，加了一些說明。

報告送中央後，趙紫陽當面對我講，你們這個報告寫得很好，我們原則上都同意，具體問題上你再徵求徵求姬鵬飛，看他們還有什麼意見。我認為趙紫陽講的這個“我們”代表了中央和國務院。我把趙的意見告訴了姬，他沒提什麼意見，我講：“你們都同意，最好有個文字的東西給我，以後，我們的工作就按報告執行。”我的意見是讓港澳辦替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文字的東西，答复我們。我想，在“談心會”最後我說過：“以後大事我會請示”，這報告就是“大事”，姬鵬飛當時口頭答應了。我希望有個文字上的根據，以防萬一。可是以後一直沒有下落。

在香港工作上，不少事情都是港澳工委主動；我想，港澳辦、外交部對此是有意見的。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姬鵬飛召集不少會議討論具體問題，我們也提了不少建議，如未來政府體制方面，我們做了研究，有幾次會議，是工委提出要匯報才召開的。李後、魯平在不少場合發表談話，香港社會反應激烈，我們認為也有不夠妥當的地方，我幾次向姬鵬飛提出，要李後、魯平少講話，如果要講，最好事先多做些考慮。有一、兩次，我還當著李後、魯平的面提出這樣的看法。姬鵬飛都沒有表態。

這些矛盾，發展到“六四”以後，就更激化了。

第九章 讓明珠更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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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因其繁榮的經濟而被譽為東方明珠，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內，如何保持香港經濟繼續繁榮上升，讓這顆東方明珠更為絢麗奪目，是中共中央領導人非常關心的事，也是我們在香港工作的重點所在。

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共中央領導人匯報工作時，提出我們在香港的經濟工作方針，用了五句話、二十二個字來概括，即：“拖住英資，穩定華資，爭取外資，團結僑資、台資，壯大中資。”對這一方針，我看中央領導人當中，趙紫陽基本上贊成，胡啟立更肯定一些，李先念有不同看法，例如對壯大中資，他有不同看法。

港澳工委內部討論此方針，多數同仁是讚成的。但我們香港中國銀行的負責人和部分香港當地干部並不贊同，銀行負責人認為這不是經濟方針，我理解他們的觀點是從銀行經營出發，而不是從整個香港經濟出發的，我向他們解釋：我們在香港不是處在管治地位，我們不可能對香港經濟提出一整套詳盡的具體方針，提出來也是空的，不可能形成政策、形成法律，因為這是港英政府的事。

部分香港當地的同志不贊成壯大中資的做法，他們認為中資不需要也不可能壯大。我表示只要我們採取香港市場通常所採用的做法，來經營中資機構，只要我們不搞特權，不要同港人“搶飯碗”，我們參加香港的市場活動，不僅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富，也可以增加香港的財富，還可以提供香港許多新的發展機會，增加港人信心。中資壯大了，對未來香港經濟，也可起穩定作用。

有關香港經濟方面的工作，我堅持按這二十二字方針，事實說明，這是合乎香港實際的。

英資在香港的幾大財團，有基本上屬於以香港為經營基地的財團，如匯豐、怡和、嘉道理等；也有以英國本土為基地的大財團，如太古、渣打的。隨著華資力量的發展，一些英資財團被華資收購，如李嘉誠收購“和記黃埔”，包玉剛收購“匯德豐”；儘管這樣，華資、中資在短期內，仍很難替代英資在香港經濟的主要地位。比如匯豐在金融界的地位，即無人可比擬。

英資財團的特點是靠殖民政府支持，靠對市場某種程度的壟斷起家和發展，最典型的是匯豐。

匯豐銀行是商業銀行，但是香港政府它享受中央銀行的某些特權，可以印發鈔票，是港英政府的金庫、出納，並且替港英政府監督管理金融機構，負責香港銀行的結算，因而取得了並了解香港其他銀行的業務情況。匯豐是香港銀行公會的主席，他的董事會主席幾乎都是行政司的當然議員，在港府制定香港金融、經濟政策時，匯豐具有相當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港人謔稱匯豐董事長是香港三總督之一，可見匯豐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匯豐董事會裡的理事、董事幾乎都是英國人，董事會主席按會章由董事會推選產生，實際上究竟由誰來決定，是港英政府？還是倫敦某一機構？我們一直沒摸清楚。我曾親自請教過曾任匯豐董事會副主席的包玉剛，他也不清楚。據匯豐一位老職員提供的資料，他認為匯豐的決策權主要掌握在董事會主席、總經理等五、六個英國人手中。

中國要收回香港，匯豐會做何反應，是我們需要預為研判的。我曾在八三年底，組織香港新華分社經濟部和調研室成立專門小組，對匯豐進行調查研究。他們寫出一萬多字的報告，總的看法是：由於一九四九年匯豐從中國內地撤出時受損很大，餘悸猶存，匯豐在九七前，可能要撤出香港。但也不一定會全部撤離。它們會視中國、香港的經濟發展情況，決定未來是大部分或一部分撤走。

這一看法，與香港中國銀行負責人不同，他們認為：“只要香港有​​錢賺，匯豐不會撤走。”北京港澳辦、外交部、中國銀行總行也贊同此種看法。當時沒有進一步探討。

不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季辛吉）訪問北京，傳遞當時英國首先戴卓爾夫人託他帶給中國領導人的一個“口訊”：“匯豐準備同英國萊斯銀行合併。戴卓爾夫人表示，這不是英國政府的意見，而是匯豐商業上的決定，匯豐希望把業務擴大到歐洲去，因此要把總部搬去英國。同萊斯合併後，銀行總部將設在倫敦。”

這實際是匯豐以合併為名，行撤離之​​實，證實了港澳工委以前的看法。在姬鵬飛主持的討論對策會議上，大家共同的意見是，不能同意匯豐這個決定。

國務院把這個訊息告訴了基辛格，請他轉告英國。這之後，匯豐放棄合併萊斯的打算，只收購萊斯一部分股票。

但在“六四”之後，匯豐進一步收購萊斯股份，並把總部遷到倫敦，終究還是實現了它的撤退部署。以匯豐在金融界舉足輕重的地位，把總部撤出香港，顯示它對中國的政策無信心，影響香港市民的心理。不過匯豐的業務不可能完全撤出香港和中國，它的盈利主要是在香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匯豐在內地的業務也有了新的發展。

匯豐撤出之前，港英政府已把匯豐中央銀行職權如金融管理逐步轉移，另外成立新機構來執行，可見英國一直沒有停止撤退部署，直到“六四”以後，匯豐才公開撤出行動。

對匯豐會否撤走的估計雖然不同，港澳工委仍採取同匯豐密切合作、積極配合的態度，設法增強匯豐的信心。同前後任沈弼、蒲偉士經常接觸，合作挽救香港股市、處理香港華資中小銀行危機。在製訂基本法時，為了拖住匯豐，也確定了香港特區政府不設中央銀行，“九七”後仍然保留匯豐某些中央銀行的職權，繼續由它發鈔，中國銀行參加等方針。

匯豐進入內地後，有一次蒲偉士告訴我，他們在內地有些壞賬，收不回來，並舉了一些例子。我聽後，立即答應幫助他們，要他把壞賬的項目、情況相告，我們幫他去向內地交涉。後來經過交涉，有些問題解決了，有些不能解決，我把交涉的情況告訴他，讓他了解和放心。這些工作，對拖住匯豐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北京同我們在認識上不一致，有些做法也很難講其什麼作用。例如李鵬（當時任副總理）沒有徵求我們意見，也不通知我們，就給榮智健（中信集團在港負責人，榮毅仁的兒子）資金，讓他到香港收購“港燈”的股票，沒有收購成，就收購國泰的股票。這種收購股票的做法，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影響，從拖住英資來講，可以起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香港社會產生一種憂慮：中資這樣的“大手筆”是否想通過收購把這些企業國有化？會否先收購股票而“聯”，以後控股而“合”，然後“國”有化，搞“聯合國”？這種疑慮不利於拖住英資，穩定華資、僑資、外資。

香港英資財團憑藉殖民政府的支持，不僅具有殖民性，而且有某種程度的壟斷性，這主要表現在公用事業即郵政、電訊、能源、電力等行業上。對這一現象，我們主張為了拖住英資，對其壟斷性不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而改採限制發展的對策。限制也不是通過確立法律、政策或政府行政措施來解決，而是通過市場規律逐步解決。

我曾參觀香港電話電燈公司，他們向我表達了去內地投資、發展事業的願望。我即找國家郵電部長商量，能否允許他們去內地，幫助改變郵電事業落後的狀況。事實上，資金和技術方面，我們都需要外面的幫助。這位部長基本上不考慮我的意見，他表示，外資進中國搞電訊已有四家；香港在深圳已有投資，還積極活動想進入江蘇。他講，郵電部反對這樣做，因為會造成製式太多、太複雜，他傾向不能讓外商投資電訊的事情再發展了。我的努力沒有獲得他的支持。

總體來說，拖住英資的工作有一定效果，但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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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資本家已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中國宣布要收回香港主權後，華資中一些人率先轉移資金，資金外流和移民日益嚴重。因此，穩定華資成為穩定香港、繁榮香港經濟的關鍵所在。

我們從政治、經濟兩方面工作。在政治上，廣泛地開展愛國統一戰線，通過首先做上層大資本家工作，穩住他們，以期影響其他華人資本家，達到穩定大部或穩定全局的目的。同時，應用經濟手段，支持和幫助華人資本家，使他們解除疑慮，建立信心。

當然，僅靠我們在香港工作是不夠的，很重要的是要依靠內地。內地堅持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對香港的利用日益增多，很自然的，內地對香港的吸引力會越來越大，華人資本家對內地的看法會隨著改變，信心也會日益增加，這是穩定香港的大勢。

華人資本家中有不少人是靠英國人支持，靠英國銀行支持發展起來的，也有一些是依靠中國的支持。中國的支持，有政治上的，但主要是商業上的支持，政商實際上很難分開，有些固然純粹是從商業上考慮，但也有從政治上考慮，或政治、商業上共同考慮的。

我們要求香港的中國銀行、中資機構，在穩定華資工作上多起作用，更廣泛地同他們合作，做生意。即在貨源、融資等方面，給予幫助；另一方面，爭取華資進入內地投資。這是一個兩利的方針，即使商人能夠賺錢，也可為內地的改革開放，增加出口，吸收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

內地各省市部委來港經營，是穩定華資的重大“資源”。隨著外貿政策的改革，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都願望要單獨經營自己的產品，希望自己到外面接觸市場，這就給香港的華資不少機會，他們可以當內地商品的代理，做批發，也可以做零售，還可以做其他方面的合作。我們支持各省市部委來香港設機構，並幫助他們介紹關係。

為爭取香港資本家到內地投資，我們多次組織香港工商界名人代表團赴內地重點省市參觀、訪問，增加相互接觸、了解，以加大雙方交易的機會。我幾次親自帶領這樣的組團，赴江蘇、福建、上海等地訪問，請當地主要負責人出面接待。例如有一年在江蘇，由省長顧秀蓮，在上海，由市長江澤民，親自出面接待、介紹情況、回答詢問。

香港大資本家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進入內地投資的不多，大量進入內地的，主要是中、小戶。為爭取大、中資本家能進入內地投資，減少他們的困惑，增加他們的信心，我們改組港澳國際公司的股權和職能，給他主要任務，是帶領港澳及東南亞華僑大、中資本家，進入內地投資。可以用合作的方式，為他們“搭橋開路”，也可以幫助他們解決肚子經營的困難。因改組後不久，發生“六四”，收效甚微。

我們建議中銀增多同大、中戶往來。香港的中銀集團作風穩重保守，貸款工作的重點是中小戶、工業戶，做得很有成績，欠缺的是同大戶來往較少。從中銀集團本身的發展考慮，從香港統戰工作需要出發，都要多做努力，增加與大戶往來。當然，這樣風險會大些，但不能因而不進行改革。這樣做，中銀的業務會得到新的發展，增加同大、中戶的關係，可以像中小戶一樣，通過聯繫，從經濟上逐步穩定他們。

中英協議規定，香港土地的使用，要通過土地委員會批准，每年批地不能超過五十公頃，中國確定這一方針，是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九七年以前不能讓英國人把香港地皮賣光。要加限制。為便於中英雙方​​協商解決有關問題，專門成立土地委員會，並規定港英政府賣地的收入，要留一半給特區政府使用。

香港的地產商，尤其是大地產商，非常贊同這樣的做法，他們手中握有大量地皮儲存，政府限制用地，有利於他們在經營中獲取更高的利潤。有些大地產商在同我們交往中，反复要求我們：“土委會不能多批土地。”因為中英之間已有了不能多批土地的協議，同時我們也確實沒有經​​驗，這樣做會對其他方面造成什麼影響，因此那幾年基本上是按協議執行，雖然多批了一些，數量很有限，對穩定大地產商，起了作用。

但是，我們很快也注意到，幾家大地產商正逐步對香港的地產形成壟斷。我要求土地委員會中方委員和調查研究室，研究這個問題，到底每年批多少土地為適當；特別是未來幾年，可以不會因批地過多，使地價下降，也不會因批得太少，造成市場供不應求，使房地產價格猛升。這個拿捏分寸的課題，我在八七年以後才提出，但未取得結論。

我們也協助華人資本家解決困難。東亞銀行主要股東中，有人因信心問題，想撤出資金，股東間發生糾紛，法國某銀行想藉機收購，銀行處在危機之中。董事長李國寶向中銀求助，他找了香港中國銀行，並到新華分社找我。銀行工委經濟工作領導小組研究，決定支持東亞銀行，由中國銀行出面幫助，中銀掌握的東亞股票不僅不出讓，還適當增購，幫助李國寶度過危機。

在運用經濟手段支持華人資本家的工作中，造成損失的事情也有。康力公司是比較大的一件。我到港不久，分管經濟工作的副社長曹維廉（他原是機電部副部長，同江澤民關係很好），向我介紹，康力公司是香港電子工業的大企業，老闆柯俊文十分值得欣賞，有理想，經營有一套。柯也自吹他想做香港的松下幸之助（日本松下企業的創始人，被譽為經營之神）。曹維廉希望柯俊文去內地投資，親自陪他去福建、江蘇、北京等地參觀，向中央領導人推薦，國務委員谷牧也同他見了面。柯就提出要中資與他合作，我們研究後，也同​​意了，由香港中銀、華潤、招商局三家共同投資與他合作。注入資金後，柯俊文就跑掉了。我們調查發現，他還以另一個公司的名義，把康力的資金、動產轉移了不少。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後來由內地專家對康力的不動產、設備，做了評估，認為設備還是比較好的，有些是內地還沒有的，經濟上的損失幸好不算太大。但經營中不斷虧損，背了多年的包袱。

支持華人資本家發展他們​​的事業，也是重要方面。

八六年，胡應湘同李嘉誠一起來找我，提出開發香港島西區海綿和大嶼山的計劃，要在大嶼山建第二機場，地點一是考慮在赤鱲角，一是在大嶼山和香港島之間；還準備在大嶼山和香港之間​​，填海建新碼頭、住宅區和商業區；建大嶼山通往香港島、大嶼山通往九龍的海底隧道；以及大嶼山至深圳新的邊境口岸落馬洲的高速公路。

我聽了他的計劃之後，表示贊同，認為這個​​計劃不僅可以滿足九十年代，還可能滿足廿一世紀上半世紀香港海、陸、空運的需要，使香港進一步發揮南中國進出口基地的作用，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有需要向北京反映，我可以負責。”我的考慮是，現在還由港英政府管治，這麼大的工程理應得到他們的讚同和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我還建議他們在港英政府表態之前，不要讓外面知道。李嘉誠問胡應湘：“記者知不知道？”胡講他已準備開記者會，我建議不要開，李嘉誠也贊同我的看法，胡還是堅持。結果媒介公佈以後，港英政府一直沒有反應，擱置下來。

“六四”之後，港英政府公開了自己建新機場的計劃。我想，如果當時胡應湘他們能先徵求港英政府意見，情況也許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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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國際性的大都市，各國各方對它都有興趣。外國資本中主要利用香港，向東南亞發展，特別是向中國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後，香港的中間地位、跳板地位、橋樑地位，使認識香港作用的外國資本越來越多，香港對外國資本越來越具吸引力。

在這種形勢下，不失時機地、廣泛地，同各個國家和地區駐港外交機構和商業機構密切接觸，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的政策，解決他們一些困難，成為新華分社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華分社為此在內部也做了分工。外事部門主要負責廣泛接觸各個國家和地區在港的外交機構，經濟部門主要接觸各國商業機構和一些社團，如美國總商會等，我自己也經常接受邀請，同他們會面，根據他們要求，回答一些問題，外國資本當時普遍關心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的香港政策會不會改變，二是對英資在香港的壟斷地位不滿，希望改變。

例如，香港的其他國家銀行界，對匯豐享有許多中央銀行的特權，卻不承擔中央銀行的義務，意見很大。特別是美國和法國的銀行，他們向新華分社、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希望中國在製定基本法時，在特區政府的金融政策上，對英國加以限制。

我考慮在不過分影響英政府和英資利益的情況下，應盡量照顧外資的利益，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香港某些外資銀行迫切要求有發鈔權，我就積極向姬鵬飛、趙紫陽提出建議，考慮讓美國、日本、法國銀行少量參與發行鈔票，讓港幣更具國際性。後來，基本法對此做了原則性的規定，提到：“港幣的發行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權限，發行或繼續發行港幣。 ”香港的其他國家銀行界對此還是比較滿意的。在基本法諮委會裡，也吸收了幾位外資金融界人士為委員、顧問，讓他們表達意見。

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外國資本在港越來越活躍，做好外資工作，是穩定繁榮香港絕不可少的一環。

我們對香港華僑資本的工作十分重視，除了自己廣泛地與他們接觸，直接做工作外，還通過內地有關部門和香港中資機構做工作，解除他們的疑慮，增加他們進一步利用香港或進入香港的決心，給他們便利，與他們合作，為他們服務。

僑資主要是指在香港的東南亞華僑資本。東南亞一些大的華僑資本家，如印尼的林紹良、馬來西亞的郭鶴年、泰國的謝國民在香港都有相當的投資，一方面是因為香港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從政治上考慮的，比如林紹良同印尼總統蘇哈托關係密切，一個時期蘇哈托地位有不穩現象，林紹良就把香港作為一個資金避風港看待。馬來西亞政府一個時期排華，那裡的華僑往往也以香港為資金的避風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華僑資本又紛紛通過香港進入內地，因此他們對香港的作用歷來都比較重視。

東南亞華僑當中，福建人居多，我們指定副社長曹維廉專門做福建幫華僑的工作。郭鶴年在馬來西亞經營橡膠園，但他發跡主要通過經營糖，是有名的糖王，與華潤的關係良好。我們通過華潤對他做工作。郭鶴年逐步把經營基地轉移到香港，不僅在香港有了相當的發展，而且積極進入中國內地投資。

黃廷方原是在新加坡活動的地產商，與原本在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任總經理，現任中銀港澳管理處副主任薛文林熟識。新加坡房地產高潮過後，黃廷方與八十年代初期到香港發展，當時香港地產正處在低潮，黃就在此時大量購買土地，運用他同薛文林的關係，我們又在考慮如何採取措施恢復港人信心，對黃當時敢於大量吸納土地的做法，表示了支持的態度​​，中國銀行也積極給他融資。黃廷方在這樣的支持下，放手收購土地，面積幾乎與地產巨商郭德勝相等，不久，香港地產恢復景氣，黃廷方獲得大量收益。他在新加坡沒有做到的事情，在香港做到了，取得很大的成功。黃廷方是繼李嘉誠、郭德勝等善用時機，廉價購地致富的另一個大地產商。

黃廷方也是最早進入中國內地投資房地產的大商人。 “六四”前，他就在福建、廈門進行房地產投資，與廈門市政府簽了合約，負責改造廈門最繁華的一條街；也在他家鄉福建省長樂縣進行房地產開發。 “六四”後，別人停止了，他仍繼續經營。黃廷方對香港有信心，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八三年，他就公開表示贊同中國收回香港，表示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這在當時，是突出的一個。

我們對華僑到香港發展的願望和設想，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毛鈞年有一位柯姓同學，也是福建人，在香港大學畢業後，去美國發展，事業有成。毛鈞年介紹他同我見了面。他提出一個新設想，要在九龍最繁華的尖沙咀到彌敦道旅遊中心，建一條地下電徑，以增加吸引遊客。所謂地下電徑，就是在地下建一條由傳送帶帶動的金屬道路，人站上去後不必走路，隨傳送帶往前；在電徑兩旁建地下街道，發展商業或服務業，在地下電徑的入口處，建地面商場或做其他用途的地面建築。他準備投資，並希望和中資合作。

我支持他這個新穎想法，同意同他合作，關鍵是必須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我請他按社會正常程序進行工作，先研究設想的可行性，做好可行性報告，然後向香港政府申請。他很快都做好了這些工作。我讓副社長鄭華專門同港府有關部門聯繫，並宴請他們表示我們對此都有興趣，認為會有益於香港的進一步發展，希望香港政府加以考慮。但是幾年過去了，一直到我離港前，港府如泥牛入海般毫無反應。令人非常遺憾。

53

中國資本在香港的發展，有幾個階段。初期，主要是為了掩護地下工作，為地下工作提供經費，搞了一些商業機構。以後為了外貿進出口的需要，又逐步發展一些機構。

國民黨退出大陸後，接收他們在香港的一些機構，比如招商局，在此基礎上發展。

改革開放以後，中央與內地各省市，從事工業生產和貿易的有關部委，都希望到香港設立機構，但當時中央的指導思想偏向限制。中央有人主張，讓各省市、各部委在香港都有適當的據點；也有人主張，不能多設，並且認為已經夠多了，要整頓精簡。八三年，在港澳辦、外貿部主持下，國務院批准了一個文件，限制各省市、各有關部委到香港增設新機構，原有機構要進行整頓。我上任前，李後把文件給我看，要我到香港之後執行。

我原在地方上工作，從省市地方、有關部委的角度考慮，既然實行改革開放，在香港就須設立據點。以江蘇來講，江蘇在香港有個小機構，附設在華潤，只有兩三個人，起不了什麼作用，而地方上非常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增加同外商、港商的接觸，以增加進出口機會，學習和適應外界市場運作的情況和經驗。我不同意這個文件的精神，而傾向在香港發展中資機構。當時廖承志還沒有去世，我向廖承志和李後提出，可否等我到香港進一步了解情況之後，再決定是否執行這個文件。他們同意了。

我到香港之後，又向他們提議，請北京派人到香港來，共同進行新的調查，國務院同意了，派了一位外貿部副部長來香港調查。調查兩至三個月後，重新寫了報告，與以前的報告大不相同，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建議國務院允許省市、部委有條件地來港增設機構。在我積極建議下，不久，這位副部長又率領內地大多數省市的代表團，來香港舉行空前規模的展銷會，內地有幾百人參加，在香港產生較大影響。

以往，內地對外貿易，都是通過外貿部門統一進行，生產部門對外界市場情況基本上不了解，由外貿部門下計劃、訂購，由外貿部門銷售。各省市、各地來港設機構，實際上打破了這一傳統做法，自行摸清市場情況，研製生產計劃，對中國的外貿體制改革，起了促進作用。

從香港本身發展考慮，在保護英資、外資、華資、僑資、台資在港利益，讓他們有繼續發展機會的同時，中國資本也應該有一定的份量。中資可以，也應該不憑藉特權，通過學習和運用香港市場經驗，在不和香港人“搶飯碗”，不影響港人利益的前提下，求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將來，香港萬一出現不穩定因素，憑藉這個基礎，可以減輕對香港的消極影響。

我認為，中資應該不斷壯大。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在香港有中國的“匯豐”銀行，中國的“怡和”、“太古”？我們不憑特權取代它們、排斥它們，而且與他們互利、共存，在此前提下，盡力發展自己，有何不可？

但是香港本地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北京一些領導人也不贊成。前文已經提過，在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央第一次匯報香港工作時，李先念就認為香港中資機構不應發展，他還提出不贊成搞股票，認為是“投機倒把”，不贊成在香港投資房地產，並且要中國銀行對放款房地產加以注意和控制。

這次匯報後，八三年底，港澳辦主持召開了一次關於港澳經濟工作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有關部門，及與外貿有關省市的負責人；香港、澳門參加會議的有中資機構各部門的負責人，港澳辦指名我和李儲文出席會議。

這樣專門討論港澳經濟工作的全國會議，過去沒有；由港澳辦代表國務院主持，也是第一次。

會議有兩個文件，一件是港澳辦給中央的報告，他們根據陳雲、李先念等中央負責人的幾次講話、指示，包括九月我匯報香港工作的那次，整理成幾條政策性意見，請示中央，建議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予以貫徹。中央幾位常委，包括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都“畫了圈”，表示同意，批准開會。另一件是會議決議的草稿，供會議討論修改，定稿後再送中央，國務院批准，成為正式決定。

與會者近二百人，我記憶中，會議開始，似乎沒有人講話，便討論文件。多數與會者對文件都有異議。

文件中的政策性規定，與會者歸納成“九不”。我大概記得有下列一些：不允許到香港設立新的外貿機構；不允許中資在香港進行投資活動；不允許中資機構搞“投機”事業；不允許“炒”股票；不允許“炒”外匯；不允許“炒”房地產；不允許“炒”黃金；中資機構外匯不允許存放外國銀行，必須存放在中國銀行；不同意香港產品到國內開闢市場、銷售。

總之，陳雲的指示：“肥水不落外人田”，是政策的主要精神，對中資在香港的發展，設置重重障礙。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有不滿情緒，我也不滿。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問我：“為什麼中央開這樣的會議？”我回答：“我也不知道缺什麼。”整個會議期間，我一直沒有發言，保持沉默。

我想說一段插曲。八四年我去北京，陳雲知道了，要他的秘書朱家穆見我。朱在電話裡問我：“你不是要看看陳云同志嗎？他最近身體比較好，你要不要見見他？”

顯然，陳雲想見我。什麼事呢？通電話間不容考慮，我立即回答：“好呀！我好久沒有看陳云同誌了，很想見他。什麼時間，請你安排。”

他約了時間。那是一個下午。

陳雲住在中南海，位於毛澤東曾住過的豐澤園的西北角。那是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後，拆掉一部分故宮建築，新建的寬敞平方。我準時前往，在前廳見到朱家穆，他請我在他辦公室坐，說：“陳云同志午睡才起來，請你稍待，我去看看他出來沒有。”朱家穆才走進裡廳不久，就又出來請我進去，說：“陳云同志在等你。”

汪東興新建的平方，設計和北京的四合院相似，整座住房分三或四進，有走廊相同。陳雲的住房有幾進，當時我心情不在此，無暇估計，我隨朱家穆進入客廳，陳雲早坐在沙發上等我。我連忙大步上前，問候道：“陳云同志，你好！”

我前次見到陳雲，是五七年，他在江蘇無錫蠡園休息。他那時還帶著毛澤東批評他“右”的帽子，很不得意。我陪他在蠡園畫廊裡散佈，他邊走邊問我江蘇農村情況。他忽然冒出一句：“主席（指毛澤東）是民主的，能聽得進意見。”那時我仍不懂中央內部的矛盾和鬥爭，不懂陳雲說話是什麼意思，茫然地點點頭，不知如何“搭腔”。

陳雲見到我，從沙發上站起來，朱家穆忙上前扶了他一把。他面色蒼白，看來身體仍很弱。他雙手握著我的手，很激動地說：

“我向你檢討，我向你檢討。”

我驚嚇得不知怎樣好，一個勁地說：“請你坐下，請你坐下。”

陳云堅持著不肯坐，仍然站著，認真地用他帶青浦口音的普通話說：“你比我聰敏！我多年想辦沒有辦成的事，你辦到了。”

又加重語氣說：“你比我聰敏！”這才坐下去。

我也坐下，既興奮，又惶恐，說：“我們都是在你們老一代的帶領下成長起來的。現在還是這樣。”

他點點頭。

我說的是真話。我對陳雲很尊敬，尊敬他的清廉、正派；他工作認真、一絲不苟。他對黨、對人民有感情，耐勞耐怨。我知道他受毛澤東多次批評（我當時認為毛澤東對他的批評是正確的），但我沒有聽說過他對毛澤東有不滿。當然，對他的“右”，我也有抵制。

他曾經批評過我幾件事：

我在江蘇搞“小化肥”設備，那是一種年產八百至兩千噸氮肥的設備，是江蘇化工研究所自己研究製造的。那時，年產三、四十萬噸的化肥設備，基本上需要進口，需要動用外匯，需國家計劃批准。而當時，農民已經嚐到化肥對糧油增產的甜頭。江蘇每年用一半以上本省的外匯，進口幾十萬噸花費，遠不能滿足需要。有了這個“小化肥”設計，便進行試驗。陳雲派他的秘書周太和（是部級秘書，比我的級別高）到江寧縣、丹陽縣（“小化肥”在該兩縣設廠試驗）考察幾次，周太和轉告我：“陳云同志認為'小化肥'技術關難過，產量低，投資和大化肥相比，不合算。”不贊成搞“小化肥”。我當面沒有表態，仍繼續試產，證實有效後，大力推廣。後來做到每縣一廠。因為設備本省可以製造，投資本縣可以自籌，技術本縣可以培訓滿足；與建中型、大型化肥比較，投資小、收效快，特別是地方可以自辦，不需要等國家撥款批准。浙江、山東來到江蘇參觀後，回去也大建起“小化肥”廠。

增產糧，在“以糧為綱”的年代，是首要大事。在江蘇江南太湖地區，我六十年代分管農業時期，大力提倡種雙季稻。即一年三季（造），種兩造稻，一造麥或油菜。當時，有反對意見，認為種雙季稻用種多，用肥多，用工多，實際產量“明增暗減，得不償失”。確實有些農民反映：“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即種三季（造），每季收三百斤，不如種兩季，每季收五百斤核算。事實是，太湖地區，當時對糧油生產精耕細作水平已很高，對糧食作物栽培水平也有獨特創造，一年三造，已達年產良一千三、五百斤，還出現了年產一噸（兩千斤）的“噸糧田”。社隊工業的興起，更實行“以工補農”，將工業的利潤，不同農業的成本和純種糧食農民的收益，使其不低於，有些高於從事工、企業的農民的收益。

《陳雲文集》中，六一年關於“加速發展氮肥工業”和“為什麼種雙季稻，不如種單季稻”兩篇文章，實際上都是批評我的。江蘇幾個老人也反對種雙季稻，他們對我堅持種雙季稻，在陳雲處告了狀。還向一部分江蘇幹部“傳達”了陳雲對我的批評。江蘇省委兩次改組，在中央常委做了決定之後，均為幾個反對我的老人，憑陳雲的“放話”，即指示，推翻重來，他們在陳雲處“告狀”生效，至少因為在這兩件事上，我是沒有聽陳雲的。

八五年，我去北京述職，順道又回江蘇。在賓館碰到陳雲的老秘書王某，他奉陳雲指示，來江蘇視察社、隊工業（現稱鄉鎮工業）。他告訴陪同他​​視察的江蘇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朱通華說，他是再次奉陳雲指示來視察社、隊工業的。 （上次他來，是陳雲和我講話之前。）並說：陳雲那次向我“作檢討”，主要是指我對社、隊工業的實踐。朱通華追問，陳雲怎麼會“作檢討”，王某便將陳雲對我講的話複述一遍。

朱通華將話寫在記事簿上，並給我看。為我高興。我們兩人同時說：“陳云同志真了不起！”

我們敬佩他在事實面前，肯認錯的態度，特別是能主動向“下級”認錯的精神。

我曾想，陳雲和毛澤東如果到資本主義世界走走、看看，他們可能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會不一樣，主張會有所改變。根據是，他們對事務，特別是對經濟事務的唯物態度。他們政治觀念上的保守，限制了他們的行動。毛澤東不到西方世界看看，陳雲深圳特區、廣東都不肯到。

真是大悲劇！

面對中資在香港的實際情況，我是不贊同陳雲意見的，我主張中資在香港，學習香港商人，用資本主義的一套做生意的。記得我初到香港不久，外貿部長李強出國經過香港，視察華潤公司，這是他外貿部的直屬機構。我們是同鄉、老朋友。他年近七十，身體好，喜歡吃冰糖燉蹄膀，白燒的，一次能吃三至四市斤，真的很嚇人。他在江蘇時，見面就向我要蹄膀吃。這次到香港，不改舊習，我找江蘇來的廚司專門做了，給他解饞。席間閒話，說道香港商人做股票、黃金，賺得滿盤滿缽，我們只會老辦法做生意，不懂得“投機倒把”，國家發不了財。李強神秘地說：“誰說我們不會'投機倒把'，我就搞過'投機倒把'！一次炒黃金，為國家賺了六千萬！”我們相視哈哈大笑。

對會議發給大家討論的文件，與會單位幾乎一致有意見，但會議主持人根本聽不進。會議結束後，我去見趙紫陽。

趙紫陽在中南海的家中見我。那是一間約三、四十平方米的“書房”，幾重書架，放滿了古今書籍。我對趙講，這個會開得不好，他問為什麼？我說：“這個會議對中資在香港的經貿活動，這也不准，那也不行，不是從積極發展出發，而是消極防範，同中央向外發展，利用香港的精神不一致。”趙講：“你為什麼不提意見？”我說：“你們常委在港澳辦給中央的報告上，都畫了圈，我怎好在會議上公開表示反對呢？我只好向你反映，向你提意見。”

趙紫陽考慮了一會，問我：“那怎麼辦？是不是重開一次會，再發一個文件？”

我理解，他個人不好立即否定這次會議，我則顧慮如不立即糾正，會後就要執行“九不”，損失便大了。我就說：“這樣處理恐怕不行，我建議這個會議的文件不要下發，我們回去也不傳達了。”

趙紫陽當時沒有表態。我認為他是默許，但不好立即表態，畢竟他還要做常委的工作。

回香港後，我向參加會議的中資機構負責人打招呼：會議精神暫時不要傳達，等文件來了以後再傳達、執行。後來這個文件果然沒有發下來，會議的“精神”就沒有被傳播，香港中資的發展避免了這一劫。

在積極支持各省市、各部委到港設立機構的同時，我還主張各省市、部委負責人應該多來香港參觀，拓寬眼界，學習市場經驗。當時，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膚淺，只是從買方市場、賣方市場的角度來認識：內地基本上是賣方市場，按計劃生產；而買方市場要根據消費需要、銷售情況，來決定生產。

七九年，我訪問澳大利亞，途徑香港，一些香港的資本家向我介紹如何做生意，講怎樣去適合市場需要，怎樣按優勝劣敗的規律來參與競爭。他們說，企業不僅是講生產、管理，首先要講經營。產品生產再多，如果賣不出去，只好積壓，企業就拖垮了。

回到北京，我向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華國鋒匯報，強調國內工廠只講管理，不講經營的做法不行。華國鋒同意我的看法，在一次講話中，提出企業的經營問題。

到香港工作後，更深感內地領導人應該到香港來看看香港人是怎麼做生意的。我竭力主張放寬到香港參觀考察的審查尺度。我前文也曾提過，港澳辦過去一直控制很嚴，我幾次建議放寬，他們都不加理會。直至八六年，中央把到香港參觀、出差的審批權，下放給港澳工委，名義上是國務院委託港澳工委代批，才真正解決問題。我叮囑新華社主管部門，盡量放寬尺度，讓內地更多的人到香港參觀學習。發展最快的是廣東、福建兩省，特別是廣東，他們是“近水樓台”。中資機構在此一階段，也得到了比較大的發展。

中國國內的改革開放，使香港原有的幾家“老字號”中資機構，也有瞭如何適應新形勢的問題。中資業務怎樣改進或改革以適應國內的需要，是他們面臨的新課題。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的，是招商局的袁庚。

袁庚在深圳蛇口建立了一個新區，雖是深圳的一部分，一開始走的路子，就同深圳不同。深圳偏重旅遊、服務業、房地產，而蛇口著重小工業，發展同深圳不相上下。

在行政上，蛇口屬深圳市的一個區，但他是獨立的，幹部都由招商局自己調配。袁庚很善於用人，也採取一些新的管理辦法。他經常召集一些內地的學者、專家探討經濟改革的問題，後來發生著名的“蛇口事件”，就是在蛇口舉行的一場“青年教育專家和蛇口青年座談會”上，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觸犯了北京一些老人，在中央常委會上，有人點了袁庚的名，批評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雖然中央沒有正式通知我，但有人告訴了我，常委會上，胡耀邦、趙紫陽實際上保護了袁庚，沒有讓這件事發展下去。我對袁庚“打招呼”：改革要搞，但要注意一點，免得有人找麻煩。

蛇口發展很快，招商局本身發展也快，袁庚採取資本主義世界的經營方法，招商局海輪運輸噸位發展很快，各方面的業務也蒸蒸日上，交通部很滿意，當時的部長葉飛，對袁庚更是欣賞。

華潤在形勢的逼迫下，業務也開始多元化。以前，做為經貿部在香港主要的對外貿易機構，華潤實際上壟斷了中國在香港的對外貿易；現在，各省市自己開始經營，華潤的壟斷地位逐步消失，不得不從多元化著手，改善經營，董事長張建華改革意識很強，所取得的成績也比較大。他們不僅在香港發展，而且向外擴展業務，在美國、歐洲都設有分支機構。華潤集團已成為香港有影響力的一大企業。

即使原來比較保守的中銀集團，也有了改進。我初到香港，聽到不少反映，講中銀放款太謹慎，對大項目不積極，反而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莊世平聲譽頗佳，認為他生意做得很活。我向中銀蔣文桂、黃滌岩求證，他們同社會上看法不一致，認為莊世平的膽子大，但放款爛帳多，我還是建議他們對外界反應多做考慮。

中銀負責人熟悉業務，不斷擴展、改進他們的業務，在香港金融事業、經濟發展、支持內地改革，尤其團結香港華人資產者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資在香港的發展，曾引起一些當地華人資本家的疑慮。首先是國貨批發商的疑慮，過去中國主要通過華潤統管外貿，華潤再通過本地批發商來銷售。改革開放後，外貿體制逐步改革，經貿部允許一部分商品，由各部委、各省市自己來經營，各地紛紛重新尋找自己商品的經營者、代理商，損害了原國貨批發商的利益。這種情況，應該說，要改革，就避免不了。對港商來講，原來的批發商受了影響；但香港另一部分新的代理商得益了，因為各省市、各部委仍是通過香港的市場來經營的，因此，從香港總體來講，只是有失有得的​​問題，這種情況無法完全避免。

工委內部針對這個現象討論，確定盡可能照顧原批發商，例如介紹他們同各省市、部委接觸，獲得一些新的貨源，也要華潤注意用新的業務，進行一些補償等等。

中資業務的開展是多樣化的。本來港人擔心中資機構拿的是國家資金，不管賺錢蝕本都會硬搞下去，香港人競爭不過。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僅是少數。香港社會傳說，中資帶了多少多少資金到香港投資，當時有人估計八十億，也有人估計一百億美金。按中資機構的總投資數，當時這些說法，顯然多估了。還有人說，這些資金是從內地帶來的，顯然是不了解情況。

中國國內正在竭力設法吸收外資，怎麼可能拿這麼多資金到香港投資？這正是李先念、陳雲擔心的事情。李先念講過：“我們自己很需要資金，不能拿內地資金去香港投資，為英國人添光彩。”

我知道內地到香港的資金有兩種，一種是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撥款，這數量有限。數量較大的幾筆，據我了解有一下幾項：一是國家撥給幾家大公司如中信、光大的，不會超過三至五億美元，一是撥給香港新華分社的一億美元，各省市的撥款不可能上億，即便某些中央部委可能多一些，也不可能上億。因此，總數加起來估計在十億美元左右。

另外，就是一些省市的有關部門在對外做生意時賺的錢，留了一部分在香港做投資用。華潤、中銀每年都有上繳任務，也留一部分成，這是正常現象。省市部位留下的部分不派出有些人貪污、舞弊，但數字不會太大。當時估計，留下的部分約十多億，加上國家撥款總共二十多億，估計頂峰是三十億。

因此，假如中資在港投資有八十至一百億美金，那麼多數是利用香港的資金，或講是藉了香港銀行的錢。香港中資的發展是利用國內一部分條件為基礎，學習香港的市場經驗，取得發展的。

在那幾年中，中資機構在香港有了較大的發展，在香港市場的份量增加了，社會上估計中資有一百億美元資金，和社會總資產比較，比重仍然不大，並未發展到威脅或代替香港英資、華資的地步。中資在港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實踐證明，發展壯大中資的方針是積極的，對內地改革開放，對香港穩定繁榮都有貢獻，是互助互利的方針。

54

八七、八八年，香港中資機構出現一些混亂現象，香港社會各方面反映比較多，比如，有些單位對情況不熟悉，決策錯誤，受騙上當受了一些損失；一些中資機構，搞母公司、子公司、孫公司，機構過分膨脹；部分中資機構的經營人員貪污、受賄、舞弊，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失控。

國務院、港澳辦和經貿部要求，整頓香港中資機構。港澳工委認為，中資總體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發生了一些問題，整頓一下，也有必要。但整頓不應該阻礙中資的發展，不能“一刀切”，要根據情況，有所區別。比如廣東、附件兩省在港機構比較多，廣東不僅省、市一級來港設公司，甚至縣、鄉鎮也在港設有公司，他們關係多，許多是通過私人關係來港的，到底有多少家，無法統計。像這樣的情況，可以撤銷、合併一部分。但內地有些省市，本來在香港的機構就少，為了開放，他們還要求再設立一些新機構。這也是合理的。

經過調查登記，在香港約有二千餘家，經與各省、市、部委協商，保留了一千餘家。同時，對它們的經營業務，也進行了一些必要的調整。

關於中資機構內存在貪污、舞弊的問題，反應很多。有人在北京會議上發言，在報刊上寫文章，講香港中資機構貪污、舞弊情況嚴重。我請他提供具體材料，並誠意表示我們一定會嚴肅地調查處理。結果，他只給了我們一些情況輕微的材料，與他的發言和文章所形容的，完全不一樣。也有一些商人向我反映類似情況，我請他們提供具體材料，卻提不出。我估計有兩種可能，一是有人向他索賄，他不便提供材料，怕影響今後做生意。另一種只是道聽途說，無法提供實際材料。不管怎樣，我們並不輕視這一問題。我們知道，在中資某些單位裡，這類情況是比較嚴重的，有些大公司的著名人物，問題還比較大。然而調查難度很大，必須有證據，才能處理。例如傳說某經理在銀行有不少存款，但香港銀行按規章要為顧客保密，這種情況就很難查。

在北京有關會議上，姬鵬飛建議國務院派人查清楚香港的兩大公司，“光大”和“中信”。我也有同感，贊成姬鵬飛的意見。
“光大”的成立，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光英到香港參觀後，向國務院報告，經趙紫陽批准，撥給資金，來港經營；並獲批准，可以經營地產、股票。由經濟領導小組的秘書長張勁夫具體負責，與王光英直接聯繫。

王光英到港後，大張旗鼓宣傳，轟動一時。王光英講，他自己的級別超過正部級，是國家領導人之一，他代表國務院來投資，公司的名字叫“光大”，是趙紫陽批准的。他並說，開始想叫紫光，趙紫陽感覺不好，才改名“光大”。

剛開始，王光英雄心很大，當時香港正處地產低潮，他同李嘉誠有關城市花園的交易，轟動香港。王光英講，這是他看好香港前途之舉，可是事隔不久，他又毀約。

北京有關部門和光大公司內部，對其經營手法和內部管理，反應很大。光大的干部都由王光英本人親自挑選，來港後，凡是順他意的，就信任；有不同意見的，就歧視、排斥。王還是天津市委的統戰對象時，天津市統戰部有位幹部負責照料王光英，獲得王的信任，被調來光大。這人因向王光英提了些意見，王馬上就排斥他，發展到在內部採用文革手法，開批判會，鬥爭他。這位幹部向北京有關單位、港澳工委做反映。我們去了解情況，過問此事，王光英因而不滿。

我到北京與張勁夫談此事，張講：“我管不了他。”要我直接向趙紫陽反映。我找趙談，趙交代：“以後光大的事，你們就不要管了。”我向張勁夫講了趙的意見，張勁夫搖搖頭說：“你最好要趙紫陽有個文字的東西給你。 ”我有什麼辦法去要文字的東西呢？不久，張勁夫對我講：“光大的事，我也不管了，我沒有辦法管這個事。”

自稱是南美華僑的富商張少皇，二十九歲，在香港社會突然出現，大搞房地產經營，引起各種猜測。張少皇在香港成立一個公司，邀請我去參加開幕剪彩。這個公司得到北京宋慶齡基金會的支持，宋慶齡基金會的會長是朱德元帥的夫人康克清，副會長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一位副主任，我去北京多是這位副主任接待的，彼此很熟悉。他出面講，康大姐希望我支持。他說：“這位張先生很愛國，對國內事業很熱心，捐助了二百萬港幣給中國兒童福利基金會。”這樣，我答應參加開幕。張少皇就在香港刊登了公司開幕典禮的廣告，宣揚許某人將出席剪彩。

為慎重起見，我查了張少皇的公司註冊情況：註冊資金是幾萬港幣，實繳資金只有港幣二元。我感覺有問題，在那位辦公廳副主任以宋慶齡基金會副會長名義來香港參加開幕典禮時，我沒有去，而另請喬宗淮陪他。喬宗淮回來，我問情況，喬也覺得有些現像不尋常，據說，張少皇發了請帖給不少巨商，結果都沒有看到巨商出現。

有關部門進一步調查，發現張少皇是王光英未來的女婿，得到王光英在經濟上的支持，而且生活闊綽。

不久，便爆出張少皇的騙局。遼寧省駐港一個公司認為，宋慶齡基金會康大姐與王光英都支持他，這個人一定可靠，借給他兩億港幣。張少皇拿到這兩億貸款，用了二百萬捐給中國兒童福利基金會，其餘就成為他炒房地產的資本。遼寧的公司​​發現可以，追索借款，張少皇已不知去向。經過律師與張的同夥交涉，收回了部分借款。

國務院改組光大公司，這已是“六四”以後的事，詳細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

對“中信”公司的反應也大。按北京公佈的治理整頓材料，中信搞了外匯上的非法經營。一般的看法是不止於此，工委就收到很多反映。

由於這兩家大公司的“整頓”，都是國務院直接調查處理的，儘管工委將各界反應向北京做了反映，但國務院並無下文。

在香港進行經商活動的高級幹部子弟，我知道的近二百人。我讓喬宗淮經常同他們聯繫，對他們做些工作，希望他們不要出事，否則，對內，對外影響都不好。喬宗淮也曾因一些人同我見面，我向他們表示，我會盡可能支持他們正當的經商活動，希望他們遵守香港市場的法規，能夠公私分明。確有不少高乾子弟能做到這點，反映最好、作風正派的，是萬里的兒子萬仲翔；反映最不好的，一是某人的女婿，一是某工資，兩人都公私不分，發了大財，生活奢侈。一個已移民澳洲，中央決定調他回內地，但他已事先移民走了。一個仍在香港繼續發財。工委拿不到證據，又無法調查，反映也引不起重視，真是無奈。

新華分社下屬的鑫隆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薛文林，他當時是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副主任，北京總行要他退休，我出面借用，留在香港，讓他擔任鑫隆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薛文林曾任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負責人，對新加坡很熟悉。他到任鑫隆之後，與新加坡一商人合作成立公司，經營皮革、藥材，上了人家的當。他使​​用一個從上海調來的干部，竟然在對方商人沒有交貨的情況下，就開出信用證，付出二百萬美金。

調查發現，這很可能是一個共謀的騙局。這個上海幹部的老婆與那個商人合作搞了個公司，但又查不出證據。

鑫隆公司在八七年股災中，經營股票又損失近千萬港元。連同被騙的損失，共計虧損一千多萬美元，即一億多港幣。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更換公司領導人，由澳門分工委書記周鼎，介紹原深圳一家公司的總經理孫海峰代替薛文林。

新華分社具體分管鑫隆公司業務的是副社長鄭華。他常過問具體業務，也喪失了一些機會，例如還在薛文林負責鑫隆公司時，香港普慶戲院地段，業主準備脫手，開價兩億多港幣，探鑫隆的意願。由於普慶是放映電影的重要據點之一，薛文林很想買下，文教部也很積極，他們找鄭華。鄭華就在開會時提出來討論。我雖然贊成此事，但看鄭華沒有表態，為了照顧他的威信，我就講：“具體業務是你們董事長、總經理的事，不要討論了，還是你們自己決定好了。”

會後兩個月，我從報上看到，才知道他們沒有買，失去一個機會。

中資機構在香港的改革發展，固然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在業務上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會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經營管理的經驗，並認識、團結了一批朋友。
 

第十章 香港經驗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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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奇等人主編的《香港概論》第一冊中，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奇蹟，這就是“香港現象” 。書中對香港經濟高度發展的特點一一列舉​​，並進行概括。我想有興趣者，不妨找這本書一閱。

香港面積很小，港島、九龍、新界合起來，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自然資源也很貧乏，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短短四十餘年間，香港由一個貧窮的殖民地城市，發展成世界著名的金融、貿易、運輸、信息和旅遊中心，成為一個以服務業為基礎的國際大都會，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現在香港富甲一方。幾年前，《信報》林行止先生就曾講：“按總的財富計算，香港每個人都是百萬富翁。”現在恐怕已是大大超過了。不管按中國的統計，還是西方的統計，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大約一萬五千美元，直追日本。最近有報刊報導，香港人口居世界第九十位，但已成為世界第十位經濟實體，超過許多大國，九二年的進出口總額達四百億美元。可謂驚人。

在舉世許多地區經濟不景氣時，香港為何還能有這樣的發展？探索其原因，是很有意義的。

大家都說香港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確是如此。香港面積雖小，但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背靠中國大陸，面當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要衝，不論由東往西，或由北往南，香港都是中途站。維多利亞港港闊水深，中年不借兵，是世界上最優良的三大天然海港之一。

雖然香港資源貧乏，二次大戰後，香港因地緣關係，在政治、經濟上都成為兩大陣營的邊緣地區，成為中國大陸，甚至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避風港，給香港帶來新的資源，即廉價的勞力、寶貴的人才，和豐富的資金。

雖然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城市，但戰後英國逐步改變了統治方針，採取政治上懷柔，由完全獨裁，逐步改變成為所謂諮詢民主的精英政制；經濟上，積極貫徹不干預政策，創造了香港比較好的投資環境，包括“硬”環境和“軟”條件。所謂軟條件是指香港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法律和政策，特別是低稅、窄稅政策，以及後來設立廉政公署施行廉政政策。硬環境是指香港進行一整套有規劃的現代市政建設，包括金融、交通、電訊等各種服務設施的建設，使港人得以在這樣優越的投資環境中充分發揮。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周恩來決定不立即收回香港，並派出乾擾，堅定地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來穩定香港，香港才有可能一直保持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的改革開放，更是給香港的經濟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會。因此，中國的因素是香港得以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我第一次到香港時，一位香港資本家講了兩句話，給我的印像很深。他講，香港是在夾縫中鑽空子發展起來的。我想，香港人鑽空子的精神很了不起，見縫就鑽，不僅是香港的縫、內地的縫，而且是世界的縫；鑽縫精神越來越精，水平越來越高。這實質上是一種積極的適應精神，是一種尋找機會緊抓不放的精​​神，香港得以發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可以講，香港把每一個國際範圍內的政治、經濟機會都充分利用了。利用韓戰、越戰的機會，香港不但成了美軍的補給基地之一、休息基地之一，而且由於中國打破封鎖，香港實際上成為外國商品向中國國內走私的基地，香港不少資本家所以能夠獲得發展，很主要地是當年靠走私起家，不僅他們個人得益，香港也從中得益。

在世界經濟轉型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勞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轉移過程中，香港又抓住這個機會，利用廉價勞動力，使自己低成本產品向國外，特別是美國傾銷，當時香港獲得大量的配額，在七十年代後期，香港成為以紡織品為主的出口中心，就是利用世界經濟轉型機會的結果。

順便說一個故事，香港有一個年輕資本家，三十多歲，經營紡織成衣，主要做牛仔褲，很遺憾，我記不清他的名字，只記得人稱“褲子大王”，他是廣東惠州人，文革中他是紅衛兵中的“逍遙派”，偷渡到香港，開始在小成衣廠裡做工人，自己份內工作做完後，主動幫老闆做雜物，老闆賞識他，提拔他當監工，以後又提拔他當副廠長，幫助經營。在七七年石油危機中，香港經濟不景氣，老闆無意經營，就把工廠以極低的價格轉讓給他。他在此基礎上，接受了美國的訂單，又爭取到配額，就這樣起家了。

我去看他時，他已經在美國有了分公司，在香港、非洲、大陸辦了十多家成衣工廠，不但拿到香港的配額，而且拿到大陸的配額，銷售額一年達到兩億美元。這可說是香港人抓住機會發展很典型的例子。這位青年人吃素，還沒有結婚，很艱苦樸素，他把他兄弟從廣東接到香港，在自己公司里分別負責，我同譚茀雲一起去他工廠參觀，他擺開架勢向我們介紹了一個多小時，講他如何運用毛澤東的辯證法來經營業務起家的。他把《毛澤東語錄》稍微改變就成為他對職工教育的思想、條約、規則，在工廠的牆壁上到處貼標語。他告訴我，他是憑一本《毛澤東語錄》起家的。我看他不像是故意講奉承的話，是把辯證法的原理運用到市場經營中了。我當時問他，像你這樣的人香港有多少？他說：“不止我一個。”我聽後很感慨，社會上傳說：“內地一個蟲，到香港成一條龍。”很形像地說明內地這套制度，限制了人的發展，限制了經濟的發展。

再說一個“蟲變龍”的故事。劉永齡是六十年代到香港的，剛到時，身上只剩二十塊港幣。我在香港工作時，曾到他家去，他的家不比包玉剛的別墅小。

他與南京第八機床廠、蘇州長風機械廠合作生產鑄塑機。當時，大陸的塑料工業剛開始發展，鑄塑機需要量很大，他採取來料加工的辦法，從國外進口一些不見，在這兩家工廠搞大的鑄件，然後裝配成機。事實上，以成機的工作量計算，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內地自己加工的，基本上可以講，是內地自己製造的產品。可是當時中國的政策規定，來料加工產品不算中國製造，基本上要外銷。劉永齡鑽空子，採取所謂外銷萬聘國內提貨的辦法，把產品在國內銷售，就這樣發展起來。而後，他在沙頭角保稅區辦了加工廠，很成功，經過香港有關機構評估，價值超過他原來的投資。再用抵押資產的辦法，又向香港銀行貸款，在深圳蛇口之間建了一幢面積十萬平方米的工廠。

八九年新廠開幕，我去剪彩。他當時告訴我，準備招收一萬員工，現在已有三千人，其中數百個是中國各大學畢業的科技人員，他已不僅是製造鑄造機，還生產一些機電產品。開幕那天，他同時邀請了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學等五所大學的校長、副校長參加。他告訴我，他同這五個註明大學簽訂合​​同，搞科技開發合作。我感到他看得遠，取得科技開發之先，成就不是偶然的。他現在聚集了幾百個大學畢業的科技人才，又同五所名牌大學的科技力量結合起來，將來必定會有更大的發展，可以說，在香港商人中能這樣做的，他是第一人。在言論上，他也有獨到見解，他表示不贊成共產主義，贊成現在中國由共產黨領導。

中國的改革開放，使香港商人鑽空子的精神，又一次得到淋漓盡致地發揮。中國是香港商人投資的主要地方，九零年以前，外國、外地區到中國內地的投資，香港佔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現在雖然台資、外資大量湧進，香港資金投資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現在不僅香港的中小商人進行內地投資，一些大的商人如李嘉誠、包玉剛的女婿吳光正也進去了。他們必然會有一番作為。

可以說，世界和東南亞每一次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機遇，香港都沒有喪失，都得到及時的發展。香港已成為自由、開放、多元化的市場，在很小的體積上，發揮了很大的能量。現在香港的商人、資金遍及全世界，也可以講幾大洲都已不同程度地成為香港的商場與經營舞台。

香港，確實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奇蹟。

56

一九七八年，我和國務委員谷牧訪問日本，對橫濱市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八大城市中，中央政府對其他城市都需財政補貼，唯有橫濱市能自給。我們參觀該市時，市長專門介紹他們的經驗，我很感興趣，問得比較具體。谷牧取笑我，對市長說：“許先生對你們的經驗這麼感興趣，是想把你們的經驗用到江蘇去。”

橫濱市之所以能自給，主要是市政府自己經營了許多企業，特別是房地產。為了建造世界博覽會會場，他們削平山頭，用山石填海，造起一片地。資金來源，主要是靠德國銀行貸款。銀行同他們一次簽約，分次借款。

我當時不懂為何向銀行貸款，要分多次？我請教橫濱市長，他解釋，第一次的貸款用於開發，初步開發之後，就轉讓給商人繼續開發，商人要交百分之幾十的訂金，市政府用訂金開發新的項目，而銀行的第二、第三筆貸款是用來償還利息的。市長表示，不僅在海裡填地，山上削土平石處又有了一片新的地，又可以開發山上這片地。這些土地開發，都由市有公司主持，市政府靠這些市有企業自行解決稅收不足、市政經費困難的問題，所以無需中央政府再給予補貼。

這是我第一次接受經營房地產開發得益的認識。

到香港工作後，我感到香港人對房地產的做法，至少不必橫濱市差。

例如前國民黨將軍王耀武的女婿黃錦輝，在新界開發房地產，建了一片新村。因為費彝民同黃錦輝的關係好，就竭力向我推薦，為他的開幕式剪彩。我答應了。

費彝民的兒子在黃的公司做經歷，開幕那天，他來帶我去開幕式會場。途中，在汽車裡，他就向我介紹他們的做法。黃錦輝當時在新界花了一億多港幣買下這塊地，開發以後，就賣樓花。所謂賣樓花，就是房子沒有造起來前，只有設計圖紙，就開始出售，買主需付一部分訂金。

黃錦輝所建造的新村，買主訂購先付百分之三十的訂金，有了這筆訂金，建房的成本就夠了，不需再向銀行貸款，就可以經營下去。分期付款使得較多的人負擔得起買房子，賣主也就比較容易銷售。這種“寅吃卯糧”的做法，增強消費者的購買力，也加快房地產的資金周轉，給我印像很深。

我向趙紫陽、李先念匯報了這種做法。我說，香港的房地產已經成為香港經濟的主要支柱之一，香港房地產發展很重要的經驗是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土地所有權屬香港政府所有，使用權實行油價轉讓，並且使用有限度，港島是九十九年，新界是七十五年，我建議國內是否也可以採用這樣的辦法，來發展房地產，所有權是國家的，公有的，不損害公有製，使用權可以屬於私人。他們雖沒有表態，但看來是注意的。

在運用銀行資金、社會資金方面，香港人十分精明。從香港商人到中國內地投資建酒店的做法上，可見一斑。香港商人到內地投資酒店，動用自有資金很少，收益卻很大，他們主要用銀行的資金，而且開始時，由中國銀行擔保。從酒店的選址、設計、施工、安裝、內部裝修到營業，幾乎都由港商一手經營，往往在購買材料、設備，內部裝修的過程中，已把投資收回，還取得了盈利。我起初對有些酒店由中方出地皮，港方控股經營，十五年、二十年後酒店歸中方所有的做法不夠理解，後來才搞清楚。因為酒店歸中方時，香港商人幾乎已經坐收盈利十五至二十年了。

香港社會開放，信息靈通，商業競爭激烈，使香港人在現代市場、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上，能很快適應並採用新做法；並且不斷改進，日新月異。八六年，香港一位企業家向我介紹基金會這種投資形式，當時在香港沒有幾家；沒有幾年，已被廣泛採用，各種基金會如雨後春筍般發展。

香港人接受並運用現代最新進的工具和管理方式，非常迅速有效，背後動力是香港特有的文化形態（同時，它本身也成為香港文化的組成部分）。這正是香港能迅速崛起，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就要從香港發展的教育背景講起。香港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以英語為主，英語成為中上層的第一語言，政府的文稿、公司與機構往來的文件，都以英文為主。正因為有這樣的語文基礎，香港人才可以無需倚賴翻譯，閱讀世界各地通商；世界各國商人來活動和經商，也因共同的語言工具而倍感方便。

香港的中下階級仍以廣東話為主，但香港的廣東話不同於廣州的廣東話，它吸收了大量的英語詞彙，成為普通民眾都能使用的詞彙，如公共汽車叫“巴士”（Bus ），打球叫“打波”（Ball），出租車叫“的士”（Taxi）等，不勝枚舉，有些人講，香港文化不中不西，中文、英文都不精通。認為是一種倒退，我不以為然。我認為香港文化融匯中外文化，有其進步的一面，不能只看它繼承、吸收固有文化有限制的一面，還應看到新發展的一面。

香港的語言、文化，成為香港有利國際交往，迅速吸取現金經驗的優勢條件，這個條件在遠東大城市中，除新加坡外，東京、上海、台北、漢城在短期甚至長時間內，都難具備，無法替代。這真是香港得“英”獨厚之處。

57

利用香港經驗，開發海南特區，是我給鄧小平的一封建議信中提出的構思。

大約八六年我與李嘉誠的一次單獨約會中，談到海南島的建設時，李嘉誠主動提出，他有興趣去海南島投資。他說：“我一次可以投資一百億港幣，開發海南。但有個條件，你到海南當領導——你可以兼（職），或是我組織一個公司，請你當董事長。”

我到港不久，李嘉誠曾表示無意到內地投資。他當時抱怨說：“我項目還沒有談成，就有人說我賺了國家多少多少錢。我決定不再到國內投資，要我捐款可以。……”這次他主動提出要到海南投資，完全出乎我意料。我連聲讚好，但也解釋：“我已七十多歲了，要我去海南當第一把手，已經超齡，中央不可能讓我去。我年歲太大，精力也不濟了。要我當董事長，我們中央也不可能同意。不過，如果你去投資，我可以當你的顧問，我估計中央可能同意。”

我估計，李嘉誠擔心去內地投資，各方面關係很難處理。我可以他顧問身份，幫助他處理這個難題，多少大小他這方面的顧慮。

李嘉誠聽了我這番話，問我：“李鵬飛當董事長，你看怎麼樣？”我表示：“只要你信任，就可以。”我答應李嘉誠，向中央反映他的打算。

我當時考慮，如果李嘉誠真能到海南島投資，不僅對開發內地有利，而且可以引發香港、海外大資本進入內地投資的新局面，對穩定香港，也會有很大影響。可是，海南島我從未去過，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也是間接得來的。我便下決心，要去看一次。當時正值全國人大開會，我找廣東省委書記林若、省長葉選平，表達想要利用大會開分組會期間，去海南參觀的願望。他們都表示歡迎，葉選平並表示，他是代表團團長，不便請假，不能陪我，隨機電話告訴海南行政區黨委，為我做了安排。

我向大會秘書長請假後，就迳去了海南島。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姚文緒接待我，並陪同繞了海南島一圈。姚文緒及海南區、縣、市負責人詳細介紹了情況，海南確是中國南方另一顆明珠，地理、氣候、資源俱佳（唯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欠缺的是，只待開發。

我向姚文緒講了我參觀後的設想：擬向中央建議，海南脫離廣東，單獨建省，搞一個全國最大的特區，要求中央給海南特區比其他特區更“特”的政策。區黨委的同志們聽後，都很高興。姚文緒並說，海南從“汽車事件”後[注]，這樣把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況很困難，幹部們情緒也很低沉，希望我的建議能得到中央的考慮。他並說：“在沒有建設大特區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復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復，恢復一部分也行。”我理解，他對建大特區，能否獲批准，沒有信心。

注：海南島汽車事件。一九八三年一月，胡耀邦、趙紫陽、谷牧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視察海南島，決定加快海南島的改革開放；四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關於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記要”的文件，同年十月又發布“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主權八項規定”。

憑藉這八項規定，海南島可以自主進口十七種國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車，這是其他經濟特區沒有的特權，而且規定海南島組織出口所得的全部外匯得以留用，這也優於其他特區，以深圳為例，規定七成留用，三成上繳。

在“八項規定”中，沒有明確海南島進口這十七種商品，不得轉賣到大陸腹地，而海南與大陸腹地之間沒有海關，這就使海南得以將國家控制的商品進口，再轉賣到大陸腹地，成為一條暢通無阻的致富之路。

轉賣汽車可以賺取厚利，當時，一輛十二人座客貨兩用車，進口價五千美元，轉手可淨賺一萬兩千美元，一時海南島成為全國炒賣汽車的“天堂”，轉賣汽車數以萬輛計。

附帶汽車厚利的，是套彙的厚利。海南島進口汽車的外匯，都是用高價套購來的，有報刊指出，海南一個單位，一次便從銀行提取一百萬元人民幣現款，用車拉到深圳等地區套外匯。海南島的外匯黑市買賣更是盛行。

就在海南進口汽車轉賣的高潮中，廣東省長梁靈光向中央匯報海南的混亂情況。八四年十二月，副總理萬里率工作小組，調查汽車時間，並迅速制定緊急措施，包括立即凍結運抵海南的汽車，由中央安排運離，中央按統一牌價（一美元兌2.8人民幣）向海南收購汽車，不許自由買賣；所有與外商簽訂的購買汽車合同，一律暫停執行，外商要求索取賠償的問題，由中央統一處理；已賣出的汽車，要追查外彙來源及稅項……。

緊急措施貫徹後，海南的對外貿易全面停頓，汽車和進口物資擠壓，高價進口的汽車被中央調走，中央只付給按平價外匯折算的貨款，使海南各公司過去轉賣汽車所賺的巨額盈利，頃刻間虧蝕。

回香港後，我立即寫信給鄧小平並黨中央，把我受李嘉誠要去海南投資的啟發，去參觀海南的感覺，以及區黨委的意見做出反映，建議海南建省，成為大特區，實行貨物、人員、資金進出口自由，成為第二關稅區（深圳要拉鐵絲網，搞“二線”地區，海南無須，因它是天然海盜），貨物進出內地，可做進出口處理。我特別提出：採用香港經驗、資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個大特區，一個自由港。

鄧小平把信批給趙紫陽，要趙紫陽辦理。趙立即批給谷牧，請他具體化。趙在我的信上批示：（大意）贊成許的意見，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現在可以考慮設特區，建省。在大特區沒有落實之前，可以把原來給海南島的優惠政策先恢復。

很快地，中央任命原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原深圳市委書記梁湘為首的建省籌備組，進入海南。海南要建省和設大特區的消息轟動了國內外，考察投資、洽商、求職的人潮，源源不斷地渡過瓊州海峽。海南還未建省，就已經熱火朝天了。

海南於八八年四月二十五人正式建省後，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邀請我做顧問，中央也予承認。遺憾的是，特區政策一直沒有完全落實，李嘉誠投資海南的事沒有取得進展。

開發海南島的想法，是我從認識香港開始，體會到要充分利用香港的實體和經驗的過程。我到香港工作後，逐步認識到中國改革開放需充分利用香港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從一開始認為香港只是進出口的渠道、跳板，到利用香港吸收外面的資金、人才；到認識到利用香港經濟發展的經驗；到利用香港英國政府管治成功的經驗來製訂基本法，以至利用港人中西融彙的獨特文化；這是一個幾年來逐步發展的過程。

利用香港的經驗從經濟到政治、文化，領域廣泛，內涵豐富，現在要把這認識完全整理出來，還有困難。但我認為，在中國廿世紀末、廿一世紀初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道路中，充分利用香港經驗，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人們越早認識它的價值，將會越快越多地對內地、對香港的發展，作出貢獻。

58

一九七八年（錄入者註：原文如此，與上下文似乎不相符，疑為“一九八八年”之誤），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希望我對利用香港、開發內地的問題，為中央起草一個文件。因此，新華分社調研室根據我的意見，起草了文件的初稿。張勁夫受趙紫陽的委託，在深圳召集了兩次座談會，研究討論。香港中資機構的負責人、一些在香港中資機構做經濟研究工作的學者、新華分社經濟研究部門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張勁夫還從北京請來一些專家與會。

會議之後，新華分社研究室根據會議的討論意見，對文件初稿做了修改，交給張勁夫，張又親自做了一些修改、補充，形成一個正式文件，由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以此文件內容為基礎，我寫了篇文章，在《求是》雜誌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發表，題為《充分發揮香港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雖然我們只是提沿海地區，但實際上是著眼全國的。這樣提法上只是為了配合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的沿海地區先富起來，讓沿海地區首先同國外市場結合，進入國際市場，為全國的經濟發展先行一步，這也是中央全面發展戰略的第一步。

文章著重講經濟上充分利用香港的問題，沒有探討政治上、文化上如何利用香港。我提出，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誰充分利用香港，誰可能將來得益最大。我們中國內地應該最充分利用，因為香港是中國領土，是當前唯一在英國統治下以華人為主的國際化、現代化的大都市，不管從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考慮，我們都應該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特殊資源，來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服務。

當時，內地對外面情況了解很少，而且很慢，如何把香港經驗推向內地？如何充分利用香港這個信息中心，建立起多層次、多渠道的經濟信息網絡？為此，我們在香港一直進行讓內地多了解香港的努力。除了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一些刊物、印刷品，將香港的信息經驗發往國內，一些重要的、有價值的材料，還經常在新華分社編印的《港澳情況通報》登載，以便讓中共中央、國務院、各省市、部委的負責人盡快知悉。

以前，中華總商會不定期地在香港開辦訓練班，專門培訓內地一些中級幹部如工廠廠長、省、市的經濟管理幹部等，向他們介紹一些香港的情況、香港經營的經驗，組織一些短期的參觀，每次一至兩個月，這個辦法很好，這些人雖然不能完全了解香港，但可以打開眼界，開拓他們的思路。

我提議並在深圳也辦了這樣的訓練班，請香港的學者、企業主管到深圳講課，這樣參加的人可以更多一些，同時，把香港培訓班的檔次提高，由培訓中級幹部改為培訓省市級負責人，讓負責經濟工作的副省長、副市長、副書記來學習。

八八年我到河南省參觀，原南京市委書記程維高在河南當省長，我與他比較熟悉。我看了鄭州、洛陽、開封三個城市，同當地的領導幹部接觸之後，深感他們對外面情況了解甚少，對經濟改革的想法保守。因此，我就問他們，為什麼不到香港、深圳去看看？他們回答：“去看了，我們也學不起來，沒有條件學。”

我向程維高建議，我說學得起、學不起是另外一回事，首先要開拓眼界與思想，現在他們這一級幹部對外​​面情況知道得太少，現代社會的知識太欠缺，這種現象應該改變。我建議：縣以上乾部分期去香港參觀，可以由省負責人，或者地（委）、市負責人帶隊組成參觀團，一年組織幾批，一批幾十人，去香港參觀；縣以下幹部，可以到廣東、深圳去參觀。我說，只要你們省委書記和省長兩人，或其中一人寫信給新華分社，我們可以立即就批。程維高當時聽了非常高興。

我回香港後也特別通知有關部門，要他們注意這件事，可是後來，我看河南方面來的人仍然很少，不知什麼原因。

我們經常在香港或深圳組織一些研討會，聽取各方面對國內改革開放的意見，這裡我想介紹兩位熱心將香港經驗向國內推廣的人士。一是羅桂祥，他在八八年提出有關商業改革的建議：發展民營，改變國家壟斷商業批發、零售的情況，換言之，商業流通由國家獨家經營，改為多種經濟成分來經營，發展多種所有製，特別是私營經濟。羅桂祥的建議書裡還概括介紹了國內外商業發展的情況。

我看了羅桂祥的建議，立即直接送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鄧小平看了建議，很快就批示：（大意）這是一個很大膽、很好的建議，要趙紫陽研究。趙紫陽即批給當時的商業部長劉毅，要他們研究後提出方案。

過後，我去找劉毅詢問研究結果，他說，其他意見都很好，就是開放私商經營批發業務，還不能同意。因為我同劉毅比較熟，互相談得來，我就直截了當地對他說：“小平都認為大膽，大膽就在開放批發業務給私商經營。”我建議他們重新考慮方案。以後我看商業部門實際上也逐步開放批發業務給私商。可以說，外面的信息和改革建議對內地起作用，香港是有貢獻的。

還有一位是查濟民。他在八九年，向中央、國務院提出兩個重要建議。一是在廣東、廣西，搞一個開放的大特區，採用香港的經驗和法律來開發和建設。二是建議在上海、福建及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採用台灣的經驗和法律，建設另一個經濟特區。他提出一個方針性的意見，就是經濟改革邁大步，政治改革走小步。

我對查濟民的這一建議很感興趣。鑑於當時國內的情況，我向他建議，將採用香港和台灣法律的提法修改一下，便於國內易於接受，盡可能減少誤解。

查濟民的建議書是“六四”以前提出的，我提出了上述意見後，他拿回去修改。 “六四”之後，又交給了我。那時送中央已不是時機，但我還是決定往上送，果然遭到江澤民、李鵬的批評。我知道他們可能不會接受，仍然送去，是因為這樣的建議實在難能可貴，希望鄧小平能看到，有所考慮。

我在八七年調查珠江三角洲一些企業發展情況時，感覺如果香港經驗同內地結合，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廣東省順德縣有一個小廠，生產結合燈具的吊式電扇，專銷美國。工廠向我們介紹，美國人喜歡這種電扇，因為既可調節空氣，又可作為室內裝飾。這家工廠與香港合營，港商把美國市場需要的式樣了解清楚，向工廠提供樣品與設計，他在接受訂單時，可以做到依據美國客戶需求，立即修改設計。一個電傳，當天即通知工廠。工廠馬上可以改出來，以最短時間交貨。內地工廠一般對外面市場要求不清楚，有時雖知道貨不對路，但要及時了解，及時更改，就很困難，香港商人起了靈活反應的作用。

這使我得到很大啟發。內地工廠由計劃生產轉為市場生產，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香港商人可以起很好很重要作用。有些工廠某些零件、設備，中方自己搞進口，要經過層層報批及相當繁雜的手續才能解決，而且外匯也很緊張。現在同香港商人結合之後，他們可以及時把需要的設備、材料送到國內，往往隨著樣品、圖紙之後就解決了問題。

香港商人紛紛到珠江三角洲、深圳設廠，或利用內地原有工廠加工產品，或來料生產香港設計的產品，港商在這種“前店後坊”的形式中，起了生產經營組織的中介作用，內地的產品向外面去，外面的資金、人才、技術進來，通過香港的商人在起作用，也可以講是香港經驗在起作用。通過這樣的方式，內地可以在經濟活動的實踐中，很快學到香港的生產經營經驗。這個作用應該充分地發揮。

外面的資金到中國內地投資，香港始終佔第一位，香港銀行界對內地提供資金的積極性越來越高。

我考慮讓香港的中資機構，利用香港的資金進內地投資，憑藉他們在香港建立的信用，向香港的中、外國銀行貸款，然後到內地投資。我向趙紫陽、姚依林、張勁夫談這個問題，建議能否讓香港中資在內地投資時也可以享受對外資的優惠政策。趙表示可以考慮。不久，國務院正式發文，宣布香港中資去內地投資、合資，都可享受外資一樣的優惠待遇。這就是後來被謔稱為“假洋鬼子”的政策。

這政策使香港中資進內地投資的積極性大為提高，而且對中資帶領外資進入內地起了促進作用。原來外面不少投資者進內地信心不足，擔心手續冗長，關係複雜，進程緩慢。現在可以由香港中資出面處理，容易打通上下層關係，有利事業進展。中資還可以在香港為內地做擔保，很受外面投資者的歡迎。

59

洋浦在海南島西北部，屬儋縣，雖然具有建設天然良港的海灣，一直沒有開發，仍然是一個只有幾千人的小鎮，沿海是荒蕪的鹽鹼地，丘陵高低起伏，只有仙人掌一類的沙漠植物。

洋浦開發計劃，是日本“熊谷組”企業在香港的負責人於元平，與海南省直接洽談的。於元平曾找過我，海南省長梁湘也徵求過我的意見，我因整個海南特區的政策，迄未落實，贊同先在洋浦突破。於元平也直接同趙紫陽、王震有接觸，王震也表示支持。王震同梁湘關係較好，對梁湘比較欣賞，他在經濟改革開放問題上並不像他在政治上那樣保守，對海南和洋浦的開發，一直是支持的。

海南以很便宜的價格把洋浦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給熊谷組，使用年限七十年，由熊谷組開發，採取香港的做法，使洋浦成為一個自由港，海南特區中的特區，四周用鐵絲網同海南其他地區隔絕，成為第二關稅區，產品自由進出，可以減稅或免稅。產品由洋浦進入海南其他地方，則需納稅。在洋浦開發區內，經濟上的開發和經營完全由熊谷組組織的公司自行處理。市政管理、社會治安、稅收，由海南政府成立特區管理。於元平初步的方案是搞三個區域，一是工業區，包括港口、重工業區和輕工業區；二是住宅、服務區；三是旅遊區。他們準備爭取各方面的財團，共同開發，但以日本的財團為主。於元平告訴我，按此設想，第一期工程，起碼要一百億美金。

這是一個過去從未有過的大膽設想，我當然支持。我同趙紫陽談過，他表示知道這個事情。

由於梁湘的海南省政府領導班子中，有不同意見的人，如常務副省長鮑克明。鮑克明利用全國政協四名委員到海南考察改革開放的機會，向這四名委員講洋浦開發的問題，認為是一種喪權辱國的做法。這四名委員聽進去了，回北京寫報告，指洋浦開發是出賣國土、搞新的租界、喪權辱國等等。這種看法在全國政協得到主持政協工作的常務副主席王任重的支持，後來又得到李先念的支持，在政協常委擴大會上展開討論；一百多名政協常委附署了這個報告，反對洋浦開發。李先念把報告簽發給鄧小平，鄧小平批給趙紫陽處理，趙紫陽只得先把這件事擱置了。

海南省的領導人很著急，省委書記許士傑、省長梁湘，一再向中央申述，要求批准，得不到批复。他們同我見一次面，就把我當做“援軍”，要我代為爭取。我找王震、趙紫陽談過多次。趙紫陽做工作，全國政協又重新派人去海南考察調查，改變了態度，重新寫報告，原則上同意海南省的意見。海南省也乘機重新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寫了報告，鄧小平這次在報告上有了批示，明確指出：海南省開發洋浦的政策決定是正確的。報告轉到國務院，等李鵬批准。我又一次找趙紫陽談此事時，趙告訴我，報告已到了李鵬處，讓我直接找李鵬談。

我前後同李鵬談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政協重新派人去調查之前，第二次是李鵬從日本回國之後，第三次是“六四”之前，中央已決定趙紫陽下台，找各地負責人打招呼，在那樣的情況下，我仍然同李鵬談了洋浦開發問題。

李鵬對我講：“我到日本了解了，熊谷組不是實力很強的財團，我們不能把土地一次全批給他們。要以項目帶土地，項目多大，需要多少土地，批多少。”第二次、第三次談話，都是這樣的說法。他不理鄧小平的批示，不贊成把洋浦土地一次租給外商、成片開發。

十三屆四中全會，江澤民當上總書記後，找到我談了一次話，我又把洋浦開發問題提出來，建議新的中央考慮這件事，我講：“這件事如早一點批准，可以讓外界認為新的中央是堅持改革開放的。”江澤民表示，李鵬當天才同他談過這個問題，他贊成李鵬的意見，還是讓李鵬處理。這樣，我明白，雖然鄧小平有了明確的批示，由於江澤民、李鵬的阻撓，洋浦的開發，短期無望了。我把情況告訴了許士傑。

這時梁湘已被江、李扣押軟禁了。新的中央認為梁湘在“六四”事件上，支持趙紫陽，派調查組到海南調查了三個月，沒有查出任何證據，便以莫須有的“以權謀私”的“罪名”，將梁湘扣押。可悲的梁湘直到被軟禁之前，一直興高采烈地，以為中央要討論和批准洋浦開發計劃，因為江澤民、李鵬是用專機接許士傑、梁湘，騙他們到北京“討論洋浦開發計劃”的。他們剛下飛機，梁湘就被帶走，隔絕軟禁了。

我來美之後，在報上看到，洋浦開發計劃又重新開始，我想，這是鄧小平南巡後，在國內澎湃而起的改革開放大潮的壓力下，江澤民、李鵬不能再阻擋，也阻擋不住了。看到這種發展，我想，已經安息的許士傑、坐在輪椅上的梁湘，同我一樣，會感到欣慰。

60

成立港澳國際公司的初衷，是根據鄧小平、廖承志的設想，把香港部分大資本家組織起來，成為日本“經團連”式的集團，以期不但在經濟上，將來也能在政治上逐步發揮作用。經團連是日本各產業界組成的經濟團體連合會。

這個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第一，香港華人大資本家依賴性強，獨立參政意識薄弱；第二，他們大都自己發展生意起家的，一般不喜歡同別人合作，不想居人之下。我們請他們參加投資合營——包括包玉剛、李嘉誠，他們情難推卻，勉強參加，最多投資一千萬港幣，是一種“應酬”的態度。沒人肯當董事長，最後勉強讓曹光彪出任。在華人資本家中，曹並非第一流的，更引不起大資本家的興趣。

後來，我考慮，如何把香港和國外的資金通過一個機構，向內地引進。不久，恰好經貿部要華潤董事長張建華退休，我向外貿部商借，同意張建華留港接替曹光彪任港澳國際董事長。

我到香港工作不久，曾向國務院要求批准兩億美元給新華分社，在香港搞貿易，當時的想法是，既可以通過這個方式直接學習香港經營的經驗，也能通過貿易逐步解決駐港機構的經費問題。因為我估計，今後工作要發展，可能要多花錢。除新華分社本身外，還要津貼一些部門和報紙。開展社會活動也需要花錢，國家撥款要有預算，也有限額。

對我們的報告，財政部採取有條件的支持，同意先撥一億，五千萬是國家撥款，五千萬是向中國銀行的貸款；要求三年以後，新華分社經費自給。

常務副總理姚依林批准了這個報告。趙紫陽知道後，向我表示一些疑慮，他說：“姚依林批准，我不反對。我的意見是你要考慮一下，假如新華分社也搞貿易，會不會同其他中資機構產生矛盾，影響領導和仲裁的作用。”

我向他表示：“既然已經批了，我會注意你的意見，盡量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趙就不再表示什麼了。

起初，新華分社只在港澳國際公司參加一部分股金，張建華去了後，就從中央撥來的一億美元中，劃給港澳國際七千萬，我對張建華講，假如華人、華僑資本家的資金願意留下不退出，我們歡迎，假如要退，連幾年的利息一起發回。

後來，他們陸續都退出了，港澳國際基本上變成了中資機構。當時，除港澳國際外，新華分社還辦了一個商業機構——鑫隆公司（前文已提及），這兩家公司都由新華分社直接管理。

這樣的變化後，我們對港澳國際的要求也改變了。要他們把引進香港資金到內地去投資，作為主要任務。港澳國際就此從這一方面逐漸發揮作用。

當時，海南剛剛決定建省，設立大特區，向外開放。海南用電非常缺乏，港澳國際公司就率先在海南建了三平方公里的工業開發區，並投資籌建馬村電廠。張建華完全採用香港的做法，同上海有關部門簽訂合同，把設備和基本建設都包給上海市，一年為期，從設計、安裝到建成，如都能如期完成，獎勵八十萬美金；如有延誤，按天數扣罰款。當時的上海市長江澤民，在除夕那天，召開三百人的會議，動員如期完成這個項目。最後，馬村電廠提前建成了。

馬村電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按質按量完成，在中國電廠的建設史上，首創先例。

胡應湘曾向我宣傳建設高速公路的優越性。他說，他做過比較，一條高速公路的運輸量，不比一條鐵路少，而且前者更便利。胡講，他要建設深圳到廣州和珠海的高速公路，建成後，還有意建廣州到武漢的高速公路。

從胡應湘那裡，我接受了要多建高速公路的設想，我想促成早日建成上海到南京、上海到寧波的高速公路。

我向趙紫陽建議，從上海的作用談起。我說：“上海的能量大，上海的地理位置、輕重工業基礎、技術基礎、上海人做生意的經驗，都是潛在的巨大能量。假如把上海的能量釋放出來，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不可以道裡計。”我建議中央考慮這件事。趙紫陽沒有立即表態，我看他是聽進去了。我還認為上海那幾年的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上，思想保守。基於這些想法，我想先促成這兩條高速公路的建設。

八六年春節，除夕那天，我實現徵求浙江省省長沈祖倫、江蘇省省長顧秀蓮、交通部部長錢永昌，和上海市長江澤民的同意，把他們都請到上海，在上海市委康平路的小禮堂開會，商量籌建這兩條高速公路的事。上海市由前後任市長汪道涵、江澤民參加。汪道涵當時是華東經濟協作區辦公室主任。江澤民要我主持，我講，還是請汪道涵和你主持，你們是“地主”，我是來促成這件事的。這樣，江澤民主持了會議。

江蘇、浙江兩省省長分別講了他們的想法。江蘇想靠國家投資和外資來建設，浙江同樣，但浙江準備自籌一部分資金。兩省都很積極，浙江更積極一些。

交通部長錢永昌表示，這兩條高速公路，國家準備作為交通建設的重點項目加以批准，列為國家“八五計劃”（指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國家第八個五年計劃）的重點，國家都會有撥款，但主要靠自籌。

我建議：可不可以運用外面的經驗，用商業經營的辦法，國家批准項目，資金采取集股的辦法來籌集，主要向銀行貸款。地方上願意自籌，同樣作為股份。我建議成立兩個公司，上海、江蘇、交通部、港澳國際成立一個公司；上海、浙江、交通部、港澳國際成立另一個公司。一家開發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一家開發上海經杭州到寧波的滬杭甬高速公路。 。國家假如批錢，可做為交通部的資金投資，拆算成交通部的股份；資金主要由國家出面，向香港銀行借款；港澳國際和香港中銀出面牽頭。公路用地，一部分向群眾收購，也可試驗，把土地折價入股；當地群眾參加公路施工建設，勞力折價入股；參加建設的老公，發給他們日常生活費用，其他報酬發給股票。建設可以分段進行，開發一段，利用一段，短期內就可以有所收益。這樣做，比單純依靠國家撥款或向國外政府、世界銀行貸款更容易些，更快些。我還建議：可以向中央要求一些特殊政策，比如，這兩個公司在開發過程中和開發後若干年，可以減稅、免稅。用的鋼材、水泥，由地方上撥出一些中、小水泥廠和軋鋼廠給高速公路建設公司作價收購，專門為公路建設生產水泥、鋼材；國家對這些材料減免徵稅。沿公路設若干工業開發區，公路建設公司可獲優先開發權利。這樣，我們可以在高速公路的建設上，創出一條新的路子。

我的建議，得到與會領導人一致同意。會議原準備開兩天，只開了半天就結束了。當時參加會議的幾位負責人，公推華東協作區汪道涵牽頭，正式向中央寫報告。我要求汪道涵在寫出報告後，寄一份給我，汪表示同意。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一直沒有下文。我給汪道涵打電話催促，也支吾以對。

建設高速公路的設想，我還向廣東省的負責人林若、葉選平以及福建省的領導人（省委書記陳光毅、省長王兆國）建議過，希望他們與“港澳國際”合作建設深圳至廈門的高速公路，他們都表示贊成。但廣東想自己來搞，福建則表示，能否先支持他們把福州——廈門——泉州的高速公路建起來，然後再建廈門到深圳高速公路。他們的想法，我也贊成，並交代張建華同他們具體洽談，這已是“六四”以後的事情。不久，我就退休了。

八七年，我組織一批香港的實業家——大多是搞工業的，親自帶他們去江蘇，沿滬寧線一路參觀到上海，想在引進外資、支持內地改革上做一些直接的工作，取得一些經驗。江蘇、上海都很重視，省長顧秀蓮、市長江澤民親自出面接待，這些人看了江蘇、上海之後，都非常有興趣。

在江蘇，我感覺江蘇主管單位的負責人對這件事不積極、不感興趣。這個人原是香港華潤公司的辦公室主任，後來調回江蘇，負責省的外經貿的工作，江蘇地方上許多幹部對他意見很大，認為他保守，在對外貿易、吸引外來投資方面不積極。碰到這樣一位主管，影響這次江甦之行未能取得具體成果。

不久，我又帶一批人去蘇州，港澳國際的張建華也同去。此行原想具體促成一些項目，事先，我傳話給省委：“假如省長不來，我們就不來了。”因為省長不來，確定項目的可能性便減少了。因此把省長顧秀蓮“逼”到蘇州，確定了一些投資項目，初步達成了協議。會後，那位外經貿主任竟然藉口不予同意，省長對他也沒有辦法，我很失望。

同一年，我又第三次去江蘇，直接去蘇州。我想，省裡阻礙大，蘇州市委書記、市長積極要發展，可通過蘇州市來“突破”，介紹一些不需省裡批准，適合縣、鄉鎮工業的中小項目給蘇州。果然取得一些進展。這些都是經港澳國際公司來具體辦理的。後來，港澳國際在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海南都成立了分公司，不斷發展業務，對進一步利用香港的條件，支持內地開發、改革開放，起了一定作用。

第十一章 敏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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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報刊密集度在世界各地是少有的，據有關部門向我介紹，香港報紙有一百七十餘份，其中每天印行的日報有七十餘份，定期出刊的刊物有六百多種。

香港報刊的特點是商業化和言論自由，各種信息都有，而且快。日報絕大多數是綜合性的，綜合中也有偏重，有的偏重經濟，有的偏重社會新聞。為了吸引讀者，報紙比較雜誌化，副刊多，副刊裡講風花雪月，評論社會百態，古今中外，各方面都涉獵。

香港報刊政論也比較多。所有主要的報紙幾乎都有專欄，一個專欄作家同時為幾個專欄執筆，有些專欄作家很有名，對香港社會影響也比較大。

香港社會主要輿論偏向西方觀念。有相當部分偏向英國，也有一部分傾向台灣，在政論和副刊專欄中，拒共和反共的言論佔相當大的篇幅。

言論傾向主要定於報刊老闆的政治立場，也有些是報章的主編、主筆的影響，有時主編、主筆換人，傾向也起了變化。有些報刊往往在同一個版面，甚至同一個副刊、同一個專欄裡的傾向不一樣，這是由於報館老闆表示自己的報紙輿論多元化，言論獨立、自由。

香港的六百多種刊物，多數偏重社會性、消遣性，迎合小市民心理的文化商品。政論性的刊物不多，主要有《爭鳴》、《七十年代》（後改為《九十年代》）、《鏡報》、《廣角鏡》等。比較完整地反映中國情況，代表中國觀點的刊物，一份也沒有。

《鏡報》和《廣角鏡》對中國的報導多一些，傾向中國，但兩者也有區別，《鏡報》對中國批評多，從內地管理刊物的機構來看，《鏡報》還不能成為可以無條件進口的刊物。

電子傳媒方面，電視台有兩家：無線電視台和亞洲電視台。無線的收視率佔多數。當時新華分社估量無線的政治觀點是親英、親台的，以後從實際情況看，這個看法有偏差，應該說無線從商業上出發多一些，意識形態上偏向西方，政治傾向上比較中間，有些言論並不是老闆的傾向，而是主持人的政治傾向。

亞洲電視台也一樣，主要也是從商業出發的，政治傾向比較中間，但個別節目主持人政治傾向的不同，有時也會出現傾向台灣或英國的言論。

香港的廣播電台共有十二個，其中香港電台佔七個，商業電台佔三個，另外兩個是專為英軍廣播的電台。廣播電台由政府新聞處直接管理，基本上代表港英政府。

總體來說，作為影響社會意識形態的媒介，香港的報刊雜誌、電視、電台等傳媒的總的傾向是從商業觀點出發，滿足各自的讀者、觀眾、聽眾的需要。

受中方影響的左派報紙有五家：《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和《晶報》。五家報紙總發行量十五、六萬份，約佔香港報紙發行量的十分之一，其中《文匯報》發行量最大，每天也只有五萬多份（包括銷內地的幾千份）。

在香港宣傳社會主義、宣傳中國政策，主要靠這幾份報紙，當然，有時也利用其他報刊，但佔的比例很小，例如七九年，中共中央發表葉劍英委員長對統一台灣的九條政策（簡稱“葉九條”），廖承志指示香港新華分社，找一份能進入台灣的香港報紙，刊登“葉九條”，讓台灣有較多的人知道這一政策，當時的新華分社通過統戰關係做到了，受到廖承志的表揚。

但是，從輿論的影響力而言，左派報刊居劣勢——用劣勢形容還不夠——應該說是很大的劣勢，不僅是“量”上的劣勢，“質”上也是如此。因為不少港人雖然認同中國，說自己是中國人，但贊成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是少數。拒共、反共言論引起他們的共鳴，在香港很有市場。

中英雙方在歷次民意牌鬥爭中，中方一般都處於劣勢。這固然有中方不善於處理或處理不當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英國利用了這樣一個輿論優勢。

由於香港言論自由，在親英、親台甚至中間性的報刊上，對共產黨的批評幾乎天天都有。這些批評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已多數屬於善意，但仍有不少是具有敵視或非善意的，這種潛在的政治傾向，即使在新聞報導中，也往往會流露出來。

由於輿論集中，信息速度快，表達形式多種多樣，傳媒在香港及海外的影響都很大，對人們意識形態潛移默化的影響成都深，香港社會輿論風波很容易形成，短時間內就可以掀起一個浪潮，有時甚至會風波不斷。

香港的傳媒，在海外也很有影響。香港的報紙，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都有當地版，實際上就是香港新聞再加當地新聞。香港的電視節目在這些國家都可以通過錄影帶，甚至衛星在當天或隔天可以看到，由此也可看到香港輿論對海外華僑界的影響。

北京高層對香港輿論也很重視，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國務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之中的黨員，都可以看到一些有關香港情況的材料。人民日報、港澳辦、中宣部都分別摘錄香港的主要言論，編成“內部參考”。中央辦公廳對一些重要的言論出專頁的參考資料，供中央書記處、中央常委和幾位老人參閱。除了高層外，香港消息在大陸民間也很受歡迎，但一般很難有機會看到，經常靠看過的人輾轉相傳，一般成為“出口轉內銷”。

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規定，內地可以看到香港報刊的，只有部、省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其他單位訂閱要經部、省級宣傳部批准。大學的圖書館可以訂一些，數量很少。

《大公報》、《文匯報》可以直接進大陸銷售，但不普遍，《文匯報》銷路稍多一些，在內地很受歡迎。香港一些刊物，如《七十年代》、《爭鳴》，在國內很搶手，因為這些是被禁的刊物，即使明知道有些消息不准​​確或不很準確，人們還是千方百計搶著看。閱讀過的人，產生對中宣部的不滿，認為消息為什麼對內要限制？為什麼希望知道消息還得靠“出口轉內銷”？

我聽說：江澤民在周南接任新華分社社長時，要求他改變香港輿論的這種情況，迅予掌握。如果說，這種企圖是掌握輿論，壓制言論自由的話，我看現在沒有可能，九七年之後也很少可能，言論自由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以大陸現在嚴格的管理而言，不是仍在不斷有所突破嗎？當然，離“九七”時日不多，中國經濟也正在發展，人們由於政治上、經濟上等等方面的，外在的、內在的考慮，或多或少會制約自己言論上的自由度。然而言論自由、百花齊放，是時代發展的總趨勢，是任何人、任何勢力無法阻擋的。香港傳媒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的傳統，一定會發揚光大，成為內地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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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報紙的銷量佔市場比例很小。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在香港銷路更少，只有一些研究機關、報社、與中國做生意的一些企業，以及中國駐港機構才訂閱；社會一般大眾很少人閱讀，談不上影響“普羅”市民。 《人民日報》改出海外版之後，看的人更少，一些機構對《人民日報》海外版不滿意，覺得缺乏研究價值，不如內地發行的《人民日報》材料豐富。一九八五年，我讓有關部門統計，《人民日報》在香港銷售量只有一千餘份。

《大公報》、《文匯報》是統一戰線的報紙，不是黨報，《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文匯報》社長李子誦都是高級統戰對象。報社的副社長、總編輯或副總編輯不少是共產黨員，這些人的任免都由北京有關部門批准。我到香港工作前，新華分社只能提意見，無權做決定。做決定的是廖承志，中共中央組織部也要遵奉他的決定。報紙的業務，由港澳工委宣傳部領導，一些重要的社論，要經宣傳部同意。並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定來規範某些新聞是否能刊登，例如國內有些軍機外逃到台灣、南韓，這些消息這些報紙都不能刊登。報紙編輯對辦報方針很有意見，但新華分社和北京很少聽得進，以致銷路始終打不開。

據說看左派報紙，尤其是看《大公》、《文匯》兩報的，除了一些中方機構外（有些中資機構也不訂也不看），主要是想從這兩份報紙中，印證其他報刊有關國內的報導和評論；或從這兩份報紙的報導，揣摩和了解中國官方態度的人。這一類讀者有政界、商界，也有文化界（文化界是內地傳統的說法，在香港包括了傳播媒介和演藝界）。

八三年我到香港工作，中央負責人並未專門交代輿論工作的問題，但我了解情況之後，感到需用比較大的力量來改變這種情況。要爭取人心，提高港人對“一國兩制”、國內改革開放的信心，必須做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是做傳播界的工作，傳媒天天同群眾“見面”，能起潛移默化作用，因而如何加強本身陣地，做好傳媒統戰工作，逐步改變輿論上劣勢的狀態，成為當務之急。

我讓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長楊奇邀請這幾家報紙的負責人——社長、副社長、總編輯、副總編輯——開座談會，聽取大家對報紙工作的意見，這些“老總”們確實提了不少意見和希望，我都表示尊重。

我根據當時對香港的初步了解，基本上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將報紙今後的工作方針概括為“商品第一，工具第二”。

我認為，在香港社會什麼都是商品，報紙當然也是商品。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看報紙與否，是個人的事，八三年報紙每份港幣一元，訂報的人少，大多是到報攤零買，這些人多半不是看政治消息，而是為了要看社會消息，經濟、金融信息，還有不少人是想看某一個專欄或副刊，也有人專看馬經。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開始後，涉及港人前途，香港人才從過去對政治冷漠，逐步發展到比較關注，報紙政論也就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由淺入深地發展起來。所以香港報紙是提供各類信息、消遣的商品，不同於內地。

在內地，所有的企業、機關都列有預算必須訂《人民日報》，吃的是“大鍋飯”，銷售可達幾百萬份。有一段時期，《人民日報》是機關、學校、企業的“學習材料”，更非訂不可，無可選擇。地方性的報紙亦如此，比如江甦的《新華日報》，是中共江蘇省委的機關報，江蘇各地的黨政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也都規定必須訂閱。真正個人出錢看​​的，少之有少。

在香港社會，辦報要銷路廣，適合不同興趣的讀者，必須內容多元化。報紙能讓讀者看到他們需要的內容，才會有人花錢買報看，也才可能讓他們同時看到有關中國的消息、政治情況的報導、社論等等，產生一定效果。

報社老總們向我提到新聞“吃小灶”的問題。有些信息在國內來講需要保密，或需經一定時期，事情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發表的，可否提前讓香港“左派”報紙先發表？特別是對《大公報》、《文匯報》能否如此？

當然，香港新華分社決定不了這件事，我答應向中央反映。事後，我向胡耀邦、胡啟立反映，他們原則上都讚成；胡啟立表示，中央一些會議的文件，準備發表的，可以讓香港先發表，還專門交代中宣部與新華通訊社研究如何落實。但不知什麼原因，始終未有回應。

《文匯報》還提出，有些新聞過去規定不能刊登，能否改為“客觀”報導？因為事情已經發生，香港其他報紙都已刊登，我們視若不見，不予報導，形像不佳。不如簡要報導，給人實事求是的形象。我們原則上同意了。後來國內有軍機飛台灣，就開了禁令，首次在“左派”報上出現消息。

八四年，胡耀邦做了關於黨的宣傳工作的講話，強調報刊是黨的喉舌和工具。中央書記處和中宣部一些人對香港宣傳工作有議論，有人提出要在香港辦一張《人民日報》類型的黨報，或由《文匯報》或《大公報》來擔任這種角色。他們徵求我的意見，我說：“香港辦報紙要有人拿錢買。現在《大公》、《文匯報》的讀者已經很有限，一旦辦成黨報，恐怕買的人更少，得不到正面的效果。”表示了不同意見。書記處分管常務的習仲勳、胡啟立不再堅持，那些人以後也沒有再提辦黨報的事情。但胡喬木、鄧力群他們後來換了個提法：要求建立《大公報》和《文匯報》在港人心目中的“權威”地位。他們所謂的權威，就是要報紙成為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正面宣傳中共的主張。

我在工委討論過這個提法，無人表示不同意，但我感覺，像《人民日報》那樣完全以黨和政府的面孔出來講話，在香港的效果不會理想。但由於我自己思想不夠解放，所以又主張在社論上要體現這種“精神”，逐步形成“權威”。

“商品第一，工具第二”的辦報方針，北京雖然沒有表示不同意，但在此形勢下，新華分社管宣傳的負責人向我說，是否考慮把這個提法變動一下，我猶豫一下說：“那就改一下，把第一第二的次序調一下。”

這個調整是錯誤的。我當時應該堅持原來的方針。

鑑於香港當時缺乏一份能夠正面闡述中國方針政策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政論刊物，我考慮出版一個雜誌，以中間面目出現，以爭取香港廣大的中間階層（我也考慮過，左派幾家報紙也如此改變，但他們的面孔已經“紅”了，想改變已很難）。香港某些刊物以揭露中共的所謂“秘聞”招攬讀者，這些“秘聞”，有些接近事實，更多的都欠缺準確性。我向中央建議，辦一個刊物選刊一些中央還未正式發表的內部消息和文件，為香港和海外的讀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胡耀邦、習仲勳、胡啟立都表贊成。胡啟立很積極，專門交代給中宣部長朱厚澤，並要他幫助我物色編雜誌的人選。經過半年多的醞釀，沒有落實。主要是中央如何提供資訊的問題沒能解決。我曾具體提出，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各指定一位同志與雜誌聯繫，提供稿件。

到八四年夏天，習仲勳告訴我，關於辦刊物的事情，胡喬木、鄧力群會找我說。後來，胡喬木單獨找我到他住宅談話，勸我放棄辦雜誌的打算，理由是辦這種刊物很困難，萬一處理不好，北京方面不少人會有意見，香港方面也不一定能討好。中央提供稿件、資料，同樣有這個問題。事實上，他們已經做了決定，我只好作罷。我對胡喬木說：“中央既已決定不搞，我就放棄吧。”

我們在香港有五份中文報紙，卻沒有一份英文報紙。

同時，我也感到香港的華人大財團缺少言論陣地。如果由新華分社來搞一份英文報紙，需要國家撥款。當時，經過爭取，中央已經大大增加了新華分社的經費，現在再要求增加經費，可能性很低。我想能否由大財團出面來辦這份英文報紙。

我與李嘉誠、包玉剛、查濟民等人商談，他們原則上都同意。具體物色人選籌備，他們要新華分社想辦法。有人介紹陳布雷的兒子，《中國日報》英文版的總編輯陳礫，他的英文程度很好。我向胡啟立提調，他同意考慮。胡啟立當時在書記處分管中宣部工作。後來他回覆我，中宣部不肯放人，只好作罷。

楊奇在香港找到原在《南華早報》的一位編輯，還請他擬了一個計劃大綱，但在落實時，又遇到大財團老闆之間不合作的問題，只好擱置。

後來有個辦英文報的機會，卻因一念之差錯失。查濟民向我建議，《南華早報》有意出讓，他可以與新華分社合作收購。我問需要多少錢，查濟民估計對方索價可能在十億至十二、三億港幣之間。我當即表示，新華分社拿不出這麼多錢。查濟民講，實際不會動用多少錢。我當時尚不了解香港金融市場運作情況，不明白查的意思是只要動用一部分錢把控股權買下來即可，可以用銀行的錢，也可以用社會上一些大財團的力量，因此不敢答應。後來才了解，查濟民已經做好準備，只要我答應合作，他即可進行。坐失了一個機會。

63

在傳媒、文化界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增進相互了解，淡化部分人士的敵意，​​爭取部分報刊成為友報、友刊，是我到港後不久，便明確的工作方針。

我與傳媒界的遭遇戰，是去九龍城寨參觀，《信報》林行止在“政經短評”一篇《城人治城，一塌糊塗》的批評引起的。我在前文已談及。我初到香港，不明深淺，不僅同意左派報刊進行反批評，並提出要對林行止點名批評，效果很差。我接受了教訓，覺得應有接受批評之量，即使批評是惡意的，也不能隨便反批評，當今之“勢”，是越批評越香的。這是我們或多或少脫離實際的結果。

我隨機要求宣傳部長楊奇，約請林行止和夫人駱友梅吃飯，遭到拒絕。

我欣賞林行止的文章和風骨，前後共約請三次，並請了一位和林行止有深交的商界朋友進行疏通，他們夫婦才接受邀請。那時，這樣的宴請，一般都設席於華潤大廈五十樓董事長辦公室。我、楊奇與林行止夫婦一見如故，交談關於香港經濟看法，討論了林行止文章中某些論點，我並闡述了自己對香港經濟的一些看法，談得比較投機。從此，不但加深了我對林行止的認識，據說，也改變了林行止對我的觀感。以後每年幾乎都有接觸，交談的題目也比較廣泛。

八四年十月一日國慶，我邀請駱友梅參加香港同胞國慶觀禮團，赴北京觀禮。駱友梅回港後寫了一篇文章，我閱讀後深感意外，方知他們夫婦二人文采都很出眾。

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達成前，雙方關係比較緊張的時候，駱友梅一次在我於赤柱約他們夫婦餐敘時，告訴我說，中資機構杯葛《信報》，撤銷了不少廣告，這樣固然打擊了《信報》，也損害了中方的形象。但她同時表示，無論我們刊登廣告與否，都不會因而改變報紙的獨立立場。我對駱友梅講，我們會站在朋友立場，說服有關單位登廣告，我們不想影響《信報》的立場。當時管理中資機構的廣告公司是華潤屬下，我找主管單位商量，感到困難很多，我就直接找廣告公司的經理做說服工作，他們勉強接受了任務。

對於批評中共的傳媒人士，我開展​​廣交朋友的工作。八四年，經陸鏗和楊奇安排，我和香港前景社成員會面。他們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造詣頗深，經常在報刊發表文章，且多批評中共的一群。那天聚宴的是勞思光、李怡、胡菊人、徐東濱、孫述憲、談錫永、董千里（陸鏗因事滯美），由李怡帶頭髮言，對我窮追猛打。我因有心理準備，盡量地“存”了彼此之間的“異”，“求”了彼此之間的“同”，以縮短彼此間的距離，整個宴會二、三個鐘頭，始終保持緊張卻和諧的氣氛。我也對他們尖銳的提問給予肯定——我真誠地回答：他們這一群，不因有人批共、反共，而被視為不愛國。

我之所以與香港經常批共、反共的文化人之間，較能接近交友，這是關鍵一役。當時我回到新華社，有人用“舌戰群儒”來形容，我說，“群儒”則可，“舌戰”澤過甚。事實上，也是“統”多“戰”少。 “文化戰場”也是一樣，不打不成相識。我看，他們在宴席上，還是“舌下留情”的，沒有過分為難我。後來，在新華社春茗活動安排上，我至少兩次交代，要同這一群再相聚會，不知什麼原因，都沒有安排。但個別之間，還是有接觸的。

《明報》董事長查良鏞是從左派報紙出去，自創事業成功的。查良鏞以金庸筆名創作的武俠小說，風行海內外，洛陽紙貴，歷久不衰。我到香港不久，便宴請他夫婦。他知道我是他武俠小說的崇拜者，隨即送了一套全集給我。後來他又從我口中知道鄧小平也是一個“武俠迷”，就託我轉送一套給鄧小平。 （我受鄧小平辦公室之託，在香港還為鄧小平代購了古龍、梁羽生等人的全套武俠小說。）新華社內部分析，定《明報》為“中間偏右”性質。查良鏞向我介紹，他對中共態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評”，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我表示：“欣賞你這個方針。”

當時《明報》的大陸消息較多。這是廖承志主政期間，為了擴大海外宣傳，決定由中新社編輯，專門供應的；《明報》採用時，可改用“本報專訊”報眉。香港幾張“左派”報紙的“老總”，幾次向新華分社宣傳部提意見，表示不滿，要求也享此“小灶”待遇。我同情他們，專向中央反映，中央也交有關部門處理，但一直沒有落實。

《明報》副刊有“哈公怪論”專欄，每天以尖酸刻薄的筆觸，寫熱諷冷刺中共的短文，很有市場。查良鏞向我表示，他出於市場考慮，才保持此專欄，並非完全同意其觀點。我表示理解：“《明報》不用，別的報刊一樣會用。”後來他與哈公之間，據說因經濟上產生意見，停止了哈公專欄，還引起外界一些誤會，一位是新華分社影響所致。

對於幾張大報的老闆、總編、主筆、採訪主任，我都分別宴請、拜會，並且每年至少安排一次，聯絡感情，相互了解，和增加公誼、私交。 《鏡報月刊》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在他家裡介紹我和《中國時報》駐港特派員江素惠會晤，雖然交談不深，對她的智慧、美麗，留下深刻印象。

《天天日報》的發行量、讀者，僅次於《東方日報》和《成報》，社論多支持中方。在深圳特區開始成立之時，《天天日報》董事長劉天就在當時人存在觀望的情況下，進入深圳投資，被趙紫陽稱讚為“勇敢的人”。後來劉天就找新華分社，聲稱有財務上的困難，如不解決，《天天日報》可能倒閉易手，要求中國銀行貸款三千萬港幣。祁鋒、牛釗（當時也分管宣傳部工作）和劉天就見面了解後，主張給予援助。經過工委討論，我同意請中銀給予貸款。中銀除要劉天就以《天天日報》股票抵押外，還要新華分社出面擔保，於是就由我簽字，給予擔保。豈知，劉天就拿到貸款後，置報社不顧，便不知去向。新華分社遭遇一個騙局。

由於中銀還握有《天天日報》的股票，祁鋒等人遂與中銀商量，請全國政協委員、中華總商會負責人直譯的何世柱出面，重組了《天天日報》的董事會和社務，維持該報繼續出版。宣傳部提出討論，是否改變《天天日報》的報導方針。經工委討論，多數人主張不予改變，包括哈公在該報的專欄在內，採用“不干預”方針，以保持其特色，維護其銷量。

中報是在香港、美國都發行的一份報紙，據發行人傅朝樞解釋，主要在美國發行，香港只發行幾千份。在香港辦中報主要是為了收集關於香港和內地的新聞，編輯後，再傳真到美國，目的是出美國版。

中報在美國許多地方都有地方版。在加州，有舊金山版、洛杉磯版，另外在美還有芝加哥版、紐約版等等。據傅朝樞講，報紙的銷售量有八十多萬份，是在美銷售量最大的中文報紙。

我與傅接觸，主要是北京對傅的中報有相當多的資助，通過香港新華分社轉給他，但傅仍不滿足。楊尚昆找到我，要我派個人去美國看看，傅講的情況是否屬實。據傅對楊講，台灣的中國時報在美國停刊了，傅把中國時報的幾個主要報人招攬到他旗下，因此，他的報已是美國華人報紙銷量最高的。楊希望把這一事實搞清。楊還問我：“在美國的新聞工作，你能否管起來？”我沒有接受這一任務。

我派黃文放到美國了解中報的情況，黃回來後匯報，中報的發行量沒有達到八十萬份。連送的報紙在內，大約四、五十萬份。黃文放主張還要繼續支持。

我即向楊尚昆報告，同意黃文放的意見，於是，楊尚昆就把楊思德寫的同意資助中報的報告，批給李鵬了。前後半年多，李鵬就是不批。據楊思德解釋，中央當時外匯太少，批不下來。

過了一個時期，傅講沒有錢，中報要停刊了，我對中報要停刊表示惋惜，對海外華僑的宣傳工作來講，是一個損失。我還是幫助傅竭力向楊尚昆爭取，楊表示沒有辦法了，假如一定要停，就讓他停刊吧。後來中報終於停刊了。

陸鏗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紐約舉辦一個“中國前途討論會”，左、中、右、獨人士都有參加，引起了國內註意。中國新聞社副社長王瑾希和一記者前往採訪，會後邀陸訪問北京。陸鏗表示要訪問就得訪問領導人（指鄧小平、胡耀邦等）。他回到香港後，把這情況跟我談了。根據我的估計，鄧小平接受訪問的可能性很低。胡耀邦有可能。

我即坦誠相告，勸陸鏗是否先採訪胡耀邦，訪鄧事以後再斟酌。陸鏗同意，我便發電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要求；中央復電要求了解陸鏗的政治現狀，以及工委對這件事的態度。我又做了較詳細的複電。胡耀邦當即同意接受采訪，陸鏗隨機去了北京，進行訪問。時在八五年五月十日。

陸鏗對胡耀邦的採訪很順利。胡坦率地回答了一些重要而尖銳的、當時外界很關心的問題，回港後，《百姓》定六月一日發表訪問記全文。我與陸聯繫的人事先得到訪問記清樣，那時還沒有傳真機，我立即派專人乘機飛往北京，並請中央辦公廳幫助，讓來人立即見到胡耀邦，聽取胡閱讀訪問記後的意見。胡耀邦第二天便見了，在文字上做了七處修改，專人攜稿第三天便回到香港。但陸鏗表示已經付印，無法改動。

訪問記中給我印象較深的是，陸鏗問到王震時說：“他是你的洛陽老鄉吧？”胡答：“他是北鄉的，我是南鄉的。”陸說：“呵！那是南北呼應。”胡答：“也可能是南轅北轍。哈哈……”像這樣的小幽默，結果給胡耀邦帶來大麻煩，在胡耀邦“倒台”時，這篇訪問記，成為胡耀邦的一大罪狀，指他接受“右派文人”的採訪，公開暴露黨內矛盾。同時，陸鏗也被中央文件點名。這種“無限上綱”、“無情鬥爭”情況之再現，使我感到寒心。

陸鏗坐過國民黨的牢，還更長時間（二十多年）做過共產黨的牢。他在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輯時，不畏權勢，勇於揭發孔祥熙（蔣介石連襟）、宋子文（蔣介石的大舅子）貪污國家外匯三億美金案，轟動一時。他也是在港主張：“批毛不批鄧”，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者之一。他六十五歲生日時，我曾託人送他十萬港幣賀禮，他接受我的“情”收下了，立即又請原人原款退回，傳話是：“感謝你的好意，但不能收你的錢。”

除卻政治立場上的差異，我欣賞他的真誠、正直。我在北京和公安部長劉復之、安全部長凌雲談到陸鏗的為人時，凌云有感慨地說：“當時對這些人的工作做得不夠。假如做得好一點，經濟上多給些幫助，可能對共產黨的態度會好一點。”我講：“像陸鏗這樣的人，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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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給我的“下馬威”，是我上任到港後的第一天，在紅勘車站窮追不捨，逼我回答為什麼來港。我當時毫無準備，只好從實道：“為統一而來”，招致媒介批評，給我一頂帽子：“君臨”！我剛下“馬”，還沒有踏出車站，記者、傳媒就不輕不重地“威臨”了我一下。

從那之後，我開始在社會上活動。屬於“內部”的，有“小新華社”派記者隨我活動，但和他們談好條件，對外不報導，對內可以發“內參”。社會上的活動，開始記者們事先得不到消息，給避開不少，但逐漸他們摸到了“規律”，“曝光”率就日見增加。記者見面就要提問，我思想負擔也日見增加，擔心言多必失。有段時期，我要求新華分社宣傳部、外事部，每日將社會上關心的問題，研究後提出“答案”，做回答記者的“參考”。經過一段時間，發覺實際作用不大，就停止了。幸好我和記者相處，已取得了初步經驗。

有一次，我反過來向記者“採訪”：“我在社會上的活動，你們事先從哪裡知道？”原來大多從邀請單位獲得消息，而且記者間有“君子協定”，得知後相互通知。八四年由於我活動頻繁，“出鏡”、“曝光”率高（其實給記者“抓”到的活動，最多也只有一半）。有評論者說“超過了港督尤德”。意思似乎是我“喧賓奪主”。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我對一般性的社會活動，更加註意保密，以盡量減少“出鏡”率。八五年下半年開始，我將主要時間，用到研究香港經濟方面，更減少了“應酬”與社會活動。

我既“怕”香港記者，也喜歡香港記者。他（她）們年輕、有朝氣、工作積極、競​​爭心強。大多數人待遇低，工作得很辛苦，我很同情他們。記者們提問敏感、尖銳。而我不善辭令，只能據實回答。因此，我“怕”記者，因種種原因，往往不能滿足他（她）們要求，只好打招呼：“今日無料。”我懂得他（她）們“無料”時的苦惱，常懷愛莫能助的心情。有時他（她）們為了採訪，互相擠得喘不過氣。有幾次混亂中，我曾被他們的麥克風（錄音話筒）、錄音機碰撞到，面上也“掛了彩”。但我不以為忤，更體會記者求新聞之切。

港英政府善於“放料”，常開“吹風會”，要求與會記者不講消息來源，推銷他們想要報導的“新聞”（但港英政府的“吹風會”從不讓左派報刊記者參加）。

香港記者希望新華分社也開“吹風會”，多了解新聞的背景。我既想適當滿足記者，也希望取得經驗，幾次請記者們茶敘、吃飯，也“吹吹風”，介紹當時人們關心問題的背景、中共的政策、想法；申明只供參考，不能報導。結果得到較好的效果，也交了不少記者朋友。

“本子風波”的那次記者會之所以召開，乃因他（她）們要求多次，有些問題也需要講，也為取得經驗。未料引發“風波”。會前，我做了準備；會中，請記者書面提問，集中後有選擇地答复。哪知臨結束前，亞洲電視台一女記者發問，引發“風波”。後來還聽到傳說，講這位女記者是我的“契女”。她的口頭提問是事前安排好的陰謀。我一笑置之，佩服這種人真會編故事。

因為“本子風波”引起內外一系列事情，以致這次記者會成為我六年多任內唯一的記者會。

後來有記者要求我們仿照港英政府，設發言人制度。我們經過考慮沒有同意。原因之一，新華分社在香港，非執政機構，無此必要；第二，如果有問題需要讓社會知道新華分社持什麼態度，採用領導人出外時答記者問的做法，比較靈活，一樣取得效果；第三，社會太敏感，黨內也敏感，謹慎一點，少說為佳。

香港記者鍥而不捨的精神，給內地領導層印像很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曾和我談到，廣州一次公開性的會議，有一位香港女記者在會場中向他提問題，任沒有答复。幾小時後散會，他估計記者有可能未走，在會堂前等候，便走側門，不料一出門，便看到那位女記者已守候在前。他仍不答問，女記者便緊隨在側，邊走邊問；不得已，答復了她的問題。然後反問她姓名，得知她是《明報》記者林翠芬。任仲夷搖搖頭，讚歎道：“真會纏！這種精神，我們記者不會有。”

後來基本法開始草擬，發現很多香港記者往往由早到晚站在會場外等候採訪，這種拼搏精神，或許就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

經由任仲夷這樣的介紹，我注意和認識了這位敬業、謙謹的女記者，在香港、北京、廣州，幾乎每次都看到她。在採訪的記者群中，她不搶先，不落後，發問不多，問必尖銳，孜孜不倦，文筆簡練；非採訪場合會面，謙謹有禮，不搶話，說話之前往往還有點羞澀。我在港六年多，見到不少報刊不斷更換採訪記者，她卻長期未動，敬業態度始終如一。

當時的《快報》女記者曾慧燕類似林翠芬，才華出眾。她向我介紹，是廣東惠州人，父親被定為“右派”，她自幼過著受社會歧視的日子，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文革後，她來到香港，自學成才，當了記者，還出版了幾本書。我閱讀了她寫的《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不但文采洋溢，難得的是，未因父親含冤、自己自幼遭遇屈辱，而絲毫有失愛國之情。

後來她赴美專修英文，趁她回港休假之便，我請她及其夫婿葉知秋（曾任中​​國新聞社記者，他們不久離婚）共進晚餐，表示衷心希望她能學成回港。她曾要求採訪我，特別提到，希望能問一些關於我個人方面的問題。當時，我在香港已成為敏感人士，一言一行都可能引人注意。 “本子風波”後，不少友人好心忠告我慎言、“善開金口”；我也不想宣傳自己，自覺乏善可陳；黨也反對宣傳個人。因此，以不方便為辭，婉謝她的好意。可是，她仍問：“將來方便了怎樣？”我只好回答：“可以。”她立即抓緊不放：“假如你將來接受記者採訪，第一個應該接受我的專訪。”我只好答應。九零年我來美國後，她托陸鏗帶信，要我履行諾言，我又以“四不”相辭（不申請政治庇護，不洩露國家機密，不公開發表談話，不接觸民運人士） 。想不到因出版回憶錄的原因，首次接受了《香港聯合報》的專訪，失信於故人，真不知未來如何補償。

我認識不少香港記者，有記得姓名的、記不起姓名的、不知道姓名的，與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友誼，以至一種潛在的友誼。我退休回內地的消息傳開後，香港記者乘基本法草委會在廣州開會，在花園酒店專門為我開聚餐會送行，他（她）們高歌一曲，要我合唱。我雖不會唱，但聽懂兩句歌詞：“縱然不能會面，彼此也是朋友。”我那時心情不好，他（她）們的友情，使我情不自禁，差點掉下淚來。

繼後在香港北角敦煌酒樓的酒會上，記者朋友們又要與我合影，要我在名片上簽名留念。我一口氣簽了近百張，簽得手麻眼花，內心卻興奮激動異常。

在廣州的聚餐會上，記者朋友們還送了一套陶製八駿擺設，給我做紀念，說是回應我退休前對香港同胞的祝福：“百駿競走，能者奪魁。”因倉皇去國，不知放置何處。後來存在深圳的衣箱獲放行，竟在衣箱中發現。幾次搬家，不幸損傷幾匹，剩下的一直留在身邊。一看到它們，香港這群年輕有朝氣的記者朋友的笑臉，便在眼前閃爍發光。

難忘的年輕記者朋友們呵，謝謝您們的來函、口信！謝謝您們此時此刻珍貴的懷念！

第十二章 兩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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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香港勢力的活動，有其歷史淵源。加強香港的對台工作，作為整個對台工作的前哨陣地，尋找接觸台灣上層人士的機會，為兩岸之間的未來鋪路，是我在香港的重點工作之一。

香港是國民黨當初從大陸撤退的主要地區之一。一九四九年它在華南的殘餘力量來不及向台灣撤退的，大部分撤到了香港，包括一部分國民黨政府的軍政人員和家屬，以及社會上同國民黨關係多，受影響深，對共產黨恐懼的人士。他們到了香港之後，成為難民，被香港政府分區集中收容。九龍調景嶺就是主要的集中地區之一。

幾十年來，大多數人在香港生根落足，或經工、商，或從事教育文化工作，其中有些人發展得比較富有。這些人一方面在心理上，在意識形態上，害怕共產黨；一方面不少人也回過大陸台灣，粉碎四人幫以後，回去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子女成長於香港，多數在香港受教育，少數去台灣上大學，大多對共產黨態度起變化，他們受家庭的影響，或多或少對共產黨還有疑慮和恐懼，但比上一代淡薄得多。

在香港，傾向國民黨的人士組織了自己的社團，或參加社會上的一些社團，多屬地區性與社會性的團體，封建色彩濃厚，例如各種形式的同鄉會，其中尤以寧波同鄉會和蘇浙同鄉會，傾向台灣，政治色彩較濃。

國民黨的黨組織活動，處於地下狀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負責人是陳志輝，其下有二十多個支部，但活動仍是半公開的，多以各種商業團體、民間團體的面貌出現。

國民黨台灣政府各個部門，在香港大都有派出機構，例如外交部的駐港機構，以中華旅行社的面目出現，還代辦簽證。國民黨在香港有機關報：《香港時報》（九三年停刊）。另外還有幾份受其影響的報紙，每天報眉上仍以“中華民國”多少年來記載。

國民黨在香港上層的勢力，可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屬於民間勢力，不少人在心理上認同，或依附台灣國民黨政權。粉碎“四人幫”後，隨著大陸實行改革開放，這些人的觀念也逐步變化，有些人開始同大陸做生意，有些人同香港的中資機構往來，但是直接同官方即新華分社來往的，仍然很少。

另一部分是台灣的派遣機構人員，屬於台灣勢力在香港掌權的部分，大多年紀已大，在香港有一定的身家和地位，反共思想堅決，然而觀念與做法保守，無法適應變化，派係也多，不團結。其中極少數人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已秘密同大陸官方有聯繫，改革開放後，又有一些人同大陸官方有了秘密接觸。

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與力量，有一定基礎。據他們同我們接觸時私下講，他們在香港有一百萬黨員。我們估計不可能有這麼多。但在八十年代後期，他們確實注重發展了一些年輕人，據我們所知，台灣每年在港招收一千多名中學生去台灣上大學，在這些學生里面，積極物色和發展國民黨員。

每年的十月十日“雙十”，國民黨在港的機構、社團都公開搞國慶活動，例如舉辦酒會。他們成立慶祝雙十活動的籌備委員會，廣登廣告，實際上，即是對台灣表態，又是向大陸示威。許多地方搭蓋牌樓，在熱鬧的大街上插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比“十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所掛的國旗還多。

八三年“雙十”，我專門去調景嶺，看到國民黨政府的旗幟確實插得很多，我讓司機停車，想進調景嶺屋屯里面看看，陪同的保衛人員怕有危險，執意不讓我下車，結果沒能進去。

據說，調景嶺等地方平時也掛這些旗幟。即便在港島，站在跑馬地新華分社大樓頂層，也可以看到大樓東面的山上，有幾面國民黨政府的旗幟。這幾面旗常年懸掛，只要一上頂樓，就看到了。

國民黨把香港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由來已久。自從四九年蔣介石證券到台灣後，就從台灣派遣特務，經香港到大陸搞情報，進行破壞活動。據我們情報部門掌握，國民黨的黨、政、軍系統，各個派係都有特工在香港進行活動，估計在香港活動的小組有幾十個之多。在新華分社大門對面的一家旅館裡，就常駐有一個專門偵查新華分社的特工小組。八三年我到香港不久，我們情報部門（包括香港、北京的），都有“線索”說，國民黨派了三個小組準備暗殺我和另外兩個在態度上親中國大陸的華人資本家。

當時，因我活動頻繁，不僅香港社會，連台灣方面也反應強烈，據說國民黨內有人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這些人搞不過許某。

我原本住在跑馬地山村道新華分社一些副社長住過的房子裡，得到這個情報後，保安部門建議我到新華分社機關內住，他們擔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動規律，容易被人掌握。我雖不完全相信，也得尊重組織決定，就搬到皇后大道的新華分社大樓內居住。這座大樓原是香港一位商人建的酒店，屬於中等偏下水平的旅館，最好的房間也就是大約六、七十平方米的一種套間。我搬進去後，住了第十二樓的三個套間，我住一個，老伴住一個，還有一個是接待子女、客人的。不少人看到後，建議我搬出去，感到與香港水平不太相稱，同社會高層也無法比，即使中資機構負責人都住得比我好。我隨遇而安，個性就是如此。後來新華分社買了赤柱的別墅，有同仁建議我搬過去住，我也謝絕了，一直住在這幢大樓裡，直至退休離港。

對於暗殺活動，開始我有懷疑，我對國民黨的威脅並不大，為何他們要採取極端手段？但我們的情報部門言之鑿鑿，而且據他們追踪國民黨派遣小組的結果，證實確有這個組織在活動。因而我採取不輕信，也不能完全不信的態度，同意保安部門增加了保衛的措施。同時認真地告訴那兩位親中的華人資本家，請他們進出注意安全，多帶幾個人在身邊。直到發生“江南事件”之後，蔣家政權受到中外輿論的強烈譴責，在國民黨內也引起軒然大波，特別是在蔣孝武調到新加坡之後，台灣國民黨政府不敢再胡作非為了，用大陸的語言說，才“解除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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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領導人希望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完成祖國統一，原設想在八十年代，後來又提出在九十年代完成統一。因此在七十年代末，文革一結束，即提出“葉九條”，呼籲兩黨和談統一。鄧小平又提出一國兩制，這一方針不僅適用於香港、澳門，而且適用於台灣。據我所知，一國兩制的考慮，首先還是以台灣為對象的。一九八二年，中國修改憲法，增加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製度，按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規定。”人大委員長彭真在八二年七月十六日發表談話，明確指出，這是將一九八一年葉劍英委員長宣布的“九條方針政策的基本內容法律化，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確定了法律依據。”

“葉九條”的全部內容都是針對台灣的，說明中國一開始主要是注重解決台灣問題而考慮的。讓大陸搞大陸的社會主義，台灣搞台灣的資本主義。對台灣的條件比香港更“寬”。台灣自治的權限比香港大，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自己的法律。而且李先念訪問新加坡事又補充說，台灣還可以保留自己的情治系統。這些是因為台灣是中國本身的統一問題，不同於香港是從外國手中收回。

最初的這些構想，目的在爭取台灣政府的領導人蔣經國。蔣經國在世時，開放黨禁，產生民進黨。他去世以後，台獨思想和活動發展。北京觀察到這些現象，對台灣的看法有了變化，認為國民黨內大陸去台灣的勢力在逐步衰退，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本地勢力的發展及其所作所為，說明李登輝不僅代表台灣本地勢力，而且代表台獨的勢力。李登輝不能算是台獨派，但他的作為顯示他是“獨台”。台獨勢力的活動、存在和發展，至少是李登輝縱容的結果。李登輝得勢與地位逐漸鞏固，使和平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中共高層、鄧小平根據這一形勢的變化，重新評估兩岸形勢，認為和平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少，依靠武力解決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中共中央原本就是兩手準備，和平統一一手，武力統一一手。但一直是把和平統一放在主要地位。新的評估，把武力統一作為主要吃一手。做好武力統一的準備：一旦台灣宣布獨立，就要等待時機，武力解決。但也不放棄和平解決統一的可能，仍要力爭。我看，直到現在，這個方針仍然沒有變。

北京一向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韓戰以後，美國政府一直是支持台灣的重要國際因素。雖然中美建交後，美國承認台灣為中國領土一部分，台灣問題由海峽兩岸自己解決。但從中國的角度看，認為美國一直未曾停止和放棄支持台灣，特別是民主黨的一些國會議員，還暗中或公開地支持台獨勢力。

中國統一台灣，還有日本的因素要考慮。台灣過去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次大戰結束，國民黨中國收回台灣後，日本在台灣的勢力有某種程度的保留，以後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日本勢力的經濟基礎，又得到新的發展，日本的一些保守勢力，仍在支持台灣同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

從中國的觀點看，李登輝得到美國和日本的支持，將來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問題，還必須破除這些障礙，如果將來不得不用武力來實現統一，也要考慮這些國際因素。

我個人的看法，用武力統一也有一個時機問題，需要看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武力統一也不完全就是直接進攻，也可能採用封鎖或其他辦法。海峽兩岸的武裝力量，大陸固然佔優勢，但國際形勢際遇是否成熟也要考慮。假如國際形勢的際遇比較成熟，美國的可能干預是有限度，直接進攻的可能性就較大。

台灣以及國際一些人士，對中國武力統一台灣問題的估計是不足的，他們把金門砲戰視為中國無力解決台灣問題的依據。毛澤東在大陸瀕臨全面解放時，便準備進攻台灣。結束上海戰役後，第三野戰軍即接獲任務，積極準備解放台灣。當時還準備派現已卸任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先到台灣，負責地下黨的領導工作，呼應解放台灣的戰鬥。

中共在解放福州、廈門後，隨即展開金門戰鬥。據當年金門戰鬥的指揮員葉飛告訴我，當年戰事失利，是情況判斷錯誤。進攻金門島之前，沒有估計到國民黨在海南島胡璉的軍隊會撤退到金門，使金門的守備力量霎時增加一倍。戰鬥打響後，才知道胡璉的軍隊到了金門，同時，人民解放軍用木帆船渡海，船隻數量不夠，因為判斷金門只有兩個師的殘缺部隊，所以只用二十八軍、二十九軍兩個主力師，渡海登陸。當時對木帆船渡海作戰的信心很強，因為渡江戰役中，用的是木帆船，勝利地渡過長江，渡瓊州海峽解放海南島用的也是木帆船。

登陸後，由於輕敵，解放軍未先鞏固前沿陣地，迳向縱深發展，被國民黨部隊切割包圍，適逢退潮，木帆船擱淺，登陸船隻全遭燒毀，後援部隊無法增援——當時搜羅船隻，只能運幾個連去增援，上岸即被消滅，等於白送。進攻的部隊，苦戰一番後，終於被國民黨軍隊全部殲滅。

這一杖之後，重新檢討了木帆船渡海作戰的經驗，雖然沒有放棄解放台灣的打算，但到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才擱置了這個意圖。

後來有人主張解放金門、馬祖，毛澤東不贊成。他講保留金門，讓國民黨繼續在金門存在，就可以拖住國民黨、蔣介石。採取砲戰的辦法，打而不佔領。後又採取隔日砲戰的戰術，單日打，雙日停，把砲擊作為一種政治攻勢、精神攻勢，在戰略上把國民黨拖住。

有些人講，毛澤東因無力解放金門，只能砲擊“嚇人”，這種估計顯然不對。毛澤東有些想法和考慮，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舉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和負責解決“西藏叛亂”，當時達賴被圍困在布達拉宮內。毛澤東發電報給西藏工委和張國華——因為電報抄告各省、市委，我當時擔任江蘇省委書記，看到了這份電報。毛要張國華部隊主動讓出一條路，指定這條路由布達拉宮經何處，直到中印邊境，讓達賴喇嘛撤退到印度去。電報很詳盡地規定了張國華如何做，什麼時候開始，佯攻什麼地方等等，這樣，達賴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這樣的指示，出乎我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常識之外。毛澤東這個考慮，是因為達賴在西藏人心中是個活佛，活抓固然不好處理，擊斃更不妥。這是毛澤東的考慮過人之處。

一九八九年，台灣總統選舉前，我們向北京匯報了對台灣局勢的看法：假如李登輝繼續當總統，和平解決統一問題的可能性就會減少。第二年，國民大會改選，可能會把萬年國代選掉，本地代表將佔多數，大陸去台勢力將更削弱。至一九九二年立法院改選，會更進一步削弱大陸去台勢力，增強本地勢力。台獨或獨台的力量，會增強和發展，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就更渺茫，勢必將演變為以武力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後來我知道，我們的看法與北京是一致的。

我到香港後，了解到台灣社會的動盪程度，並不比香港輕多少，大陸撤到台灣的人士中，有力量的或已移民到外國，未走的，不少也做了移民的安排，或子女留學外國，或自己也拿到了外國的居留權，都有兩手打算。台灣本地勢力中的有錢人，相當多也如此。不少大陸到台人士，不僅擔心中共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更擔心台獨、獨台勢力的發展，使他們將來可能在台灣受到歧視，甚至擔心死無葬身之地，連祖墳都可能遭台灣人挖掘洩憤。因為國民黨剛到台灣時期，殘酷鎮壓過台灣一些反抗力量。而台灣本地人也擔心大陸武力統一台灣。

新華分社內有對台工作部，部長是黃文放。主要工作對像是台灣一些人士。他們一方面收集和研究台灣的情況，一方面​​做些統戰、聯絡的工作。然而，缺點在於這些都是老關係，對香港的民間親台勢力，以及國民黨在港單位，工作很少。

整個對台上層統戰工作，北京極需有新的進展。以對蔣家的統戰工作為例，當時相當多的人到內地，自稱為蔣家某人的代表，因而得了不少好處。然而他們是否真能代表蔣家某人，或者根本與蔣家某人毫無關係，北京也無法斷定。

了解這些情況後，我明白打通台灣軍政高層關係的渠道，是極需要努力的一項重要任務，就產生通過香港的親台人士發展台灣工作的構想。香港有許多台灣的關係，而且香港的信息靈通，在香港及時了解台灣比內地便利。當時已經看到蔣家從大陸帶去的力量，遲早會退出歷史舞台。發展台灣關係，要注重“新生代”，包括大陸去台的第二代，以及本地的新生勢力。可以通過香港工作關係，來尋求突破，他們的親戚朋友在台灣很多，通過經濟、貿易、文化等關係來尋求政治上的突破。尋求某些事情上，在香港先溝通，如此發展，不排除將來的國共和談，在香港先談起來的可能性。

我把這個設想向楊尚昆、趙紫陽當面講了，他們兩人都表贊同。楊尚昆主持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兩次請我去參加，並且同意我成立香港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以加強香港的對台工作，作為整個對台工作的前哨陣地。後來我聯繫到一些台灣的上層關係，楊尚昆、楊思德一再交代我，要我單獨同他們聯繫，不要告訴其他人。知道周南接任後，楊尚昆還交代不要告訴周南。

香港的對台領導小組，由我負責，我是組長，開始時副組長為李儲文，李退休後，改由鄭華接任，時間較長。佘孟孝調到香港後，副組長又換成佘孟孝。這個組織成立之初，設想的工作方針是開闢香港當地親台勢力的工作，然後尋求對台工作的突破，重點放在上層和新生代，另外就是調查研究台灣的最新情況，及時向中央反映，以便掌握時機，採取對策。

我們對台高層關係的爭取工作，有所進展，說起來多是一些商人、學者牽的線。例如香港有一家私人公司，負責人曾經是國家幹部，我們給他不少支持，使其業務有所發展，他乘做台灣生意之便，進入台灣，同台灣一些人士建立了聯繫，接觸到一些中層官員和某些已退休的高級官員與將領。

一些做學問的人，也在進行政治活動，比如一位任教美國的華商教授，我到香港工作之前，他已經到了北京，見過鄧小平。此人傳話並非義務，通過香港我們的一個私人名義開的公司，幫助他研究經費。

幾年來，我直接、間接接觸了台灣上層一些人物，或他們的“代表”，“主流”、“非主流”都有，但一般聯繫的多，按他們的說法，是為了“多一條將來可用之道”，能談及實質問題的僅是個別的。為不影響台灣當前政局，具體情況待以後適當時候，再考慮是否追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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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親台人士，不論上層或基層，不少人在意識形態上是反共的，其中絕大部分懼共，不贊同共產主義。

根據這樣的情況，我把周恩來提到“求大同，存小異”的統戰方針，改了一個字，改成“求大同，存大異”，作為我們對在港的親台人士進行工作的方針，也是我們對懼共的相當多的香港人進行工作的方針。

這個方針，也是我們對鄧小平愛國愛香港統一戰線方針的補充。求大同的具體表現是，愛國愛港，認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存大異”，可以不贊同社會主義、不承認共產黨的領導，但可以做朋友。

一九八四年中秋節，我們利用中國傳統中秋節是合家團聚賞月的日子，舉行一個宴會，宴請各方面願意接近我們，關係較好的親台人士幾十人，象徵一家人似的聚會在一起，席間，我致祝酒辭，宣布了兩點：一是“求大同，存大異”的方針，二是希望九七後，台灣勢力不會撤出香港。據說，宴會內外親台人士多表滿意。

同香港親台上層人士的關係，第一個有新的突破的人物是著名的影業界鉅子邵逸夫。

香港無線電視台，通過副總經理出面同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長楊奇接觸，提出希望我能去參觀電視台的邀請，我立即接受。但我沒想到，參觀那天，邵逸夫親自到大門口迎接，無線電視台的著名藝人何收信、汪明荃也參加接待，參觀過程中，他們三人自始至終陪同，熱情介紹，中間還設午宴款待。

邵逸夫過去同中共保持一定距離，以往，只在公共場合與新華分社人員有一般接觸，從未像這次主動來接近我們。

我很快就回請邵逸夫吃飯，邀請他參加十•一國慶節籌委會，他沒有拒絕。雖然他過去一直是台灣“雙十”國慶的籌委會委員，而且仍然保持這一身分。

邵逸夫是寧波人，我便邀請他回鄉看看，他表示願意到內地參觀，但何時去還不確定，認為時機還不成熟。

一九八四年，他提出想去上海、浙江參觀，我當即表示歡迎，並邀請他也到蘇州看看。我知道他對蘇州評彈有興趣，我講，如果去蘇州，一定會去作陪。我通知浙江省、上海市政府，建議他們熱情歡迎，請省長、市長出面接待。我也向江蘇省建議，希望省長能去蘇州接待。哪知邵逸夫飛抵上海時，只有統戰部的一個處長、市政府辦公廳的一個副主任到機場迎接，據反映，邵逸夫不太高興。

我到蘇州知道情況後，專門請蘇州交際處處長乘汽車到上海接邵逸夫到蘇州，我在賓館等他。在蘇州，我陪他聽評彈、看蘇劇、崑曲，邵很高興。我見他八十多歲，精力充沛，健康情況超乎常人。他告訴我，這是他每天拂曉做一種叫做太陽功氣功的效果。

上海機場接機疏失的情況，我專門打電話給江澤民。我說：“不知你是否知道這樣的處理？希望你能出面接待邵逸夫，彌補在機場產生的不愉快情緒。”江澤民當即應允了。我又派蘇州交際處處長專車陪送邵逸夫到上海，江澤民見了邵，並宴請他，做了彌補。

浙江省的接待很認真，邵逸夫比較滿意。

不久，邵逸夫對我提出，還要到內地去看看，特別是想到西藏去，也要求，不要公開報導。去上海、浙江，沒有公開報導。我給四川省委發了電報，並專門通了電話，建議他們熱情接待，並派醫生一起去，以防萬一發生情況時，有人護理，畢竟他年歲已高。

邵逸夫回香港後，請我吃飯，很高興，感謝我替他的安排。他很自傲地說，四川省派了醫生、護士陪他一起進西藏，一下飛機，他就坐汽車到拉薩，開始活動。一般人多少會有高原氣候反應，他一點沒事，反而跟他去的醫生、護士卻病倒了。以後他又去了內地一些地方。

我邀請邵逸夫去北京，表示可以陪他去，他想見哪一位中央負責人，我可以代為轉達和安排，相信他們一定會很高興同邵見面。邵逸夫表示謝謝，會考慮我的邀請，但認為“時機未到”。我表示理解。因為他的事業同台灣聯繫很深，至少他的影片和錄影帶要在台灣發行。他如同大陸關係過於密切，會受到影響。當然，他同台灣的關係、利益可能還遠不止此。

邵逸夫自從到大陸參觀、了解情況後，就開始向內地捐款，主要對像是教育界。第一次捐給內地十幾所中學，總共一億港幣。教育部門很重視，由國家教委負責人騰藤帶隊，組織內地著名大學的校長來到香港，一方面接受捐款，一方面表示感謝，在香港舉行隆重儀式。各大學都準備了藝術價值很高的禮物、紀念品回贈給邵逸夫。

以後，幾乎每年邵逸夫都有捐贈。內地許多學校，知道消息後，紛紛對邵逸夫提要求，有些直接寫信給邵。後來，國家教委自己也提了方案，要求邵逸夫繼續捐助，要新華分社轉交。

工委討論後，一致認為，邵每次捐款，都是主動提出的，國家教委這種做法，對邵可能產生誤解，仍應該讓邵主動，我們都不同意把教委的信轉交給邵逸夫。

果然，邵逸夫把那些單位直接給他寫信，以及口頭向他提的要求，全都轉到新華分社給我，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後來，邵逸夫主動提出方案，每年捐港幣一億左右，捐贈單位增加，但捐給每單位的數量減少。以後，他又改為資助小學。那幾年，他前後捐給國內教育界五億多港幣，應該說，不少於李嘉誠捐給汕頭大學的數量。

邵逸夫關心甘肅敦煌古蹟，捐出三千萬港幣，資助保護莫高窟壁畫。李儲文退休回上海後，曾專程到香港要求邵逸夫資助上海天蟾舞台改造，邵捐了一千萬港幣。

邵那幾年是香港藝術節的主席，每次請內地劇團到香港表演，總會邀請我們去看看。也經常招待我們到九龍邵氏影片公司片場吃飯、看影片。他希望內地能放映他的國語影片。我讓文體部負責人韓力去同中央文化部、中影公司商量，希望他們能滿足邵逸夫的要求。我講邵的要求並非為賺錢，而是希望他的影片在大陸發行，有些片子，我看是可以在大陸放映的。我希望內地能夠多買些邵氏的影片。韓力跑了幾次，有關方面表示可以買，但出價很低。其實，邵逸夫要求並不高，實在是內地出價太低了，邵逸夫不肯這樣子賣。我理解，他不是在錢上計較，而是面子上過不去。邵逸夫希望他的影片能正常地進入大陸，“送”不好，但賣也要有個合理價。價太低，市場上不好交代。

我一再要韓力與文化部門和中影公司做工作，都做不通，這件事就一直沒做成。

邵逸夫很欣賞大陸的藝術發展，特別對崑曲感興趣。他也很欣賞河北梆子著名的女演員裴艷玲，認為她文武雙全，既精梆子，又善崑曲，認為大陸稱她國寶，當之無愧。邵並建議用錄像把她的藝術保留下來。我有意讓裴艷玲與邵合作，滿足邵的願望，後因“六四”發生，未能實現，亦一憾事。

親台的江浙同鄉會永遠名譽會長徐季良，我請人向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表達問候，聽說他身體不好，我願意登門拜訪。他回复，表示感謝，稱身體不好，會見之事，以後再說。但他讓一些副會長出面在江浙同鄉會俱樂部邀請我共同聚餐。見面時，在笑談中敘述鄉情。我還表示希望能成為同鄉會的會員，他們當場表示歡迎，一下子情緒融洽起來了。他們向我問了一些有關香港的政策問題，沒有談兩岸關係，以後，繼續接觸。

後來，大陸經濟學家千家駒到香港訪問，我請他夫婦吃飯，千家駒說，他同徐季良是老朋友，想去看看徐。徐表同意，並邀請他吃飯。千家駒問我可不可以去？我講，這是很好的事情，我要去見徐季良，他不肯見我，現在他要見你這是再好沒有的事。

這件事使我更深信：廣泛利用各種關係，包括內地的關係，進行香港工作，是我們開展香港工作的重要“資源”。

我多次邀請《星島日報》的老闆胡仙吃飯。胡仙是虎標萬金油老闆胡文虎的女兒，她都只表示謝謝。十一國慶酒會、春茗，也都發請帖給她，她請人向我表達：“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信息很明確，見面尚不是時候。後來，終於在一次酒會上碰面，她主動上前同我握手打招呼。她的報紙幾十週年的紀念日，主動邀請我參加，我和楊奇去了，她在宴會廳門口迎接。這也算是一種接觸方式：什麼話都沒有談，但見了面。

八四年中秋宴會後，通過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介紹，認識一位由台灣來香港從事粵港船務，創辦粵豐公司的朋友範澄，並安排我與親台的《工商日報》總編輯喻舲居一起吃飯。席上很自然的談論到兩岸的統一前景。我講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和平協商，統一中國，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你行你的三民主義，我行我的社會主義。喻先生則表示，國共兩黨恩恩怨怨二十八年，現在又隔絕、對峙了三十多年。大家都要重新反思，重新了解。中共不要急於統一，國民黨不必害怕統一。現在大陸是大哥哥，台灣是小弟弟。希望大陸有“以大事小”的氣度。只要都以民族大義為重，總有一天“水到渠成”。我對他的意見表示欣賞。

席上，談論到大陸對台灣的政策時，也談到了九七之後，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區政府，台灣人士能否在香港繼續活動的問題。

我說：台灣在香港的各種活動，只要在一個前提下，不搞台獨，都可以繼續，報紙可以繼續辦下去，按鄧小平的意見還可以繼續“罵共產黨”。求大同，存大異。我還估計，國共兩黨有可能在香港開始接觸，交談。談到華航飛機九七後能否飛香港時，我講：“國民黨'國旗'換成國民黨的黨旗就可以了。”

陳香梅是個兩岸都可來往的人物，她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希望能見我。外交部也建議我見她。因此，她每次經過香港，我都請她吃飯，與她見面。她來往兩岸之間，有無​​政治性活動，她沒有任何透露，在我的印象裡，這位女士主要是為做生意而來中國的。她已故的丈夫陳納德，在抗戰時期，組成航空飛虎隊，支持國民黨政府抗戰，她現在也想做飛機、機場都有關航空方面的生意。她希望見我，可能是想擴大她的知名度。社會上不少人士建議我不要見她，特別是一些接近台灣的朋友，更是強烈，但我從廣交朋友的角度出發，還是每次都與她見面。

陳香梅有個妹妹陳香桃，在香港做黃金和夜總會生意。我到香港不久，陳香桃經營的大富豪夜總會開幕，陳香梅託人請我去剪彩，並告訴我，請了我和王光英，王光英已經答應了。我考慮陳香梅是較重要的統戰關係，就應允了。開幕式那天，正巧我和李儲文一起去深圳辦事，我一時無法離開，就同李儲文商量請他代表我去剪彩，因為報紙上已經刊登廣告說許某要去剪彩，不去不好，李儲文就去了。

香港社會、報刊後來非議此事。事後看，最好不去，但是去了也不是什麼錯誤。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為夜總會剪彩也可體現“馬照跑，舞照跳”的政策，並不表示新華分社人士參加了夜總會活動。

對於社會輿論非議，我們接受善意的部分，惡意的部分，可以置之不理。以後這類事情，不去參加就是了。

可是李儲文因此懷著一腔冤屈似的，認為我有意“整”他，在新華社內部以至外面表示，他是“替罪羔羊”。其實，何罪之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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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的軍政界人士到香港，港英政府是有限制的。中國政府可能曾與英國政府有過交涉，港英政府才作出限制。

蔣經國去世之前，台灣逐步開放，對大陸的態度，開始起了微妙的變化。台灣商人開始通過香港到內地經商，還有一些到內地投資，台灣人民回大陸探親也逐步開放。當時台灣有些關係人，直接或間接地向香港新華分社、向我提要求，希望我們能影響港英政府，使他們經香港去大陸時，香港的簽證可以辦得快一點；並要求放寬台灣官方人士進出香港的限制，希望大陸施加影響。

我考慮形勢發展確有此必要，也徵得姬鵬飛同意，就在一次與港督衛奕信面會時，提出這個問題，建議他考慮港府對台灣往來人員的簽證尺度放寬一些，速度快一些。衛奕信反問我：“是不是也包括他們的官方人士？”我回答說：“假如有這樣的情況，我們也不反對。”以後我觀察，香港政府的做法，的確放寬了許多。

經香港《明報》查良鏞介紹，我與台灣號稱“四公子”之一的沈君山會面。他是台灣較有名氣的人物。

查良鏞喜歡下圍棋，他將大陸的圍棋國手陳祖德請來香港，在他家裡教圍棋，並把沈君山也請來了。查知道我也喜歡下圍棋，就打電話邀請我去他家“下棋”，同時告知沈君山在，徵求我意見，有無興趣會會此人，我很高興地接受了。在太平山查良鏞家裡，欣賞了陳祖德的弈局，我並和查良鏞對弈了一局。

飯後，我和沈君山作了一次融洽的交談。沈君山說道台灣有個青年籃球隊，到日本參加亞洲地區比賽，由於使用“中華台北”的名稱，遭到大陸反對，未能參加比賽，青年人很喪氣地返回台灣。他說，北京為何堅持用“中國台北”，而不能接受用“中華台北”呢？在英文裡，中華、中國是同一個字，一樣的意思，外國人不能理解兩岸的中國人在爭些什麼？沈君山說，他主張統一要水到渠成，先從文化體育著手，先把文化體育上可能障礙統一的渠道疏通。現在，中華、中國成為障礙之一，能否先把這個問題解決？我感到這個說法有道理，答應向北京反映。回來後，我立即向北京反映了這個意見。不久，國家體委同意台灣可以用“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比賽，解除了為一字之差所造成的障礙。

台灣在香港負責文教事務的黃也白，是我江蘇如皋的同鄉，主動透過關係找副社長祁鋒，表示希望能與我見面，請我看電影。後來知道是放映台灣拍攝的“八百壯士”，描寫抗日戰爭時期淞滬戰爭的。我表示很高興，接受邀請，請祁鋒與對方進一步約定時間，並向北京發電報備案。


到了約定時間前一天，黃也白突然通知說，他有事不能陪我，由另外的人陪我看。我估計可能他們的上層有不同意見。於是，決定由祁鋒去看。

當時，國民黨在港機關的上層人士不敢見我，黃也白敢主動見我，我開始以為國民黨的在港工作方針有了變化。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估計不對，這次可能是黃也白的個人行動。

我們在發出國慶酒會請帖時，工委討論是否對國民黨在港機構負責人發請帖，因為以前從未發過。我主張發，估計他們不會來，不過我們發出邀請，表明我們的態度和政策，他們能來最好，不能來，我們已經表明態度了。共發出十幾份請帖，包括國民黨在港的黨部負責人陳志輝，黨報負責人曾恩波等；多數沒有回應，少數請人帶信表示謝意。

還有一些國民黨派出機構的人員，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他們私下請人帶信，送小禮物給我，表示願意同我建立聯繫；某些事情他們請我幫忙，我也幫了一些。這些人的情況，這裡就不敘述了。

香港一位華人資本家與國民黨一些黨政高層人士有交往，為了爭取這位資本家，徵得中央同意，我把與他有親戚關係的一位內地的副省長請到香港，協助做這位資本家的工作。因而間接與台灣幾位高層人士有了些溝通。這位資本家說，在他與台灣一些老年和新生一代領導人接觸時，他們對中國統一問題有個一致看法，就是要觀察中國領導人有沒有誠意，如果依香港模式，“一國兩制”，把台灣矮化成地方政府，難以接受。他們主張實行聯邦或邦聯制。

我把這個信息報告給中央與鄧小平。也向鄧小平做過當面匯報，鄧雖沒有表態，但看起來是聽進去了。後來又與鄧樸方談及這件事，鄧樸方告訴我，他父親知道台灣有這種情緒，他父親認為，只要兩岸能談起來，總可以商量。我當面和趙紫陽談及，他沒有直接表示反對或接受，只是笑笑講，他們大概有個“面子”問題。我對趙講，也許他們因為台灣現在是“中央”政府，假如變​​成地方政府，所有中央政府人員的地位、職位都將下降，這可能是他們不願接受的原因之一。當時，還沒有把“台獨”的阻撓因素考慮進去。

對台獨的看法，中共中央的態度可以從“對台辦”的態度上反映出來：台獨是個反對統一的力量，“對台辦”的主張是不予接觸。香港有不少人建議我們同台獨建議聯繫，讓台獨某些人來大陸訪問，我們曾向楊思德反映了這個建議。

八十年代初期有些變化，將原來“國共兩黨談判”的提法，加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台獨包不包括在台灣人民內呢？按當時中央的態度，台獨是不包括在內的。我根據在香港的觀察，又向楊思德建議，應該同台獨進行某些接觸，做些工作。因為台獨裡面也有派，我們至少可以做一些分化工作，楊思德還是沒有表態。

我與台灣的文化、電影、宗教界也有些接觸。台灣電影界有些人找到新華分社，希望能去大陸拍電影，楊奇、韓力很積極，我支持他們的做法。除了介紹一些國內關係給台灣電影界之外，還協助他們向中國銀行貸款，因為他們沒有抵押物業，中銀提出條件，要求新華社擔保。我同楊奇、韓力商量，他們主張我出面擔保；萬一出了問題他們可以動用電影基金彌補損失。這樣，支持他們拍了幾部知名的影片，交了不少朋友，而且並未動用過基金。

童月娟是童星出身的著名台灣電影明星，我年輕時就看過她演的電影。以往我們請她吃飯，她都婉謝。到了八八年，她答應赴宴，席間我與這位年近八十的電影明星談生活、電影業的話題，交了朋友。

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搞攝影工作，經常來香港，有時找我幫忙辦一些事。我見他做攝影工作，社會上知名度也高（很多人知道他是楊尚昆的兒子），香港攝影發燒友（愛好者）數量大，民間攝影組織相當多，就給他任務，要他做攝影界的統戰工作。他在香港攝影界做了一些團結工作，並把工作做到台灣去了，把台灣攝影大師郎靜山請到香港，使我得與這位攝影界老前輩交了朋友。郎是江蘇蘇北人，與我同鄉，當時將近一百歲，矍鑠有神，頭髮沒有掉，視力、聽力都很好，看起來頂多只有七十多歲，飯量比我還大，行動便捷無老態。我發出邀請，在他百歲大壽時，回老家江蘇祝壽，我願全程相陪。郎老夫婦聽了十分開心。

我與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的接觸，也很奇特。這位台灣宗教界名人於八九年從美國西來寺出發，帶領龐大代表團，經香港去大陸，再沿來路返美。當時中國認為他是台灣有影響力的宗教領袖，不僅民間聲望高，又是國民黨的中央評議委員，對台灣的高官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楊尚昆在北京接見了他，香港新華分社也將他作為重點統戰對象來接待他，宴請了他，還請了香港工商界上層人士作陪。

我與星雲一見如故，不僅因為是江蘇同鄉，而且感覺他不但能夠在台灣​​有影響力，並把佛教帶到西方，弘揚宗教，在美國建西來寺，在澳洲等國家也能建寺院。他到內地以後，每到一地都宣揚佛法，深入淺出，使一般人都能聽得懂，主張先入世，後出世，為社會服務，反應甚好。

他向我介紹一些弟子，既年輕，學歷也高，男女弟子大都具碩士、博士學位。我們都很驚異，認為他是一個有作為的佛教領袖。星雲回到美國後，寫了一封信給我，感謝我接待，邀請我到美國旅遊，並表示他的邀請是長期的，只要我有空，隨時有效。這封信是“六四”後發出的，當時我還把信在工委會上給大家看，並開玩笑講，他是在“策反”我。不料，不到一年，我不得不真的離國赴美，在西來寺“旅遊休息”，成為星雲大師的客人。

八六年五月三日，台灣中華航空公司編號13-198號波音七四七型貨機，未依原定航線由曼谷飛往香港，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機長王錫爵要求在大陸定居，轟動一時。按照國際慣例，人可以不回去，但飛機和貨物，對方可以要求送回。大陸有意把飛機和貨物讓台灣收回，不僅表示遵守國際法規，也希望藉此機會，與台灣打開來往的缺口。中國民航發電報給華航，要求華航派人赴北京商談處理有關問題，但華航始終否認收到電報，台灣官方也不表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楊尚昆派楊思德到香港，指定楊思德和我負責處理這件事。台灣方面這時表示，希望通過第三者，如英國保險公司、香港國泰航空或國際紅十字會來進行交涉。為此，中國民航又拍電報給華航，表示願意交回飛機、貨物及兩名機上人員，並且表示希望雙方直接對話，無需通過第三者。因為是兩家航空公司會談公司間的業務，不涉及政治問題，如果覺得不方便​​在北京對話，可以另外選擇合適地點。後來台灣方面表示，將通過華航香港分公司與中國民航香港辦事處直接洽談，並表示這是民間機構的接觸，不涉及政治問題。我們沒有堅持他們一定要派官方代表，因為我們的目的實際上是要在政治上表示善意，希望打開雙方直接會談的缺口，所以同意了台灣方面的要求。雙方航空公司的代表在香港舉行了會談​​，達成協議，由中國民航負責把飛機、貨物、隨機兩名人員送到香港啟德機場，台灣華航人員隨即登機，雙方即時辦理交接手續，順利解決了這件事。

不管形式如何，這是國共兩黨、海峽兩岸三十七年來，第一次雙方直接談判，第一次達成協議。

第十三章 國際交往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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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國際交往的重要場所，在香港設立外交機構的國家和地區，八三年我上任時有七十多個，現在已有八十一個。

香港新華分社以前很少進行公開的外交活動，特別是主動性的公開活動。新華分社的外事部專責外交事務，部長由北京外交部直接派來的人擔任，他們一般都有一定的外交工作資歷，如外事部長紀少祥，就曾任駐英大使館的參贊。

以往外事部只是參加各國駐港領事館的一般公開活動，如國慶酒會等，平時很少有接觸。

我到香港上任時，正處中英第二輪談判開始，我感到有必要通過香港的對外活動來對世界各國、各地區，解釋、宣傳中國的香港政策，這是一項工作任務。當時，北京並沒有交代這個要求，在我到香港了解情況後，深感有此必要。

世界有關國家和地區，對於中國要收回香港，可能產生一些疑問，以致有所顧慮。我們應讓他們了解，中國政府會承認和保護他們在香港的利益，即使與中國還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和地區，中國政府也會對他們在香港的利益，採用靈活方式，讓他們繼續存在。在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形勢下，中國政府更希望世界各國和各地區，充分利用香港進入內地，參與內地經濟改革活動；對各國的各地區來說，這也是他們獲取更大利益的機遇。

這樣，我們提出在香港的對外交往方針是，廣泛開展國際統戰工作，主動積極、廣交朋友，爭取各國和各地區，認同和支持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工委確定，在港外事工作的重點，除英國外，是美國、日本、加拿大、法國、德國和澳大利亞，另外還有一些東南亞國家，因為他們同香港是近鄰。

當時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社長是李儲文，他與我分工。與一般國家禮節性的往來，如國慶酒會等，由李儲文出面參加（李儲文離任後，由喬宗淮參加）。我則親自參與重點國家的國慶酒會，並經常宴請這些國家的領事，比如我與當時美國駐港總領事李文一年至少互相宴請一次，與日本總領事也是如此。這些國家的總領事離任回國或到港履新，一般都知會或拜訪新華分社，我也都出面會見，設宴送行或迎新。各國領事到香港履新，往往要求拜訪新華分社，多數也由我出面接待。通過這些活動，既聽取他們對中國香港政策的意見，也宣傳、解釋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有時雙方還交換各自國內情況和意見。交了不少外國朋友。

外事部長紀紹祥為增加結交國際朋友的機會，建議成立一個命名為馬可•孛羅的俱樂部，這是個很好的建議，工委同意，給予支持。外事部憑此經常舉辦各種講座、文藝活動，增加新華分社與各國外交人員接觸的機會。

我到港不久，外事部長紀紹祥反映，有些國家的總領事，希望到中國內地參觀訪問。我反問，我們為什麼不邀請？他面有難色，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又問，哪些國家的總領事？想到內地哪些地方？紀紹祥說，美國、日本、法國的總領事，曾向他表示，想去新疆。他曾向外交部反映過，沒有答复。紀說，現在他們又提出了這個要求。我當即答允紀紹祥：“你可以我的名義，向他們發出邀請。”我也即向姬鵬飛和新疆自治區黨委發出電報，告知這件事。姬鵬飛一直沒有復電，後來他當面問我：“你請他們去新疆幹什麼？”我回答他：“他們有此願望，我為了增進友誼。”他雖沒有再說什麼，顯然是次不愉快的回答。

在我陪同下，三個國家的總領事，還是參觀訪問了新疆。新疆自治區政府王恩茂等領導人熱情接待，參觀了烏魯木齊等幾個城市及名勝，聽了自治區政府的介紹。王恩茂等對我表示感謝，他們在全國改革開放形勢下，對新疆與外界缺少交往機遇，感到為難。三國總領事能來參觀，正合他們的願望。自然，三國總領事也很高興能夠訪問新疆，回港後，宴請紀紹祥表示感謝。

不久，外交部下達通知，以後新華分社邀請香港駐外使節進大陸參觀訪問，必須事​​先報告批准。紀紹祥向我表示，是他“闖的禍”，外交部這個規定，實際是批評。他感到對我不起。我安慰他：“不要放在心上，這完全是為了工作。”紀問：“以後怎麼辦？”我說：“照請，你們可以先請示，如果不批准，我來講話。”

紀紹祥可能既想做工作，繼續邀請一些駐港外交使館人員進內地參觀，以聯絡感情，廣交朋友，又擔心使我為難，就想出了一個主意：組織駐港外交使館人員參加赴內地的旅遊團，或自己組旅遊團，可以不需外交部批准；新華分社外事部一樣可以派人陪同，並通知內地有關方面配合招待。我支持他這個想法，以後便運用開了，獲得駐港外交使館人員及內地有關黨政部門好感。

那幾年，外國人士進入內地的還不多，到邊疆更不易，外交人員需要多了解內地、邊疆情況，邊疆黨政部門需要多接觸外界、外國人士，為當地的改革開放多找一些機遇，新華分社採取的做法，一舉三得，既一定程度地滿足了他們雙方的需要，新華分社本身也多交了一些朋友。如果說，因為擔心外國外交人員因此搞到一些情報，而不讓他們進入內地，那是因噎廢食的做法。

駐香港的外交使團中，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同中國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由於雙方或單方的需要，香港就成為秘密、非正式接觸的場所，新華分社便扮演這種接觸的角色。

例如以色列駐香港領事館，在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和新華分社外事部保持接觸。以色列希望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他們通過新華分社，向中國政府表達願望和某些建議，新華分社外事部經外交部授權，有時由部長，有時由副部長出面，和以色列駐港領事接觸，按外交部的交代，回覆他們。這種接觸，一直都是以色列主動的。

南韓從八十年代中期起，積極爭取與中國發展公開的經貿關係。那時，他們已秘密進入中國內地，進行貿易活動。經外交部同意，我們讓不少南韓商人，以至某些較低級的南韓官員，經香港進入大陸（在香港辦入境簽證）。南韓駐香港的總領事館，看來負有這方面的任務，許多公開場合，他們的總領事都有意識地接觸新華分社人員。我們採不主動，不迴避原則。在一次酒會上，韓國總領事專門走到我面前，同我握手、問好，給我名片，並向我索取名片。我是不帶名片的，只好對他講：“對不起，我沒有帶名片。”他笑著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中韓雙方也通過香港解決一些事情。卓長仁劫機到南韓的事件，國務院電香港新華分社直接聯繫南韓駐港總領事館，了解南韓政府的態度。南韓政府通過總領事，很快表示願意同中國合作，商談妥善解決。國務院即派外交部和中國民航總局的有關人員到香港與南韓代表會談，達成協議後，才正式派代表公開去漢城，接回被劫持的飛機和乘客，解決了這一事件。

還有一次軍人駕機外逃南韓的事件，雙方也通過香港新華分社的途徑解決。

南韓一些大公司、商社要求進大陸考察、投資、發展貿易關係，他們通過南韓總領事館，多次表達了這個願望。有幾家大商社，還直接找上門，希望新華分社能予以協助。

我與姬鵬飛談及此事，建議國務院予以考慮。姬鵬飛表示：“現在不是我們（中國）的問題，主要的考慮，是照顧金日成。”還說：“金已經有意見了。”我理解，這指的是北韓金日成不滿中國已經與南韓有了實際的貿易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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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國家的政要訪問中國，經常都要在遠東最繁華的城市香港停一停，看一看。也往往會對香港新華分社進行禮節性地拜訪。我任新華分社社長六年多，接待了不少這樣的貴賓，如前法國總統德斯坦、前英國首相希思、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等。

英國前首相希思經過香港時，通過中國外交部特地表示要見我，他向我解釋英國對香港的政策，也要求我講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他已在北京見了中央領導人，中國的香港政策他應該已經了解。我看，他對我的提問，只是要驗證一下他從中央負責人那裡了解到的香港政策，在香港的中國執行人員是如何理解的。

澳洲報業大王梅托想收購《南華早報》，他專門到香港，並來到新華分社要求見我，我見了他。他主要問兩件事，一是中國對他收購這份報紙，有什麼意見？第二，九七以後，中國對香港的新聞方針如何？附帶又問了一下，他的報紙能否進大陸？我回答他，《南華早報》是香港的報紙，誰來經營，我們不會有意見，當然，我們希望這份報紙能夠採取真實、公正、不敵視中國的態度。九七年以後，依然如此，屆時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會比現在少，可以繼續批評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施政。至於報紙進大陸，現在是有限度的，包括《大公報》、《文匯報》進大陸都有一定的限度。在這個限度裡面，假如你們要進大陸，我們可以向中國有關部門反映，由他們來考慮。可能我回答乾脆、明確，梅托很高興，對我見他，以及我的回答，表示感謝。不久，他收購了《南華早報》。

基辛格每次訪華路過香港，都通過中國外交部，要拜訪我。我兩次在利園設宴款待他。有一次，談到香港問題，基辛格講到港人的憂慮，我說，現在香港人確是擔心外來干預，中國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許多港人還是擔心中國將來可能過多的干預。此外，也還有人擔心，“九七”後，英國會有乾預，深圳擔心美國有可能干預。基辛格聽後十分詫異，要求我舉例。我講：“比如美國現在對香港的越南難民營問題表態，就是很明顯的一例。八八年我訪問貴國，同中國駐美大師韓敘，一起拜會貴國負責港澳事務的副國務卿，他當時提出，希望中國干預英國政府對香港越南難民的處理，我回答，根據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九七年之前，中國對香港內部的管理事務是不干預的。”當時，我的意思是告訴他，希望美國也不要干預，基辛格聽後就沒有再問下去。

據我們了解，美國對香港事務是關心的。他們在香港調查研究的範圍相當廣，經常邀請中資機構的一些人聚會，席間了解問題，新華分社的一些工作人員也經常接受他們的邀請，前社長王匡就曾接受邀請，去美國旅遊、訪問。一些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基本法草委、諮委委員，也經常應邀同他們談一些情況。

類似美國這樣重視調查研究香港情況的還有日本。中美談判開始後，日本加強了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工作，增加人員。看起來，至少對整個南中國海的經濟、政治活動的研究，日本是以香港為中心的。

美國商人在香港有一個商會，新華分社通過社長助理譚茀云同他們聯繫。美僑商會第一次請我聚餐時，在港的美國商會和大的商業機構代表幾乎都參加了。席間，他們特別想了解的是中國對美國商人的態度。我表示，香港的繁榮主要是依靠香港本地人的努力；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商人在內，對香港繁榮都做了努力，都有貢獻。希望更多的美國商人到香港從事經貿活動，更充分地利用香港。

鑑於美國商人以往做生意比較短視，只重當前利益。我建議他們應有長遠眼光。我們不僅現在歡迎，九七年收回香港以後，也同樣歡迎他們。不僅歡迎他們到香港，更歡迎他們通過香港進入中國。我講，現在看來，美國商人在這方面的積極性還不夠。

當時，這些美國商人還表達一種情緒，即對英國不滿意，英國商人在香港有特權，對其他國家商人有歧視，在某些方面，形成不能公平競爭，希望中國註意這個情況。他們列舉匯豐銀行擁有中央銀行特權為例。

我回答說，理解他們的想法。但這是香港一百多年來殖民地地位形成的現象；中國從香港的穩定繁榮出發，對匯豐的地位，九七年以後不想做根本改變。比如，讓匯豐繼續發鈔，可以考慮中國銀行和其他銀行參加，但仍以匯豐為主要發鈔銀行，中國不准備予以改變。中國方面考慮，也不會全部撤銷匯豐其他方面的職能，因為不管怎樣，總要有人來扮演這個角色。至於具體如何確定，還待中英兩國商定。中國政府對其他外國銀行，不僅保護他們的利益，還希望能進一步利用香港，進入中國，進一步發展合作。如何改善他們在香港的經營環境，可以在草擬基本法時，大家一齊研究，還可以考慮將有關意見納入基本法。

我同他們約定，每年聚會兩次。他們很高興我能參加聚會，一齊討論問題。在與他們交往中，我發現他們與美國國內一些人對中國貿易的態度有所不同，美國國內有人主張貿易保護主義、與中國貿易要附加條件。香港美商不同，他們認為這種政策不但有損於中國，有損於香港，對美國商人、對美國，也有損失，特別是對在香港做生意的美國商人損害更大。他們表示，每年都會回美國進行遊說，反對對華貿易附加條件。

在港美商還告訴我，現在香港的美國商人，人數已經超過英國商人（當時是八五年）。我很訝異地問：“是不是美國近來在港的商行增加，美國商人來得多了？”他們回答：“不是，是香港移民的結果。香港人移民到美國，拿了美國身分後，又跑回香港做生意。這部分美籍港人統計在內，數量就超過了英國在港的僑民。”

在另一次美國商會請我的宴會上，他們提出美國律師希望到香港開業的問題。他們傾向支持美國律師到香港開業，美國政府也公開作了表態，對港英政府有一定壓力。我表示，這件事屬於香港內部事務，九七年以前是英國政府的事，九七年之後，由香港特區政府考慮。我們不便置評。事實上，我知道，香港本地律師界多不贊成，還講美國律師名聲不佳，反對他們進入香港。

我的看法，香港既然是個國際大都市，某些具壟斷性，或政治性的限制，應有改變。比如醫界，中國大陸流入香港的西醫、中醫人才相當多，這些人很多是內地有經驗的醫務人才，到香港後，他們參加考試申領執業執照，十分困難。他們多次派代表找我，提供材料，說明他們在香港得不到公平待遇。我認為，考試、發照嚴格，是需要的；不僅是對社會與病人負責，也需防止內地有關人才過分外流；但適當的公平對待也是需要的。但我對此問題，從未公開表態。因為，“九七”前是港英政府的事務，我們不應干預。輿論上適當支持是可以的，但那要傳播機構去做。九七後是特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的事務，我現在講，不但過早，也有乾預之​​嫌。到那時如有可能，也只是個人意見，供特區政府和立法機構參考而已。

我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李文夫婦接觸比較多，我覺得李文對香港、對中國比較友好，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比較實事求是。

他對香港前途的看法，同社會潮流不一樣，比較樂觀。他的夫人是中國人，我接觸很多駐港外交官，他們的夫人不少是中國人，普通話講得很好，發音準確，比我鄉音重的普通話，標準很多。他們對中國文化、中國的事情都有相當深的了解。

李文夫人是河北人，她對中國的烹調藝術有興趣，她在香港製作介紹中國烹調的錄影帶，希望我在某些方面給她支持和幫助，我很痛快地答應了。她主要是想去內地，需打通一些關係，要我出面介紹。後來，許多問題她都自己解決了，找我很少。

李文調到緬甸當大使，新上任的美國領事我也有接觸，但接觸不多。李文從緬甸回國途徑香港，特地通知我，我請他一起聚餐，聽他談了一些緬甸的情況，我開玩笑講：“你在緬甸當大使，還不如在香港做總領事那麼舒服。”他笑了，同意我的看法。李文在任上，請我吃過幾次飯，都在美國領事館。他不以美國菜，而是用中國菜款待我，據說是他夫人親自指導下製作的。我品嚐後，認為那是美國式的中國菜。八八年到美國訪問，走了十多個城市，也品嚐了華人餐館的中國菜。相形之下，美駐港總領事館的中國菜水平與專做給華僑吃的餐館相當，比一些專做給美國人吃的中餐館，水平還要高一些。

在香港外國領事館吃飯，最精緻的還是日本總領事館，是道地的日本菜，很多原料都是直接從日本運來的。可惜，他們珍貴的生魚片，我不敢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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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我向姬鵬飛提出，要訪問歐洲，重點是英國。我們在香港工作，主要對手是英國，應對它有較多了解。當時，正當基本法起草期間，香港未來政治體制議論已起，也想去歐洲實地了解一些國家的實際情況，作為參考。姬鵬飛一口答應。我問他，要不要寫書面申請報告，姬鵬飛回說不需要。因為他也是中央外事領導小組成員，我也就沒有寫書面申請，而開始籌劃。時值趙紫陽應英國政府及歐洲一些國家的邀請，將訪問倫敦等城市。我和趙紫陽談及我訪歐洲之事，我說：“正好，姬鵬飛同意我訪問歐洲，重點訪問英國。你訪英國，是否我可以作為你的隨員一起去，以後，我再單獨活動。”趙紫陽當即表示同意，並立即要秘書告訴外交部。

我因得趙、姬二人同意，回港後即和外事部紀邵祥商量，如何準備。紀紹祥考慮，專訪歐洲幾個國家，可能花費很大，建議請香港一些在英國和歐洲​​有事業的巨商接待，可以節省國家開支。我考慮用不了多少錢，不必因此欠下人情。但紀紹祥表示，沒有人接待，太冷淡了也不好。我認為他說得也有道理，也就不反對了。經紀紹祥的活動，我們得到一些允諾，特別得到一位香港草委熱心幫助，他可能出於香港未來政制上考慮，希望我訪問瑞典政府，考察瑞典的政制和社會情況，我高興地答應了。他立即與瑞典駐港領事和瑞典政府、議會接觸，為我安排了訪問瑞典政府、議會等項目，會見一些負責官員、議長；並在香港宴請瑞典駐港領事和我，紀紹祥在座作陪。瑞典駐港領事對我有意訪問他的國家，表達了歡迎之意，並表示願意為我安排我所希望訪問的官員和地方。出訪行程的一切準備工作都齊全了，等著和趙紫陽一齊出發。

紀紹祥隨即去了北京，是北京電召還是他自動去的，我不清楚。回港後，他告訴我：“外交部不同意你做為趙紫陽的隨員一同訪問英國。”我問為什麼？是外交部什麼人的主張？紀紹祥說：“是主管西歐事務的周南的主張。理由是，你和趙紫陽一齊訪問，可能英國各方面主要的注意力會放到你身上，掩蓋了趙總理的影響。”我無奈地苦笑著對紀紹祥說：“真是荒唐！怎會有這樣的事！”我認為這不是周南反對隨趙紫陽訪英的真正理由。

不但如此，紀紹祥還帶來姬鵬飛的“口信”，建議我今年訪歐之行“暫緩，明年再去”。什麼理由，沒有講。可是，要如何回覆歐洲之行已做的種種安排呢？只有一一道歉了。

當年歲末，我去北京開會，見了姬鵬飛，他主動提出，要安排我明年訪問歐洲，我知道這是一種“補償”，我表示，如果安排我出訪，歐洲我暫時不想去了，先去美國。我沒有和他講理由，實際考慮是，看看資本主義最具代表性的美國，增加一點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姬鵬飛同意了，並交代秘書和周南去商量，安排此事。至此，我才明白，原來歐洲之行，受阻於周南。

八八年北美之行，是豐收之旅。三個星期，走訪了美國、加拿大的十多個都市，大開了認識資本主義國家的眼界，看到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社會福利政策給過敏帶來的正負面社會影響。也看到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政黨為了爭取執政，多只顧當前，不惜一切爭取選票，很少考慮後果的一些情況。

當時，正值美國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共和黨總統裡根不再參加競選，派出副總統布什（布希）為總統候選人。我們走過美國東西岸十多個大都市，會見了幾十個工、商、金融大企業的主管，以及一些經濟、金融專家學者，分別屬於共和黨、民主黨或無黨無派。談到哪個黨會在大選中勝出時，他們大多認為共和黨布什會勝，包括多位民主黨人士在內；有幾位民主黨員的大企業主管，甚而公開主動表示，他們將投共和黨布什的票，理由是“喜歡布什的綱領”，其坦白程度，出乎我理解之外。

在我訪問美國行程中，香港一位諮委巨商陪我訪問華盛頓、紐約。他與布什是朋友，經他商得同意，布什願意以私人身分見我。當時正值競選逐步進入緊張階段。這個諮委巨商先和布什會面，談到總統選舉，布什自己表示，缺少信心，因為過去幾次前副總統參選，多次失敗，布什估計自己很難例外。結果他卻勝利了。

後來，布什打算與我會面的事有了改變，據說，美國國務院提了意見，會面須採官方形式。徵求我意見，我考慮，官方會見須報北京國務院批准，時間來不及，便作罷了。後來布什當選，給我一信，表示未能見面的遺憾，並送了印有他名字的兩件小禮品，作為紀念。

美國總統競選給我的印像是：政黨的政綱，必須符合大多數人民和選民的願望，包括符合競選對手所擁有人民和選民的願望，才有執政的可能。雖然，競選時的這些政綱往往在候選人當選執政後食言，不予或不能兌現，甚至根本改變，但選民是現實的、短視的，成為競選政黨不顧一切，廣開“支票”，以爭取選票的弊端。政黨領袖為爭取選票，不論平時與競選期間，都非常重視與社會各界往來。布什給我的信件，看來是他的秘書起草、打印，由他簽名的；小禮物也可能是專備贈送的。對一個不相識，只間接有約的人，他給予如此回報，不論對方是什麼階層，都做適當的反應，給人以禮貌尊重對方的感覺，在中國領導人當中，一般是不會如此處理的。據說美國的領導人對他們自己的過敏，一般也如此回應，這不僅是他們對自己選民的尊重，平等以待，也為競選時增添了“資源”。這是民主政治優越的一種現象。

第十四章 “六四”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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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牆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寫公開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識界、科學界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運動，中國的政治氣候大有山雨欲來風嘯滿樓之勢。我在香港也強烈地感覺到，一場政治風波即將來臨。
我要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門收集，並整理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反應，開始採取每天通過新華社（小分社）的傳真，向中央、國務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們參考，以期在處理這一事件時，能注意外面的反應。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開始走上街頭，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數万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並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負責人接見，可是中央沒有一個人去見他們。我和新華分社幾個副社長在香港電視上看到這一情況，大家都認為這樣處理不當，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幾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學生是出自愛國，出自對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有什麼可怕，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怕見群眾，怕見學生呢？對於中央負責人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我們很不以為然。
北京學生從遊行請願，發展到天安門靜坐，從要求中央領導人接見，到要求和中央領導人對話，都沒有得到北京領導人及時適當的處理，形勢發展日趨嚴重，外界反應強烈不滿。我憂心如焚，專門將香港記者在北京攝錄，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學運情況的錄像，以及香港傳播界的反應，專人送給趙紫陽及中央辦公廳，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早日妥善處理。趙紫陽看了之後，對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當地了解的情況要多，要求陸續給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去北朝鮮平壤訪問。第二天，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北京學運的情況，他們擴大情況，甚至歪曲、謊報事實，使會議得出結論：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計劃，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綱的嚴重政治鬥爭”。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匯報。四月廿五日，鄧小平見了楊尚昆、李鵬等人，鄧聽取匯報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運動的定性。
李鵬在鄧小平表態後，連夜就通知北京市黨政機關傳達鄧小平的講話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並發電報通知各省市黨委。他並要求胡啟立組織《人民日報》撰寫社論，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公開聲稱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幹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我得到消息後，感到很不對頭。當時分析，確實有少數外國勢力、反共勢力介入學運，甚至有的在後面對學運起了一定的操縱作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把整個運動定性為“動亂”，是把問題看嚴重了，對廣大學生和市民來講，是打擊了一大片，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是極不策略的。
社論發表後，激起廣大干部、群眾強烈反彈。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近​​十萬人上街遊行，雖然北京市委已通過各組織，嚴令凡在行動上支持動亂者，輕則開除，調離工作，重則逮捕法辦，但學生遊行時，仍然受到北京市廣大市民、幹部群眾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學生運動矛頭主要是對著李鵬的，社論發表後，情況就變了，開始把矛頭直接對著鄧小平。一些接近鄧家的高乾子弟中傳出，“鄧小平被李鵬出賣了”。學生運動的“升級”，迫使袁木、陳希同等不得不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話”，他們堅持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僵硬態度，不僅未能使學運絲毫趨向緩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數百名學生開始絕食請願，第二天，絕食學生就數以千計，天安門、北京市、全國都沸騰了，嘩然了，不時傳出有學生不支暈倒送醫院的消息，絕食的學生還在增加，甚至有的開始絕水，這種嚴峻的形勢，才逼使李鵬出面，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在電視實況轉播中，李鵬擺出大首長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點共產黨做群眾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鵬一方面對學生代表講：“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同學是在搞動亂。”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請願要求，不願意與學生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不肯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李鵬還表示，他會在適當時候說自己看法，實際是宣布不會改變《人民日報》社論對運動的“定性”。對絕食學生代表繼續進行威脅，態度惡劣，令人實難忍受。我與新華分社內一些同仁看後，反感異常，認為共產黨相信依靠群眾的傳統，給李鵬全部丟光了。他不出來對話還罷，出來對話後，形勢肯定將進一步惡化。
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鵬簽發的戒嚴令，激發了北京、香港聲勢更大的反抗活動，形勢更加嚴重。北京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撤銷戒嚴令，“李鵬下台”的口號響徹北京，連中央、國務院許多部門都有人打著橫幅參加了遊行，聲勢空前。
香港市民這一時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習，發起愛國運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共產黨進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捲入，從大資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機、小販都有。有幾位中年大資本家親口告訴我，他們參加了百萬人大遊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問時，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時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捲絕大多數香港人及香港每個角落，史所空前。
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員工，也無例外地，自動捲進這一洪流，成為運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運開始後不久，新華分社內、中資​​機構內，即開始有人參加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運的活動；在新華分社內，還出現簽名支持愛國學運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黨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時，我講：“不要叫制止，叫勸阻，假如勸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強迫！”“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無論如何要說服他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實際上，當時幾乎所有的部長、副部長都已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定後，大部分退出了簽名，還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不退，鄭華問我怎麼辦？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強迫。
這時，新華分社一些幹部，不僅去參加遊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社的旗幟打出去了，徐海寧還在跑馬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對這些，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還決定，左派群眾團體、左派工會可以去參加遊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遊行或其他活動，我認為，在香港當前這樣規模的群眾愛國熱潮中，如果群眾團體領導人不參加，就會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團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弱力量。主動參與，方能保持和群眾的聯繫。後來，發展到遊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眾團體不要喊這種口號，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對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報》、《大公報》等，我們也採取同樣的方針，對他們的報導，沒有加以限制，讓他們客觀地報導北京學運的情況，以及香港支持學運的消息。對報紙本身的言論，也沒有進行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五月廿日，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準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報社同仁討論後，多數人主張用“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道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很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引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复北京：香港不同於內地，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來這件事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講，看到香港市民群眾這樣熱情地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遊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複雜。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颱風侵襲，掛八號風球，狂風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徹夜靜坐，請願唱歌。我在十二層樓上的臥室，看著下面風雨交加，歌聲、口號不斷，心中百感交集。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以前，為了人民群眾利益，領導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現在，反過來了，群眾向共產黨示威、提要求，共產黨不僅不能滿足他們，還要鎮壓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為力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著樓下群眾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坐，聽著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喊，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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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四月卅日，趙紫陽從平壤訪問回國，第二天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動身，並把香港傳媒界反映這次北京學潮的許多材料、錄像帶，帶去北京給趙紫陽。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住宅內，與我談了近兩個小時。他一開始就問我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這是愛國的運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趙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觸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況，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幹部。社會上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兩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業經過改革後的主管人員，這些人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頭路。
我講：“這次學生運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當策略，提擁護共產黨，擁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確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輕教師、研究人員，不排除某些外國勢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勢力的介入、參與，但運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稱學生運動為“動亂”，激化了矛盾，我認為這是極為不智的。我聽說北京市的廣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講，等選擇有上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當。據說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報告說，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講，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壓下去。看來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我提出：“還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壓，應該爭取學生的絕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壞的人孤立起來。”
我還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危機。這幾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趙紫陽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強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願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說明真相，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
趙紫陽說：“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給了我，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負責，我願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說：“學生們要求廉政，反對貪污，懲治'官倒'，反對特權，這些都是我們黨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眾支持，是好事嘛。我們要通過對話，對於群眾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準備向常委建議，採取一些具體措施，來製止、杜絕這些弊端。”
趙紫陽講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特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以上乾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製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幾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簡從。
對高乾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趙講：“我準備寫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樣。”他還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來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還討論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關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問題，我建議，長遠來說，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游資。
我們還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問題，即在傳統的工會、學生團體之外，現在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趙紫陽表示，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只要我們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競爭。
趙講，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二是要徵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裡，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表示，他準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在常委裡面，喬石、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在李鵬、姚依林。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趙紫陽的委託。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楊尚昆約定。第二天，我們在楊尚昆家裡見了面，我把與趙紫陽談話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來，聽到了趙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的講話，認為講得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讚許。趙紫陽這個講話中，針對“四•二六”社論中“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的說法，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遊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他還表示，要通過與各階層的對話，來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後來，我知道，趙紫陽的講話在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過，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趙的秘書鮑彤起草的。常委討論時，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加進去，趙解釋了一下，表示在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強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
楊尚昆對我講：“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台。”楊尚昆斬釘截鐵地講：“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
與楊尚昆談話後，我打電話告訴趙紫陽，他又約我當面細談了我同楊尚昆談話的情況。趙紫陽告訴我，他也找李鵬談過了。但是他沒有講效果如何。
當時，趙紫陽在“五四”紀念會，以及對亞銀官員的講話，黨內反應很好，學生、社會的反應也很好，以致我和趙紫陽對當時的形勢估計都過於樂觀。趙當時對我講：“看來，這次學生運動還可能推動改革。”這樣，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後，在工委會內部傳達了關於處理學生運動的基本方針（沒有涉及中常委的有關情況），並討論了香港、澳門的有關方針政策，專門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報告，以配合趙紫陽在北京的工作，報告內容共有四點，基本上體現了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內容。
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幾天，加上國內外媒體的連續報導、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的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我專門打電話給趙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再拖延了，是否準備幾百輛大客車，騰出醫院，動員醫生、護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員，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曉時，幾個人扶一個或抬一個，把絕食學生強制送往醫院，再封鎖天安門廣場，進行對話活動。我擔心如果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兩人在電話中都講這是好主意。但後​​來我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時也無能為力了。
五月十五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戈巴契夫）訪華，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時講：“今晚你還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見面，這將標誌著中蘇兩黨關係實現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趙紫陽卻對戈氏講：“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說，你同他實行了高級會晤，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係的恢復，我們兩黨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兩黨實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接著趙紫陽又講： “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幾位副社長講，這個話講糟了，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
果然，北京傳來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趙紫陽辭職了。但十九日凌晨，趙紫陽仍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來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凌晨，否定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意見，趙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著淚講，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並講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我在香港知道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消息後，因為新華社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靜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
在現場，有記者問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我完全同意趙紫陽總書記的看法。
當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著面孔宣布北京市戒嚴。
五月廿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改組的事，即於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迥異於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為免麻煩，須繞道而行。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為免麻煩，下飛機後偽裝稱是醫生。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幹什麼？他回答說，“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趙紫陽沒有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幹部會議，心裡已有準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裡見我。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已經知道，此行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來過北京，我屬於最後幾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幾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哪幾個），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已停職。小平同志講，已經沒有路可退了，才採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晌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並說：“幾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複了一句：“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後，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對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係？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誇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兇，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嘮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沉默以對，她只好沒趣而退。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以緩和語氣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報》、《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內地不一樣，處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於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問題。前文已述，我這是受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之託，再一次希望說服李鵬能盡快批准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複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一套，推託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幹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頭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嚴格說服和製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還要按照三條執行。事實上，這是對這三條有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並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並未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裡是北京首先開槍的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產黨變了，北京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了，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幹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盡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製做些實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並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覆我，趙聽後講了兩個字：“謝謝！”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歷史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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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中國共產黨向人民開槍，群眾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益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引起市民共鳴。 “黑色”大靜坐，“黑色”聲討會，從各種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以至上百萬人的大集會、大遊行，牽動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歷來對政治的冷漠，幾近瘋狂地參加運動。過去，《國際歌》、《國歌》為共產黨、大陸人所唱的歌，現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風采》，竟成了香港當時眾人唱的流行歌曲。這種借歌發揮的心態，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這個運動影響的人數，實際還遠超過參加遊行集會的人數，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華分社、左派團體內部的當地員工，幾乎都參加了活動。我們的基本群眾：愛國學生、工人、共產黨員，包括一些老共產黨員，相當多數都參加了這一活動。右派勢力也舉著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公開參加遊行。從大資產階級到勞動群眾，政治上各種傾向的人士，甚至少數外籍人士，都參加了活動，在香港社會上形成一種現象：誰不參加這個活動，誰就受孤立、受歧視。
實際上，香港這一活動具有兩面性。一面是廣大群眾表達了空前對中國愛護的熱情，希望國家進一步改革、進步，支持學生要求民主、改革的愛國運動。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不信任和反對，以及不滿共產黨鎮壓學生，反改革、反進步的做法。
當然，不排除一些對中國共產黨採敵視態度，企望社會主義中國垮台的勢力從中起影響的一面。但應該講，這不是主要的。
因為各種勢力、各界人士都參加了運動，形成一個愛國的、反對北京當局錯誤政策的統一戰線，人心起了大變化，使得我們在香港多年爭取人心的工作，亦即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到毀滅性打擊，使我們處在一種空前孤立的地位。
“六四“北京開槍後，香港市民一直處在激憤之中，不少市民以罷工、罷課、罷市，來哀悼北京死難同胞。股市下跌一千點，市值損失二千億港幣；地產物業的市值至少也下降二千億港幣。也就是說，僅是股市和地產，已損失了近四千億港幣。
市民在政治上的義憤無處發洩，就湧向中國銀行擠兌，三天之內提走一百七十億港幣，來勢異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學一批青年學生，擁護毛澤東思想，熱愛社會主義中國，被成為國粹派。現在，這批青年多已成為香港社會的精英，有的在外國銀行香港分行任總裁、經理，有的任職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後，他們中一些人聚會，多數人憤慨地主張，乘擠兌中國銀行之機，把中國銀行搞垮。這說明什麼呢？一度他們是香港最愛國、最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竟然發生了這樣激烈的變化！
當然，擠兌風潮對香港金融有破壞作用，受損害的，最終還是香港市民。工委經過討論，由中國銀行向港英政府和匯豐銀行緊急交涉。他們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發表聲明，匯豐也準備調集一些資金支援。當然，中國銀行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調度，大陸總行也調來資金支援，盡快平息了擠兌風潮。
六四後，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國領事館外大排長龍申請移民，不少內地的外派幹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開在領事館外排隊等候。中國駐外使館人員外逃的消息，也不時傳來。
香港的公司企業，遷冊風潮又起。連一向表示不移民、不遷冊的李嘉誠，也改口聲稱，是否遷冊，由董事會決定。
六四之前，新華分社門庭若市，就是請願遊行期間，接觸面也很廣。 “開槍“之後，一下子冷清下來。很多一向同中國關係較好的人士，都開始疏遠；連平時和中方關係密切的人士，也不見面了，他們也要同北京方面劃清界限，保持距離。一些商人紛紛停止與國內的生意，甚至把辦事機構從內地撤回。
六四後，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學運的團體，在新華分社大樓的對面設靈堂，祭悼六四死難者。行人經過，都參加弔唁致敬。鄭華很緊張地告訴我，黃文放帶頭搞了橫幅，準備率領社內一些幹部和工作人員去靈堂祭靈。黃文放是對台工作部部長，前次部長們的簽名，也是他帶領的。鄭華告訴我，他們對黃文放做工作，勸阻無效，鄭華要我出面再做黃文放的工作，他去勸阻群眾，我答應了。我把工委的意見告訴了黃文放，希望他不要帶領，自己也不要參加祭悼活動。黃文放不置一詞，轉身依然率領香港本地員工，打著橫幅，走出新華社大門，在對面靈堂前做了祭悼活動。鄭華的勸阻工作，只在少數內地來港的員工身上產生效果，他們沒有參加祭悼。
四個月來，新華分社大樓，以及對街體育館的牆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大字報和漫畫。 “六四”一個多月後，我們徵得港英政府同意，準備由新華分社員工自己動手洗刷乾淨。由於貼大字報所用的是膠水，洗不掉，行政處就請中資機構下屬的清潔公司幫助清洗，當然也是要給錢的。但是，“左派”機構的清潔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華分社大樓牆壁上的大字報，堅決不肯接受。
圍棋國手聶衛平要去東南亞參加圍棋比賽，途徑香港，與他同行的還有浙江省的橋牌隊。我邀請他們在新華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約他們下午四點鐘就到，因為我也喜歡下圍棋，想藉機向聶衛平討教。
聶衛平和其他人下午四點多就到了，橋牌隊的隊長須在九龍辦一點事，會晚一點來。我們一面談話，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點，他才到。問他為什麼這麼遲？他講，在九龍叫“的士”（出租汽車），的士司機聽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華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車而去，不肯載他，連叫四輛的士都如此。
後來，他只好請一個過路人幫他叫車，只講地址，不講是新華分社的地方，這才攔到一輛車載他回來。我和聶衛平聽後都十分震動，沒想到，連的士司機這樣的基本群眾，對我們都持這種態度。
六四後，為爭取港人恢復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領導班子的態度，我積極徵求港方中上層一些肯接近我們的人士，鼓勵他們訪問北京。包玉剛、李嘉誠同意去北京，但只見鄧小平。我同意為他們安排，包、李也先後見到鄧小平。他們回來後都和我聚會，談了會見情況。包玉剛談及鄧小平對英國政府持強硬對強硬的態度；李嘉誠則語焉不詳地表達了他的憂慮：“如鄧先生所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鄧先生所言”，是和包玉剛講的同一內容。
其他先後有幾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條件是只見江澤民，不見李鵬。我也答應，做了安排。他們見到了江澤民。也有人同意見江也見李，但要求見李不公開，不發新聞。我同樣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羅德丞沒有拒絕，他見了李鵬，做了公開報導。
大多數去北京訪問的，不管見了誰，回港和我談及感想，都異口同聲說“北京領導人不了解香港情況”，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說，“他們（指會見的領導人）把香港當敵人看待。”我不便細問，也就很難對這些人做解釋。
後來李後給我打電話說，江澤民不願意再單獨見什麼人了，理由是如果他們不願見李鵬，他一個人不方便單獨接見。這樣，約好的幾批人士，便遲遲不能成行，又不便將江澤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給他們，只好藉辭拖過去。我深感香港人心變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後香港工作實在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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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風波中，香港新華分社與各中資機構的不少員工，參與、支援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六四後，工委討論決定，不管是參加簽名、遊行、募捐等支援活動，“一律不咎既往”，自己接受教訓，不要求做口頭或書面檢查，並將決定報告中共中央。姬鵬飛很快通知我們，表示同意工委意見。四中全會期間，我向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又匯報了這個意見，得到他的同意，我們便向各單位做了傳遞，穩定了內部不安的情緒。
可是，七月間，我去北京參加姬鵬飛主持的港澳工作會議，會議上又要求工委及所屬單位對六四期間港澳出現的“問題”，作出“反思”。所謂“反思”，就是“檢討錯誤”的同義詞。當時，北京從市到中央，從個人到機關黨委，都紛紛在做“反思”，實際上在搞“人人過關”，大搞“秋後算賬”。姬鵬飛已經通知我們，同意工委“一律不咎既往”的意見，江澤民也同意了，現在又要“反思”，出爾反爾，我沉默以對，不表示態度。周南見狀，出面打圓場說：“反思一下有什麼要緊，我們外交部黨組也做了反思。”我點點頭，表示接受。
回港後，在工委會上傳達後，我表態說：“整個六四事件期間，我不止一次說過，工委在處理上如有什麼過失，將來追究責任，你們（指其他工委委員）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實際上，也都是我做的決定。我們對下已經宣布對六四期間發生的問題，既往不咎，現在中央又要我們'反思'，我考慮，我們沒有犯什麼錯，但不'反思'又不行，請大家考慮怎麼處理。如果要'反思'，也只由工委'反思'，下面是否不傳達，也不要求他們'反思'。工委的'反思' ，如果犯了什麼錯誤，責任還是在我，不要大家負責。”會議上發言的很少，最後結論是：“寫一個反思吧！”把“寫”的難題，交給了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
我考慮了幾天，和佘孟孝商量，如何“寫”“反思”。佘也有個初稿。共同的意見是，我們沒有什麼錯誤要檢討，但作為教訓入手，可以“寫”幾點“認識”。對北京學生愛國運動，以及港澳的支援運動，如何提法？最主要的是對關於“動亂”、“暴亂”的定性，在“反思”中如何提，斟酌再三，採用了“北京風波”的提法。
這樣，“反思”在工委通過了，報送給中央。十月，五中全會期間，姬鵬飛談到工委的“反思”報告，竟說：“你們的'反思'報告，寫得很好！”我真不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聽錯了。
七、八月間，港澳辦一位幹部私下告訴我，江澤民在工委的“反思”報告上做了“批示”，大意是，“看來，許家屯是'右傾'，工作上應該調動一下。 ”中央辦公廳將這個“批示”送港澳辦秘書處，還沒有來得及送給秘書長李後，中央辦公廳又派人取回去了。什麼原因，取回去的人沒有解說。我相信這位幹部送給我的信息。因為不久前，也是他告訴我另一件事：江澤民用了兩天時間，聽了李後、魯平的匯報。匯報的情況他不清楚。從這位幹部說話的神情看，對我不是一個好的訊息。
四中全會，江澤民正式登上總書記寶座後，曾主動找我談了一次話，兩人談得較融洽。他當時還同意工委的意見，六四期間，參加支援活動的港澳中方機構人員，不管情況如何，一律不咎既往。他是黨的總書記，實際上他代表中央批准了工委的決策。
從他聽到李後、魯平匯報後，他的態度有了改變。數次我去北京，我讓秘書和他的秘書聯繫，要向他匯報港澳情況，他的秘書是他從上海帶到北京的，以往對我態度很友善，每次接到我秘書的電話，有事隨即解決；可是現在語氣變了，老打“官腔”，先是說江澤民日程排得很滿，有空再通知我，隨後便無音訊了。一次還罷，兩次，三次都如此。使我不僅感覺一旦官做大了，人就變了，還預感江澤民對我的看法，也有變化了。
這位幹部送的信息，證實了我的感覺，江澤民已給我“右傾”帽戴，準備“秋後算賬”了。
後來五中全會時，我主動找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即緣起於此。
六四風波“穩定”後，上至中央，下至市委、各機關、部隊、學校、團體，從單位領導人以至個人，都紛紛進行檢查、“反思”，大規模地進行“秋後算賬”。中共雖然批准了工委在港澳實行“一律不咎既往”，實際上又不斷施加壓力，進行“算賬”。不同的是，北京是全面“算賬”，香港只是個別清點。
港澳辦在六月底，專門通知工委，要我去北京開會，討論六四期間，關於港澳報刊報導問題。我和張浚生商量，匯報時，突出當時香港的社會情況，雖然兩報的報導有過分之處，但我們已經宣布一律不咎既往了，今後要“轉變”過來，還是不能急，要逐步來，著重點還是要大家接受教訓。
我和張浚生一同參加會議，姬鵬飛主持，港澳辦、外交部還是那幾位與會。中央對外宣傳組負責人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長曾建徽，專門參加了會議。
一開始，曾建徽便責問：“《文匯》、《大公》怎麼搞的？”與李鵬廿五日和見面時的責問口氣幾乎一樣。朱穆之隨即附和，指明要工委匯報《文匯》、《大公》的問題。
張浚生按準備好的提綱做了匯報。曾建徽不斷插話，指責：“共產黨自己的報紙，罵自己共產黨，實在不可思議！”我估計他們是帶著“尚方寶劍”來的，等待他們提出“指示”。
張浚生匯報到工委的處理原則，轉變要逐步來，不能急，要容許兩報員工有接受轉變、接受教訓的過程，急則可能生變；並且也要讓社會有個接受的過程。這是，我觀察到曾建徽不斷搖頭。
我還是做了補充。一開始，我用的仍是對李鵬講的觀點：不能用內地的標準來要求這兩份報紙，更不能用內地六四後的處理辦法，來處理這兩份報紙。六四期間，兩份報紙的做法，也是不得已，當時香港社會上與報社內部，群眾激動的程度，報社領導已很難控制。連我們工委也是如此。報社為了不被內外部群眾沖垮，為了保留陣地，才做了權宜處理。我們應設想當時報社領導人的處境。我強調，處理《文匯》、《大公》，特別是《文匯報》，不能急，更不能用內地的辦法。 （當時，內地各新聞機構正在大搞“秋後算賬”、“人人過關”活動，還把大批參加支持學生愛國活動的記者、編輯，調職、撤換以至逮捕。）既然已將中央批准“一律不咎既往”的政策宣布了，就只能在原基礎上，加強教育，逐步轉變，，讓他們有個接受教訓的過程。
朱穆之、曾建徽經我這麼說後，他們相互看看，沒有表示贊同或反對。與會的其他人看來也插不上嘴，姬鵬飛也沒有表態。因為他們都沒有公開表示異議，我也就認為他們同意了。
朱穆之還是開了腔，他問：“在香港辦一份《人民日報》樣的黨報，怎麼樣？”曾建徽進一步問：“《大公》或《文匯》，改一份為黨報，怎麼樣？”於是，姬鵬飛也加入了討論。
我很不以為然。在香港辦《人民日報》式的黨報，不可能辦得成功，《人民日報》海外版便是例證。鑑於當時氣氛，不便反對，只好敷衍說：“我們回去研究研究。”他們也同意了，算是結束了會議。
回港後，工委討論時，請兩報黨員社長、副社長楊奇、陳伯堅列席，傳達後，大家都感到壓力沉重，但還是堅持處理兩報既要“轉變”，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壓的原則。 “轉變”則採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內外都能有一個可接納的過程。要兩報黨內外工作一齊做。工委決議指定由張浚生出面告知《文匯報》社長李子誦，有關北京和工委的意見，請他諒解，支持。
說服的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過於心急，往往語不擇言，矛盾緩和不下來。他本人情緒也不正常，時常和張浚生起衝突。有一次，他竟然對人說，準備隨時被調回北京，開除黨籍，坐牢。我為此特地找陳伯堅談話，我說：“你在運動中的問題，沒有那麼嚴重。歲數已這麼大，早該退休了。看破一點，了不起受點處分。這也許是我們這類人最後一次的考驗，不要太緊張，還是把當前的工作做好。”我和他也是老朋友了，新華總社要他退休時，是我留下他到《文匯報》工作的。我半開玩笑地說：“我們犯了一樣的毛病。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共進退好了。”不料一語成讖，我來美後，他也被解職調回內地。不久，我從報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悵然許久。
陳伯堅和報社一些同仁，同社長李子誦的關係，搞得很緊張。李子誦和一些同仁對“轉變”，思想不通；陳伯堅又要求過急，報紙每天要和讀者見面，特別是北京有人瞪著眼，盯著看這張“共產黨自己罵自己”的報紙，看你如何“轉變”。變成幾乎每天都有陳伯堅和人衝突的消息。最後，爆發“文匯之友”事件，引起更大矛盾。
張浚生在工委碰頭會（每天的例會）上表示，有人報告說，李子誦某人和劉賓雁、陸鏗、金堯如等一齊吃飯，商談組織“文匯之友”，要《文匯報》“獨立” ，拉出左派陣營。什麼北京不清楚，估計可能是台灣或某國，以台灣的可能性大。他還說，“文匯之友”已公開發表了聲明，要《文匯報》“揭竿而起”，成為“筆桿子和槍桿子的橋頭堡”，情況顯得很嚴重。討論結果，一是要陳伯堅出面召開社務會議，爭取李子誦參加，如果情況屬實，要公開聲明澄清。二是要報北京備案，以防真的“獨立”了，不好交代。
陳伯堅立刻會報社開會，擬了“聲明”，李子誦對“聲明”有不同意見，陳伯堅便召開社委緊急擴大會，通過了“聲明”。李子誦不肯參加會議，以陳伯堅越權，非法召開社委緊急擴大會議為由，發出書面通告，解聘陳伯堅的副社長職位（陳伯堅的副社長職位，是社長李子誦發的聘書）。
那天已經下午十點多鐘，張浚生要求召開工委緊急會議，匯報《文匯報》所發生的事件，認為李子誦斷然解僱陳伯堅，證明“文匯之友”的情況是準確的，如不相應採取措施，《文匯報》就有被“拉出去”的可能。
討論中，有人提出改組《文匯報》董事會、社委會，開除李子誦的一切職務。其他有關人員，也相應處理。但《文匯報》是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這種做法也不合香港法律程序。一時之間，考慮不出更妥善辦法，又擔心不立即處理，第二天李子誦有進一步改變《文匯報》的行動，出現無法挽回的局面。
我同意立即果斷處理，但不贊同開除李一切職務。李子誦是我們黨的老朋友，“文匯之友”活動他不是主動者，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不解除他社長的職務，已無法解決問題，但要留有餘地。我主張《文匯報》董事長職務不動，一切待遇（政治的、經濟的）不變，得到大家同意。
我們又繼續討論了幾個問題，包括用什麼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誦的社長職務？有人提議：採“停止留用”的提法，較為緩和，大家同意。
其次是《文匯報》的股權如何轉移給新華社指定代理人的問題。由於香港《文匯報》約有三分之一的股權仍由上海《文匯報》所有，須與上海市委聯繫，請他們支持轉移過來。還有一部分由原總編輯金堯如名義擁有的，金堯如已離職，也要轉移過來，以確保新華分社所擁有的股權。
金堯如參加了“文匯之友”的活動，有人主張撤銷金堯如在董事會內的董事職位。我不主張牽連，而且必須召開董事會才能取消董事，新華分社不可能出面做這種事，因此處理金堯如的意見，未獲通過。
有人提議報北京批准。我考慮時已夜深，又不能再拖，並且一旦上報北京，他們還可能說工委“手軟”，應該要更嚴重的處理。我於是說，等不及了，我們報告備案就可以了。
最後，會議決定張浚生當晚代表新華社去文匯報社宣布決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誦家，做李本人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懷著內疚，到李子誦家去做“工作”。我能和這位愛國、正直的老人說什麼呢？我當時只能請他諒解，請他保重身體，建議他外出休息，如去內地，我願意代為安排一切。我真誠地表示：“李老，你仍是共產黨的朋友。”（當時，我還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代表。）
我對李子誦很抱愧。特別是，當後來知道，“文匯之友”活動真相，不是那回事時，更感不安。現在乘此篇幅，謹向李老道歉！
76
七月上旬，姬鵬飛專門召集、主持了一次討論香港“六四”以後形勢的會議，主要討論了關於“港支聯”的問題。
香港支聯會，以香港激進民主派為骨幹，以司徒華、李柱銘為首，他們抓住了香港各界市民支援天安門愛國學生運動的機​​遇，建立了“支聯會”，取得了空前的發展。這是一個以中右為主，綜合左、中、右的統戰型的組織，其領導權掌握在激進民主派手中，當時幾乎網羅了香港各方追求民主自治的團體，也包括不少原來對政治比較冷漠的中間性社團，甚至還有部分左派組織。他們在六四事件中，對北京採取了異常激烈的鬥爭策略，呼喚要“打倒鄧、李、楊”、“打倒法西斯”，聲明不承認“李鵬政權”的合法性，誓不與“李鵬政權”交往。
會議上，北京認為這是一個企圖顛覆中國政府的組織，是西方某些國家和本地反共勢力結合起來，企圖將香港變成反共基地的工具，要求英國予以“取締”。姬鵬飛同意李後的觀點，“對英國政府縱容港支聯的做法，我們要進行交涉，要求英國政府撤銷對港支聯的註冊，取締港支聯。”
工委的看法有些不同，會上我們分析，據我們情報部門了解，支聯會確有少數人利用這個組織進行反對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這些少數人當中，有外國、外方勢力的代表，想把香港變成公開或半公開的反共顛覆基地，廣大群眾出於義憤，參加活動，跟著喊了些過激的口號，我們應該採取分化、爭取的政策——爭取大多數，孤立打擊極少數。我們同意採取由英國人出面，用香港法律手段，取締“港支聯”。英國法律是禁止顛覆英皇的。在香港公開號召顛覆中國政府，打倒中國政府的口號，我們可以向英國政府進行交涉，但估計英國接受的可能性不大，主要還是要依靠我們自己今後的工作。
有人要把香港變成反共顛覆基地，我們認為歷來就如此，現在只是一些人想利用這次運動，把過去的秘密狀態，轉為公開，或半公開化。情報部門已經初步了解，內地參加民主運動的一些人外逃，靠港支聯幫助他們，不但出錢，還有專人在進行。有些外逃的人，先住在這位“專人”的家中，然後取得外國簽證，離開香港。這樣一些少數人，是重點打擊對象。
會議中沒有對工委的分析再進行討論，結論是要向英國政府交涉，“取締港支聯”，並經過其他方面的工作，逐步削弱以至取消這個組織，取消這個被某些勢力利用，以香港為基地，意圖顛覆中國政府的工具。
會議還對恢復基本法起草活動，聽了李後的發言。李後根據香港在“六四”中的表現，提出在基本法草案裡，須增加防止顛覆政府活動，以及緊急時期實施戒嚴等內涵的意見。與會者沒有異議，也通過了。
會後，外交部和香港新華分社，分別向英外交部和港英政府，提出取締港支聯的交涉。我們還在香港進行了輿論上的“攻勢”。英國政府則以港支聯註冊，不違反香港法律為理由，拒絕了中國的要求。此外，我們說服了一些參加港支聯的左派和中間派社團，退出港支聯。有些中間派社團，由於他們自己的原因，也退出了港支聯，這對港支聯而言，只是“削弱”了一點。
七月廿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艾中的文章，題為《一國兩制，不容破壞》。我們事先並不知道這事，感到很突然。查問後知道文章是港澳辦起草的。香港社會對這篇評論反應強烈。我感到文章有兩處不妥，一是公開了少數人企圖把香港變成公開或半公開反共基地的內部分析，而且文章的措詞，引導人們認為：在香港凡參加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人，都想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打擊了一大片，廣泛樹敵，這不僅不合乎事實，而且極不策略。
第二，幾乎是公開點了李柱銘、司徒華的名字。我感到這樣公開視二人為“敵”，非但不能孤立他們兩人，且會提高他們的政治知名度，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還造成以後無法接觸這兩個人，無法進行工作的局面。這兩個人的立場，我們是早就知道的，做為今後政治鬥爭的對手，我們應該既有鬥爭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 “六四”以後，他們對中國形勢估計錯誤，採用了過激的策略，當前，和他們鬥爭成為主要的一面，現在這樣公開點名，實際上是不留餘地了，也是過激，不策略的做法。
我考慮先設法澄清第一個問題，須向香港社會做些解釋的工作，設法沖淡一些《人民日報》文章所引起的激烈反應，把多數和極少數分開，澄清“反共基地”與多數人是絕不相干的。我立即組織人寫了一篇文章，重點闡述這一觀點。寫完後送北京，希望仍然在《人民日報》發表，結果李後傳話來，只同意在《瞭望》雜誌上發表。當然，這篇文章的基本立場是維持《人民日報》那篇文章的，所以效果並不大。
“六四”後，我與司徒華、李柱銘私下有過直接、間接接觸，當時目的是為了留有以後恢復合作的餘地。但北京是不知道的。他們不會贊同，並且事前可能會組織，事後可能“記賬”，如不立即批評的話。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港支聯“取締”、“取消”的策略方針是錯誤的，是達不到目的的。這個錯誤策略，不僅“九七”之前無法達到，“九七”後也少有可能。如果屆時採強硬措施“取締”，不僅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要進一步付出政治上的代價，也會使特區政府處於極為困難的地位，損害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心。明智的做法是“容忍”，爭取大多數，逐步改變他們對中國的態度，隨著大陸本身的不斷改革開放，時間日益接近“九七”，香港和內地關係的日漸密切，實現這一方針、策略是完全可能的。

這一錯誤方針、策略的製定，我是參與並同意的，我有責任。

第十五章 中英關係的新低潮

77
“六四”事件後，中國同整個西方世界關係惡化，中英關係也惡化了。中英之間不斷發生衝突，中英關係又進入了低潮，結束了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後短暫的合作期。
英國與整個西方世界共同對中國採取強硬的製裁政策，英國中斷了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接觸，也片面中斷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會議，中英之間關於香港問題的一切磋商，幾乎完全停頓。英政府對社會群眾的愛國運動，採取支持的策略，這樣不僅可取得廣大市民的好感，也可更加惡化中國的形象，削弱市民對中國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群眾愛國運動的發展，會影響香港的治安，以致無法控制，引起中國的交涉和乾預。六四後，他們處理全市罷工、罷市、罷課的做法，是矛盾而高明的。
港英政府對市民的愛國活動給予便利，例如開放跑馬場讓群眾集會，這是開了以後從未有過的先例。另一方面，他們又加強保護新華分社與中資機構。當時，新華分社大樓門口不斷有遊行、請願、日夜靜坐、絕食示威等群眾活動，新華分社對面牆上貼滿了標語、漫畫，觀望的群眾很多，情況緊張，港英政府除了增派警察巡邏之外，還加派了幾十名警方人員常駐在新華分社。我們把大樓底層讓出一部分給他們住，他們架設了電話、監視電視等，佈置了相當周全的保安措施。以往歷史上，香港的九龍暴動，也曾發生過襲擊中國在港機構的事情，當時，港英政府事先並沒有採取預防措施，這次，他們很主動，而且還是事先徵求我們意見，取得同意後，才這樣做的。他們對中資各銀行、報社等其他中方機構，也是如此。

六四後，工委也做了發生最嚴重情況的準備。我們將工委負責人分為兩組，一組堅守新華分社大樓，準備應付任何嚴重情況，一組撤至赤柱招待所，準備在新華分社無法與外界聯繫時，能繼續進行必要的活動。我決定留在新華分社大樓，鄭華、喬宗淮去赤柱。

“六四”前，港督衛奕信主動邀請我去港督府吃“午茶”，經外事部報告外交部同意後，我去了。衛奕信問我對北京發生事情的看法，我能告訴他個人的看法嗎？我特殊地運用了外交方式：“奉命告訴閣下，北京天安門前的活動，是動亂。”衛奕信表示理解的態度。
當談到香港本地社會支持北京學運活動時，衛奕信告訴我，四月廿一日號稱百萬人的遊行活動，據港英政府警察部門統計，約五十萬人左右。他們盡全部力量，保持了活動沒有發生意外。他並向我表示，他們也會盡力維護中國在港機構的安全，在這方面，感謝新華分社給予他們的合作。我也對港英政府保護在港機構安全的措施，表示了感謝。
我與衛奕信正式談話後，在他從會客廳送我出港督府邸的中間閒談，他談到，現在這樣的形勢下，處理事情很難，表達他處境有困難的心情。我當即同情地表示：“我理解。”他聽後很感動地說：“你在一個大省負過領導重責，有經驗，知道遇上這種情況會有什麼問題。”我同情地回答他：“我理解你的困難，我們彼此差不多。”衛奕信普通話很“標準”，我們是用普通話直接交談的。
我與衛奕信第二次見面，也是衛奕信主動邀請我“午茶”，當時中英兩國關係已相當緊張了，按北京指示，新華分社外事部與港府政治顧問正為取締港支聯問題，進行交涉。我方提出要求，要港英政府撤銷港支聯的註冊，英方表示，註冊是按香港法律辦理的。我們又提出，按香港法律，也不能容許一個組織顛覆英國皇室，據此，還應撤銷港支聯的註冊。英方反駁：按香港法律，港支聯可以存在並活動。雙方互不相讓，僵持不下。但我和衛奕信見面時，雙方都沒有涉及這一問題。他關心的，似是北京的高層情況，我無法滿足他的企望，朋友似的閒話了一陣。
我向衛奕信談起香港有人提出的“居英權”問題。這件事，先是香港某集團的經理以一個組織的名義提出的。出發點是“六四”後香港的精英移民太多，影響了香港企業的運作。這確是事實。由於企業界的管理人員移民太多，沒有移民的也不安心，紛紛準備移民，人才流失嚴重。香港社會上普遍感到企業管理人缺乏，採用高薪挽留準備移民的管理人才，一年加薪兩次，有的甚至三次。在這種情形下，這些人提出“居英權”的想法，就是現在給予居英的權利，但不馬上移民英國，九七後，假如中國政策開明，香港還同以往一樣，就不一定移民，假如認為情況不行，那時再移民。依照港人的說法，現在的移民辦法，都要坐“移民監”，要住在當地，取得居民身分後，才能回香港。 “居英權”就避免坐“移民監”，不致影響當前為企業服務。他們將這個想法公開登報，私下活動，對英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英國政府給予這種權益。看來，英國政府把這個想法接受過去了，並用來解決在港英政府中服務的公務員問題，藉此解決他們沒有信心、想移民的情緒。

我與衛奕信談了個人的見解，因為當時北京還沒有這方面的指示。我對衛奕信講，關於“居英權”問題，我個人的看法，這個設想的提出，可以理解，但有些問題將難以解決，後果可能嚴重，假如“居英權”應用在公務員身上，九七後特區政府在連續運作上會產生很大困難，有“居英權”的公務員，對未來特區沒有信心，大部分走了，特區政府內將缺乏熟悉情況的人。假如那時香港情況好，大部分公務員有信心，拿著居英權不走，留下來為特區政府辦事，他是效忠英皇？還是效忠特區政府呢？那時他們在心理上、在實際上，都會存在這種矛盾，希望你們能慎重考慮。實際上，我向衛奕信預告了中國難以接受的立場，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北京的態度。因為我採取商量的口吻，衛奕信聽了，只是點點頭，沒有表示態度。

不久，在姬鵬飛召集的港澳工作會議上，周南把外交部準備給英國外交部針對“居英權”的抗議書，提出討論，文稿上把問題提到違背和破壞中英聯合聲明的高度，要英國政府為其後果負責。

我發言建議，這樣過於強硬了。我講，據我了解，問題不是英國提出的，是英國“接受”過去，並增用於港英政府公務員，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港人上層和中層相當多數人是讚成和希望英國這樣做的。是不是要提到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的高度，需再斟酌。我們如果太強硬了，會影響這些人的情緒，影響到這些人的爭取工作；如須公開發表抗議書，是否措辭和緩些，提法上不要這麼高？姬鵬飛同意我的看法，當場叫周南改一改。但後​​來公佈的抗議書，態度還是很強硬，實際上還是指責對方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

當時，中英之間還發生了幾件事。一是徐海寧事件，一是楊洋事件。

前文已述，新華分社幹部徐海寧在六四期間，頻頻參加香港社會上的活動，四月廿一日百萬人遊行大集會時，他打著新華分社的橫幅參加，並且在跑馬地大會上，以新華分社人員的身分發表演講，被媒體廣泛報導，一時成為香港的風雲人物。這件事發生後，我制止了鄭華要追究的想法。但徐海寧自己很緊張，離開新華分社，躲藏起來。我們擔心他外逃，派人找到他。據找到他的人講，他住在一個朋友家，情緒有些恐慌，精神有些失常。派去的人告訴他，回新華分社不會有事情，他不相信，不肯回。可是不久，他自己又回來了，我們不但沒有責備他，我還交代有關部門領導去安慰他，試圖穩定他的情緒。

但是隔了幾天，他又悄悄地跑掉了。我們很快得到消息，說他被港英政府送到倫敦去了。我們立即向北京做了報告，北京要我們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交換徐海寧，港英政府表示不知道有徐海寧其人，事情就“掛”（擱置）起來。

當時，新華分社有關部門發現不少中資機構的人，在一些國家總領事館門前排隊申請移民。還有一些中資機構的人私下談論，不調他回內地則已，如調他回內地一定不回，必要時準備去外國。我們在心理上對此已有準備，估計香港中資機構會跑掉一些人，因此，徐海寧的事情，沒有做為一件重要的事情看待，向英國交涉，也只是讓港英政府有所顧忌。

不久，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發電報去外交部和港澳工委：徐海寧自己跑到中國駐英大使館，要求回國。徐海寧自稱，是港英政府派人把他送到倫敦的，至倫敦後，被安置在一個難民機構，一天給他七十英鎊。開始幾天，還有人陪他在倫敦參觀。後來，就沒有人理會了，他感到沒有希望，就跑到大使館要求回國。大使館給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法寶，徵詢如何處理。

我們同國務院港澳辦和外交部交換意見後，給倫敦大使館回了電報，希望把徐海寧送回國內，可是大使館又來電報說，徐海寧又跑掉，找不到了。原來英國方面知道徐海寧與中國大使館聯繫後，給徐海寧轉移了地方。

隔了幾天，徐海寧再一次跑到大使館，這次大使館把他留下了，並同英國政府交涉，要​​讓他回國，為他訂好機票。英國政府要求派人同徐直接談話，被中國大使館拒絕了，只同意在機場由使館人員陪同下，讓英國方面派來的人問話。據說，英方只問徐海寧：回國是不是他自己的意願？徐表示是的。就這樣，他離開英國，被送回國內。

北京的意見是要港澳工委自己處理這件事。我們就確定讓他先回到廣州，在廣州八辦招待所休息，派人給他做工作，穩定他的情緒。因為香港的傳播界到處找他，徐海寧又是杭州人，我們就與浙江省委聯繫，把他送到杭州，請浙江省安排一個地方，讓他休息。我們考慮徐海寧這樣的情況，已不適宜回香港工作，就同浙江省委商量，讓他留在浙江，另外安排工作。

同一時期還發生楊洋事件。楊洋是北京市的游泳運動員，到香港旅遊期間逾期未歸，並且公開聲稱，因為怕回國受迫害而要求政治庇護。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江蘇同名的羽毛球運動員，後來才知是北京的運動員，派人了解並向北京方面查詢，知悉楊洋並沒有受迫害，只是他不想回去了。據我們調查，當時港英政府還沒有與楊洋接觸，但台灣方面有人同他接觸，台灣當局也表示願意接收他。我們很擔心他會到台灣去，就一方面派人對楊洋做工作，希望他能回內地；另一方面，新華分社外事部長紀紹祥直接向我匯報，港英表示，只要我們發表聲明，保證楊洋回大陸後不受處罰，可以把他們已扣留的楊洋，按處理逾期居留者的慣例，送回中國。

我表示可以，並徵得北京的同意，發表了聲明。大意是：對“六四”前後滯留在港的內地居民，無論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返大陸後一律不予追究。

聲明發表以後，美國總領事館卻給了楊洋簽證，讓他去美國。外事部知道後，立即向港英方面交涉，港英卻表示，人已經走了，“無能為力”。對港英這種不重信用的做法，以後如何交往呢？紀紹祥又找政治顧問交涉，他只是表示歉意。

北京港澳辦、外交部和新華分社商量，為遏止港英政府不守信用的做法，要同英國較量一下。因為大陸每天都有非法逃港人員，中英雙方協議，港府的邊防抓到後當天立即遣返。因此決定，假如這一問題得不到英國進一步承諾，我們就拒收遣返人員。在港英交涉不得要領的情況下，我們邊境上就開始拒收遣返人員。香港社會反映十分強烈。我當時考慮，如果時間拖延太久，不利於爭取人心，因此，我就請包玉剛去見港督，告訴他，北京採取強硬態度，是鄧小平的意見，不是下面工作人員決定的。我並且請包玉剛告訴港督，解決楊洋事件，我們只要港府重新做一承諾，以後不再發生這種事情。同時，由紀紹祥向政治顧問，也提出同樣要求。

包玉剛把信息透露給港府後，沒有答复。我又專門找了嘉道理，請嘉道理運用他的影響，再一次向港英政府傳達這個消息。過了一天，嘉道理告訴我：“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經做好了，等消息吧。”果然，港府政治顧問找紀紹祥做了口頭承諾。我們認為這件事就過去了。傳媒界有人問起，我們就把港英的承諾予以宣布。可是，政治顧問又出面否認，我們不得已，又做了澄清。最後，港府在十月廿六日《南華早報》頭版，發表了他們的承諾，表示香港政府無意讓香港被用做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基地，……港府將繼續對香港的特殊情況、中國政府所關注的問題和利益，予以慎重考慮。

我們在十月廿三日，港府私下口頭承諾後，即結束了拒收遣返人員的做法。在整個事件中，廣東省很支持，廣東的邊防部隊給了很好的配合。

78

中英關係的惡化，還突出表現在英國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採取強硬、進攻性的態度，使雙方關係進一步緊張。

八九年八月十四日，港英政府常務司屈珩發表題為《收拾殘局》的講話，表示“六四”事件使港人信心受到打擊，他要港人研究九七後中國的駐軍問題，以及基本法草案中有關宣布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條文，還提出希望中國當局延期頒布基本法。

香港本來就有人擔心中國在香港駐軍。在中英聯合聲明談判期間，鄧小平批評耿飆講香港不駐軍是胡說八道，曾引起震動。 “六四”北京用軍隊鎮壓愛國學生運動，更使港人震驚。屈珩重提這一問題，政治上的企圖顯而易見。

屈珩用《收拾殘局》這個講話向中國發動攻勢，顯然不是他個人的舉動。我們研究之後，根據北京確定的精神，決定給予回應。並報告北京備了案。

八月十八日，我們以新華分社名義，評論屈珩的講話，是“公然干涉基本法起草工作”；並在香港《文匯報》上發表專論，指出屈珩這樣做，違背了起碼的外交常識。第二天，北京也有反應，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基本法的起草和製定，是中國的事情，不容干涉，並突出：“最近一段時間來，包括港英政府常務司在內的一些英國官員，公然對基本法起草工作橫加指責，粗暴干涉，甚至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提出中國不要在香港駐軍的荒謬主張。”把事情提高到英國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的高度。

駐軍問題是基本法起草中，突出爭議的問題之一。雙方爭執不下的背後，還有一個香港添馬艦海軍基地，及英軍在港三軍總部的問題。當時，英國似乎還不便公開提出。

英軍在港的駐地共有二十多處，分散在新界、九龍和港島。英國給中方的交還方案，是九七年英軍撤走時，將這二十多處兵營，一部分交給中國，主要是新界等邊沿地區的駐軍點；一部分交給特區政府，做為紀律部隊（即警察）等部門使用；還有一部分位於市區的，改為商業用地，這包括添馬艦海軍基地和窩打老道兵營等處。

添馬艦基地是英國駐港的海、陸、空三軍總司令部。據我們了解，添馬艦不僅是英軍的總指揮部，還駐有特殊部門，許多現代化的偵察手段、設備，可能都集中在那裡。傳說英國政府曾經想在九七後將其改為總領事館，並放出空氣進行試探；中國也放出空氣，表示不贊成。也有傳說，英國打算把添馬艦拆毀。後來又有傳說，把海軍基地搬到一個小島上，再把這裡填海造地，作為商業用地。 （現在英國已單方面將海軍基地搬遷昂船洲，英方也單方面宣傳，九七年就添馬艦三軍總部移交給中國。）

中國的軍事部門，以總參謀部為主專門成立一個小組，按英國提供的資料，在港英政府的同意和配合下，到香港實地視察。港澳工作會議上，也曾做過討論，基本同意英國的設想，但有些方面也有異議，主要是認為應在九七後由中方決定。是否把市中心區的駐軍點改為商業區，​​中國內部也有不同意見，軍事部門想要全部接收，港澳辦、外交部則不想全部都由軍事部門接收……。他們之間交換意見得不到結果，因此難以具體與英國交涉。

李後曾當著姬鵬飛面，要求我幫助他們向楊尚昆反映，要楊尚昆支持他們的意見。我尚未來得及向楊尚昆講，就退休了。

79

北京宣布戒嚴之後，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原定五月廿二日國內草委組團來港，因北京政局劇變而臨時延期，姬鵬飛也取消訪問香港。一些香港人士先後公開宣稱辭去基本法草委或諮委的職務，原定六月三日舉行的諮委會第七次全體大會，因北京和香港的形勢而宣布延期。

北京“六四”的槍聲，更使港人感到唇亡齒寒。九七之後，香港能否保持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中國能否兌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還有沒有民主和自由？都引起港人質疑。出於爭取九七後有更多保障的心理，港人對基本法的內容，特別是政制的民主進程，有了新的要求，政制方案的爭論，因而更為激烈。

激進民主派勢力乘“六四”之機，空前膨脹，他們又乘香港人普遍接受“民主拒共、民主限共”之機，要求基本法重新諮詢、重新討論，一部分人甚至喊出“徹底否定基本法”的口號。

社會各個階層、各個派別，包括中間派（其中包括一些左派）所提出的政制方案，都要求加快民主進度，即直選進度。

在敘述各方要求加快民主進度，提出新主張、新方案之前，有必要回述基本法徵詢草案中，“主流”方案的一些情況。因為，後來的所有加快進度的方案，幾乎都是針對這個“保守”方案提出的。

回顧八九年，基本法徵詢草案出現了“雙查方案”，它是以草委查良鏞“主流方案”為基礎的產物。

八八年底，草委會政制專題小組在廣州開會前，十一月的某一個星期日，我正在深圳貝嶺居休息，查良鏞找我，他是草委專題小組的召集人之一。我即請他來貝嶺居，順便請他嚐嚐揚州新來名廚的淮揚菜。

見面後，查良鏞向我介紹了他所設想的政制方案：行政長官以大選團方式產生；立法局議員普选和其他方式產生的比例分配等等。最主要的是，他主張由第四屆開始“檢討”全面實行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局議員，即九七後十五年，通過一定程序（例如立法局多數通過，或全民投票），決定是否全面實行普選立法局議員和行政長官。

我並未對大選舉團及議員產生比例表示異議，但對第四屆就“檢討”，認為快了些，建議是否可以推遲一至兩屆。我當時考慮，形勢發展難料，民主步伐之快慢，不可完全由人為規定，“立法”時應將“安全”係數打足一點。如果條件提早成熟，“法”是可以修改的，“檢討”也可以提前。

他解釋說，如果第四屆時普選條件仍不成熟，“檢討”還是有可能通不過的。

因為是交換意見，而且未來變數甚多，所以沒有繼續討論下去。

在廣州的政制專題小組會議上，查良鏞提出了他所建議的這一方案。據說他還有一個方案，主張將普選延至九七的三十年後，因為過早外洩，遭到反對，而改提現方案，將普選“檢討”提前了十五年。

我對這個說法信疑各半。信的是：是否我的意見影響了他，在我們會談後，他修改了原來的打算？疑的是：我的意見是推延一至二屆，即五年或十年，而非十五年。立法局議員第五屆、行政長官第四屆“檢討”實行普選，是查和我交談時他原來的主張。

但不管事實為何，查良鏞後來在爭論日趨激烈之際，被記者所逼，說：“許家屯比我還保守。”確是實情。在他和我交換意見時，我的看法的確比他還“保守”。

查良鏞的方案，在廣州專題小組會上略經修改，被稱為“主流方案”，各方議論很多，主要批評是“保守”。

當時，姬鵬飛事先沒有召開會議，統一黨內意見，我不知道李後、魯平他們主持專題小組會議時，是否有“底”。我和查良鏞交換意見，也只是自己的想法。當時其他方案也很多。以“主流”二字形容查良鏞方案，我認為未免為時過早。

為此，我曾問過參加會議的毛鈞年，為何稱查方案為“主流”方案？毛鈞年回答說：“是小組多數人的意見。”

兩個月後，草委會全體會議在廣州花園大酒店召開，主題是審查表決各專題小組的草案，為基本法第二次諮詢草案做準備。會議決定，除將專題小組議定的條文逐條付諸表決外，草委在徵得規定人數聯署後，還可以提出專題小組草案以外的提案。

在開會前，我曾向姬鵬飛建議，是否開一次黨員草委會，統一黨內認識。姬鵬飛只聽進一半，要李後、魯平找黨內草委個別“打招呼”。

表決結果，出現意外：查濟民的方案獲得了通過。查濟民對查良鏞方案——行政長官第四屆、立法局第五屆，進行全民普選的“檢討”程序，附加了四個條件。這四個條件是：一、須獲得立法會議員多數通過，二、行政長官同意，三、全國人大批准，四、需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合格選民投票贊成。

查濟民的方案，事先確未引起注意，但與當時內地某些草委和香港社會上層草委思想上接近，獲得通過，不算意外。但是當社會對查良鏞方案有爭議，較多人認為查方案“保守”情況下，兩“查”方案結合，更加平添“保守”內涵，的確出乎中方領導層意外。

查案通過後，魯平對李柱銘說，他估計不到查濟民修正案可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他自己沒有投票支持。李後也對記者講，他投了棄權票。

這次草委全體會上，還有一些小組議定的提案沒能獲得通過，例如關於特區政府財政政策的議案，未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票，退回專題小組重議，又如譚耀宗等草委關於勞工福利等等提案，也未獲通過。

財政政策的提案，未獲通過，估計除與港英政府關係較密切的幾個香港草委投了反對票外，內地草委也投了反對票。這條草案原來還有一個設想，是擔心港英政府在撤離之前的十二年統治期間，改變以往的財政政策，改變稅率，不自量力，增建公共設施，既為英商增添承建機會以獲利，又增加港人負擔；基本法雖然不能干預港英政府統治期間的財政政策，但仍可從政治上施加影響，有所製約。

對這一條，英國政府不只一次通過外交途徑要求修改，與港英政府關係密切的某些香港草委，也多次在專題小組內提議修改。內地有些草委也有不同意見，主要擔心束縛未來特區政府的“手腳”，方案他們將來無法根據實際情況辦事，未獲通過雖屬意外，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關勞工福利的提案未獲通過，則很難理解。香港草委中，工商界委員比重較大，他們投反對票可以理解。內地草委共產黨員佔多數，他們不投贊成票，卻投反對票、棄權票，則屬意外。

這個提案的內容是，香港工人有罷工權，以及有關勞資集體談判、設立中央公積金等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刪除了有關罷工的條款，有人主張香港也要刪除，我支持“左派”工會的意見，主張基本法應該列上香港工人有罷工權利。

全體草委會前，我曾與姬鵬飛議論，認為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工人與資方鬥爭，罷工是一個很重要的武器，雖然這是不到萬不得已不輕易使用的手段，但不能把工人的這一重要權利剝奪。

集體談判也很重要，這樣才保持工人可以依靠團結的力量，在和資方談判時，有取得成功的條件。而且，香港工人多數未​​曾組織起來，“左”、“中”、“右”公會又分散了工人階級的團結，與資方談判時，有集體談判法規依據，可以相對地增強組織力量，當然，解決勞資糾紛，還要堅持勞資兩利原則，不能過分。

香港勞工福利單薄，退休後無保障，中央公積金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正常要求，我們應該原則支持。中央公積金實行起來確有困難，但可以采靈活方法實行。如果基本法不列入這些原則，工人最低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工人將降低對基本法的支持，不利香港社會穩定、繁榮。當時姬鵬飛都表示同意，竟未獲通過。

會後，姬鵬飛召集了黨內正、副主任、正、副秘書長會議，議論了會議情況，大家基本滿意會議表決結果，該通過的大多通過了，不希望通過的，基本上沒有通過。雖然查濟民提案出乎意料，但並非最後方案，經一定程序，仍可修改。對財政政策，李後等主動表示，爭取做些文字修改後，再提請表決。我對勞工福利提案提出要求，請姬鵬飛、李後等做工作，說服內地草委在未來表決時，要給予支持，我特別強調：“基本法不能讓香港工人失望。”姬鵬飛表示同意。

但是，“六四”後，最後一次草委會全體會議，表決基本法草案時，“集體談判”這一項，仍未獲採納。那時，我已被公佈離休、調回內地，港澳辦主持的港澳工作的內部會議，我已經不參加了，究竟什麼原因不採納，我也無法知道了。

80

再回到六四後，政制政論激化的情況。

英國政府一方面對中國政府採取強硬立場，中斷中英間高層官員往來，拒絕參加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例行會議，另一方面，推動與他有聯繫的社會力量提出的政制方案，如“兩局共識方案”，企圖加快民主進度，既向中方施壓，又與激進民主派爭奪社會影響，限制其繼續膨脹。當時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公開說：“兩局能達成共識（指形成方案），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當時北京的學生運動，和香港市民聲援行動的影響。”

激進民主派重新提出“一九零”方案，建議立法會九一年應有半數直選議席，九五年實行全部直選；維持他們原來的提議，在九七年就由全民直選產生行政長官。他們聲稱，如果在九七年以前，香港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九七後就​​更無法實踐。

連一向贊同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的工商界，以及“中間派”，也起了變化，認同加快民主步伐的主張。

這種情況帶來的問題，是在各階層政黨沒有組成，激進民主派力量空前膨脹，未來立法會向中下層傾斜，甚至向激進民主派傾斜的可能性加劇。

當時，諮委會的副秘書長邵善波提出“一會兩局”的構想，副社長毛鈞年將構想方案送給我，經工委認為這個方案可以考慮。

這個方案把立法會分成兩局，“地區選舉局”和“功能選舉局”。 “地區選舉局”採混合選舉，頭一、二屆半數以上議席為直選。 “功能選舉局”由各功能界選出議員，類似西方的上、下兩院，或參、眾兩院。

一個議案，如果兩局都予以通過，當然沒有問題。假如一個議案未獲直選醫院這一局通過，而另一個通過了，就在立法會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這時就由行政長官來決定，或由兩局互推出代表研究修改，爭取兩局都通過。如果不行，則由全體會議的三分之二多數做決定。

邵善波這個方案，當時還只是大致上的構想，細節上的考慮不夠。我把這個方案帶到北京，在姬鵬飛主持的港澳工作會議上研究，大家支持這個方案，認為在“六四”後的新形勢下，這是個辦法。回香港後，我們正在研究怎麼推到社會上去，還未有具體步驟之前，羅德丞突然公開提出了這一方案。我很詫異，羅德丞怎麼會知道這一方案？又如何拿去的？我仔細查問，但無結果。

羅德丞推出“一會兩局”方案之後，政制政論立即尖銳起來，本來社會上不同的力量各自推銷各自的方案，現在矛頭一起轉向“一會兩局”，認為這是中方支持的，羅德丞也這樣宣稱，事實也是如此。一些協調活動也活躍起來，試圖聯合起來對抗“一會兩局”。

“一會兩局”方案，與當時社會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的氣氛不一致，我們考慮要適當滿足社會思潮，又要防止立法機構過於傾斜，以至影響“九七”後特區政治局面立即大變。鑑於社會氣氛過於情緒化，考慮這個方案出籠後，難以避免會遭到批評，因此打算有步驟地推出，以減少阻力。豈知羅德丞搶先出籠。羅德丞的社會形象本來欠佳，他又公開講過，反對因六四事件而要加快民主進程，引起社會更大反感。 “一會兩局”方案由他推出，一時形成“圍攻”的對象。

工商界的羅康瑞，和中間派的程介南等人，不久也推出一個“四、四、二”新協調方案，即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立法機關議席，由四成直選、四成功能團體、兩成大選舉團組成。他們強調，這是港人協調出來的方案，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羅康瑞、羅德丞原本都是八十九人工商諮委會的成員，現在各提一個方案，社會上稱為“大羅”、“小羅”方案，與“雙查”方案前後並存，而“大羅”、“小羅”本是同夥，現在卻針鋒相對。

激進民主派則認為讓步太多，仍堅持他們新的“一九零”方案。

這是，我們得到信息，港英政府也支持“四、四、二”方案。還有信息說，“四、四、二”方案出自港英政府。我們估計可能性也不大，很可能是港英將方案“接過去”，予以支持。港英政府可能由於“兩局共識”，英國色彩過濃，要中方接受的可能性很小，便透過所謂三派協調——工商界、民主派、中間派——的方案，企望中方接受。後來，衛奕信明白向中方“推薦”“四、四、二”方案，證實了我們這個估計。

我從與英商高層某些人的接觸中，間接證實這個信息，他們直截了當地向我“建議”：希望中國接納羅康瑞的方案。

新華分社同仁認識羅康瑞的人較多，對他多持好感。傳說羅康瑞從父親手中拿了十萬港元起家，事業上做得很出色；政治上也有獨特立場和見解，是個少有的人才。我有通過。

羅康瑞為推銷“四、四、二”方案，專門要求見我。我聽了他的介紹，表示考慮他的意見，也做了解釋，實際上表達了不盡同意的立場，他是一臉失望的表情和我握別的。

中間派的張家敏、陳介南也要求見我，介紹“四、四、二”方案。我給了他們與羅康瑞相同的回應。

在林立的方案爭論中，社會輿論激烈展開，主要集中在“四、四、二”、“一會兩局”、“新一九零”等方面，而“一會兩局”、“四、四、二”成為爭論焦點。這時，工商界八十九名諮委有部分委員，提出一個綜合兩方案的“新綜合方案”，將立法局議員的產生，分成三個組別：功能、直選、大選舉團；將“一會兩局”方案中的兩局，改為分組別計票。由諮委會副主任郭志權帶到北京，向港澳辦介紹，得到實際上的支持。他們回港後，公開向社會推薦。

在姬鵬飛主持的港澳工作會議上，討論了關於政制方案問題，大家同意李後的意見，以“新綜合方案”為基礎，協調各方意見，擬定方案，在最後一次草委會上提出表決。在直選議席上，英方已提出九五年二十四席，九一年二十席，會議上確定的“底牌”，是九五年二十席，九一年十八席。據此，不僅要在香港社會上進行工作，還需與英方協商。

為了配合推出“新綜合方案”，我於八九年國慶香港籌委會開會時，講了一次話，呼籲各界和諧、合作，固然是希望緩和政制政論，也希望多少寬解一點六四後港人對中方的對立心態。原來就估計作用有限，講話之後，政制方案的政論，仍然沒有停止。

81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三日，最後一次基本法草委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開幕。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逐條表決基本法草案，將通過後的草案，送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這是歷經四年八個月的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最後一道工作程序，看來多數草委懷著嚴肅多於歡欣的心情與會的。

這時我已退休，周南接任新華分社社長和港澳工委書記的職務。港澳辦召開的有關港澳工作的會議，我已不參加了。有關港澳工作的文件，我也看不到了。會議開始，我主動去見姬鵬飛，他告訴我，政制方面和英國的交涉還未達成協議，估計在會議表決前會有結果。姬鵬飛要求我在表決政制方案時，先找霍英東、李嘉誠、黃麗松等人做工作，希望他們投票贊成大會草擬的方案，使得爭議最大的分組計票條文，能保證取得三分之二的同意票而獲得通過。我向姬鵬飛表示，盡力而為，“站好最後一班崗”。

中英爭執焦點主要集中於立法會九一年的直選議席，英方堅持二十席，九五年再增至三十席，後來又退為二十四​​席；中方堅持九五年十八席（立法會人數不超過六十人，直選議員不超過三成）。爭執之二：中英雙方關於九七年後，立法會、行政長官，經直選產生的時間問題。雙方爭執不下，英方提及如果協議不成，將會單方面行動，中方又提出“銜接”，予以反擊。本來在“本子風波”後基本上已獲得解決的問題，又成為爭執的熱點。

據我所知，“銜接”原指政制方案，以及進度的安排。九七前英國的方案與進度，須與九七後特區政府按基本法規定的方案相“銜接”。當時在中英雙方協議過程中，不僅討論了立法會的“銜接”問題，而且涉及公務員的“銜接”，以及首任行政長官的問題。英方實際承諾了政制方案和執行的進度，須與基本法相“銜接”。中方也承諾：港英政府公務員除少數外籍高官外，九七後特區政府全部留用；雙方還交換了關於首任特區行政長官，在九七年前，如何“見習”、“熟悉港英政府情況及運作”等問題。英方曾有在九七年前，設副港督，由中方認可的港人擔任，九七年後，出任行政長官的設想，中方則認為，首任特區行政長官，由英國的副港督擔任，有礙觀感，不能考慮。雙方雖未能達成具體共識，有所承諾，但非正式地有了可以交換意見的“默契”。

表決基本法草案前夕，中英關於“銜接”的爭執，涉及哪些內容，因我已離職，僅知姬鵬飛告訴我的，是直選立法會議員的議席問題。在會議之前，英國外相韓達德訪港公開承​​諾，香港的代議政制發展必須與九七後的政制銜接，並說英國不能單方面決定香港的政制，一定要與中國商討，這說明關於銜接問題，雙方已經原則上解決。可是，會議開始前一天，李後、魯平公開說，基本法中有關政制部分的草案，仍未能最後定稿，還要等待中英協商，公開暴露了基本法關於政制草案需中英取得協議，才能定稿。招致香港有輿論諷刺草委是橡皮圖章。

十四日上午，姬鵬飛高興地告訴我，英國已知會外交部，同意立法會九一年直選十八席，九五年二十席。隨即，會議上出現了廖瑤珠的書面建議，對草案的“主流方案”，即提交會議表決的方案，提出三點修改意見：一、要求九五年直選議席由十八席增加至二十席，二、分組計票只限於議員議案和議員對議案的修訂提案，三、立法機關內，非中國籍成員的比例，由百分之十五增加至百分之二十。周南隨即在小組會發言表示支持。我想，廖瑤珠這三點修改“建議”，可能就是中英雙方達成的協議。果然，基本上就是按照廖瑤珠的建議，對草案做了修正。

姬鵬飛交代我的“說服”工作，進行得頗不順利。

李嘉誠對分組計票持反對態度。我與他交談了三次，第一次李嘉誠堅持反對，第二次表示可以考慮，第三次又表示不能同意。香港草委中有幾人是視李嘉誠態度行事的，他們在會議期間，經常交換意見。如果我們爭取不到李嘉誠的支持，則持反對票的將不僅是李的一票。我向姬鵬飛反映了李嘉誠的態度。最後，姬鵬飛把李後招來。估計了情況，認為分組計票這一條，即使李嘉誠投反對票，也可能獲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少幾張票無礙。

霍英東對分組計票也有意見，經交換意見後同意支持，但他向我提出，基本法草案第一百四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製定體育政策，民間體育團體可依法繼續存在和發展”，是否在“民間體育團體”前加上“原有”兩字，以強調保障香港原有民間體育團體的權益。霍英東說，他這意見已提過幾次了，都沒有得到重視，他很不滿意。我向姬鵬飛反映，建議考慮霍的意見。當時李後、魯平也在座。李後不贊成，認為現有文字已有這層意思了。我講：“這只是個文字問題，並不牽涉原則問題，只是加上'原有'二字。但對霍英東來講，就不是一個文字問題。霍英東也曾表示，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看法，我建議，這樣的非原則問題是否就滿足他們？”

但是，我的建議未被採納，因為具體負責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是李後和魯平，姬鵬飛又不明確表態，李後他們還是按自己的意見處理。他們連純技術性的問題都不能靈活對待的態度，使我無法再見霍英東，給他答复。

我還與另幾位香港草委交換了意見，發現他們和李嘉誠態度大體一致。

十六日大會對草案逐條投票，表決的結果，均以絕大多數票通過。分組計票條文雖有七票反對，也通過了。我估計這七張反對票，是李嘉誠及受他影響的幾位香港草委所投的票。

基本法草案通過後，姬鵬飛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宴請全體草委，會上姬鵬飛、李後、魯平等人興高采烈，敬酒唱歌，滿場飛舞，我卻茫然若失，高興不起來。

第十六章 去國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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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後，江澤民、李鵬在處理有關香港的一系列事情上，我難以接受，對江澤民從抱有希望，迅速走上失望。

前文曾述，為了恢復港人信心，組織香港中上層人士去北京，多數人經我們一再工作，情不可卻，同意去北京見江澤民，但不願意見李鵬。江澤民在北京單獨見了幾次香港人士後，可能李鵬有不滿表示，江澤民便不願單獨見了。為打開僵局，我們又專門做工作，爭取有人願見李鵬，羅德丞是六四後第一位公開要求見李鵬的。

為了爭取早日恢復胡應湘投資的深圳至廣州高速公路工程，恢復港人信心，我做胡應湘工作，他說早就有此願望。談及與廣東省協調方面有一些困難，我表示願去廣州為之奔走。我即去了廣州，找省長葉選平商量，葉首肯予以支持。過去，趙紫陽對胡在內地進行電廠、高速公路投資是支持的，但李鵬有異議。因此，當我動員胡應湘去北京見李鵬時，他立即答應了，並同意見報公開。看來，胡是想乘此改善與李鵬的關係。我即發電給北京，要求李鵬接見。連發兩電，不見答复，便第三次電催答复。李後旋來電話說，李鵬秘書告訴港澳辦：“首長不見胡。”問什麼原因，答不知道。我很難受，一個大國總理，心胸如此狹窄！怎樣向胡應湘交代呢？只能託人違心地告訴他：“北京尚未答复。”

六四後，李鵬、魯平接見匯豐董事長蒲偉士，蒲偉士一方面表示對香港有信心，一方面又告訴他們，匯豐要“改組”，要把總部遷到倫敦去。對行將撤退的打算，進行試探。

李鵬可能出於不了解情況，毫無警惕地表示“讚賞”，熟悉情況的魯平，竟然也沒有起應有的“參謀”作用，作任何“補救”。蒲偉士打了一個大勝仗。回港後，立即展開其預定的撤退行動，最終宣布收購英國米特蘭銀行，將總部遷至倫敦，完成其所謂“改組”的計謀。

香港有輿論指出，匯豐領導層對匯豐的“改組”，既保持了他在香港的利益，可以繼續在港以及大陸進行商業活動，又避免了九七後，中國或香港本地可能發生的因素，影響對匯豐領導權的“失控”。此評論一針見血。

匯豐的章程規定，每一持股者不得超過百分之一，港人持有股份佔百分之五、六十，但董事會成員不由佔股多少來確定。董事長按章程應有董事會選出，但實際知情者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幕後實際由誰來“拍板”董事、董事長人選，外界不知道。我在港時，雖然作過調查研究，也不知悉。九七前，港英政府統治期間，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但為時不多了。九七後，會不會出現港人股東要求修改章程，由股東佔股多少選出董事會董事，再經董事會選出董事長？為避免這樣的情況，蒲偉士對匯豐的“改組”，使英國人成了大股東，香港匯豐成了倫敦匯豐的“子”公司，一勞永逸了。中英在策略運用上的智愚立見分曉。

在中英另一次較量中，英方又勝，中方不但損害了自己，更損害了包玉剛。我也在這一戰役中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

趙紫陽曾提出，在大陸或香港，成立一個航空公司，以刺激中國民航改進並吸取外界經驗。 “港龍”航空公司就是在此設想下，並在國務院和香港新華分社支持下，由港澳國際投資公司與曹光彪合作，在香港創辦的。開始時，曹光彪吹噓公司的中國政府背景，招致英國航商及港英政府注意，立了新法，限製香港新的航空公司成立。並以“港龍”非英資，不符香港法規為由，遲遲不予批准。這樣，我才出面，請包玉剛出主“港龍”董事長，佔大股。包玉剛連同曹光彪之子（英籍），兩者佔股份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使“港龍”成為英資為主的航空公司，得以批准成立。

“港龍”成立後卻得不到中國民航的支持，業務開展不順利，為此，我幾次去北京，並曾與當時分管民航的副總理李鵬開會研究，支持“港龍”開展內地業務。 “港龍”經營幾年，連年虧損。其間，國泰航空曾與包玉剛接觸，考慮相互換股，實際上將國泰成為“港龍”的控股公司。包玉剛徵求我意見，我不便公然反對，建議他考慮中國民航的反應，包玉剛立即表示放棄與國泰換股的打算。

在這之後，香港中信公司榮智健購進了國泰的股份，成了國泰董事。這一舉動，榮智健事先沒有告訴新華分社，我估計他至少得到李鵬批准，王震贊同的。此事，對包玉剛刺激不小，事後才知道，包當初考慮與國泰換股，國泰允許包進董事會，任副董事長。

九零年，“港龍”經營好轉，已略有盈餘，包玉剛將董事長讓給他女婿，正準備增購飛機，增加航線，大展宏圖之際，包玉剛突然找我，告訴我他將要將“港龍”股份“讓”給曹光彪，再轉讓給中信榮智健。我事先毫無所聞，詫異地問其原因，方知讓股之事是榮智健主動提出的。我看包雖表示不在乎，但又流露很無奈的樣子，便請他待我查明情況後再議，包同意了。

此時，曹光彪也找了港澳國際的董事長張建華，提出要港澳國際所持“港龍”航空的股份，“讓”給中信榮智健，並告訴張，包玉剛已同意將其所擁有的股份“讓”給榮智健了。

張建華問曹光彪：“你們這樣做，是何打算，新華分社知不知道，有沒有經過北京什麼人批准？”

之後，張建華告訴我，收購計劃是楊尚昆同意，李鵬批准的。收購後，榮會將包玉剛所佔股連同曹光彪讓出部分的股，一併轉讓給國泰。中信保持港澳國際讓出的股份，國泰佔大股。業務經營也“委託”國泰管理，增添飛機向國泰租用，國泰停飛大陸北京、上海航線，“讓”給“港龍”航行。

這樣一個完整的計劃，使港龍實際上成了國泰的“子”公司，不僅違背了成立的初衷，也解決了國泰當時難以克服的難題：與中國民航在內地和香港航線上，瀕臨以失敗為結果的爭執。至少，國泰已暫時保持了其航行特權。

我向包玉剛打招呼，請他暫不向榮智健讓出股份。我立即飛北京，要求見楊尚昆、李鵬。楊尚昆見我，表示只是聽了榮智健的匯報，“我並不了解實際情況”。

李鵬不見我，要鄭家華代見。鄭聽了我的匯報，表示理解，但不表態，他要去向楊、李請示。隔天，鄭告訴我，楊尚昆還是那局話，他是聽了榮智健的匯報，但不了解實際情況。李鵬則表示，不考慮改變。我請他們再考慮，並建議鄭家華，找一些熟悉香港這一方面情況的人多了解一點情況，看看他們對國務院的決定有什麼意見。

此時，榮智健也到了北京，我估計與我此行​​有關。

我又要求李鵬直接聽我匯報，還是不見。鄭家華第三次見我，仍堅持不變，我反复說明利害。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他先拍了桌子，我也拍桌子相對，責問他：“還要不要黨的原則？要不要照顧統戰對象？”兩人不歡而散。

回香港後，包玉剛可能已知道情況了，（他怎樣知道的，我不清楚。）請我吃飯——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晤，談了不少帶感情的話。一見面，他反勸我說：“我已經將股權讓給榮智健了（名義上讓給曹光彪，由曹再讓給榮）。謝謝你的關心，這事就算了。”談著談著，又說：“我平生只做了兩件失敗的事，一件是投資渣打；一件是港龍！”我能說什麼呢，他投資港龍是應我之請，我只好說，真過意不去，向他表示歉意。

張建華來請示，曹光彪告訴他，包玉剛已經讓出股份了，要張把港澳國際的股份也趕快讓出。張問：“是否也讓給他？”我氣憤地說：“曹光彪說了不算，要讓，要他們拿國務院的文件來。”隔天，榮智健要求見我，他無事不登門，我明知道他為此事而來，仍然見了，他稱我叔叔，道明來意，我也同樣告訴他，要港澳國際的港龍股份，需國務院來通知，我會照辦。果然，不多天，國務院來了通知。可見，李鵬對他是如何支持、“愛護”。

四中全會，江澤民正式當了總書記，要中央辦公廳告訴新華分社辦公廳，每日報送香港報刊，及內部編刊的有關香港及大陸的反映材料。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告訴我，他已照辦。總書記關心外界反映，關心香港工作，我同佘孟孝都認為對香港工作來說，是好事。但佘反映，江澤民在上海當市委書記時，也向新華分社辦公廳副主任許某要港澳工委的材料，而許某竟沒有請示秘書長，就自己辦理了。事實上，工委是主動將香港及外界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等方面一些信息和材料，提供給內地部、委及省、市委負責人參閱的。新華分社專門為此編印了各種“參考”。許某是江澤民在電子工業部任部長時，副部長曹維廉的秘書，後來曹維廉來新華分社任副社長，許仍隨同任秘書，曹逝世後，改任辦公廳副主任。江澤民當時通過這樣的關係，要工委的材料，我們感到意外，這種做法不符黨的組織原則。但事已過去，而且江澤民又當了總書記，佘孟孝反映之後，我們相視苦笑，搖搖頭，沒再說什麼。不久，中央辦公廳又向新華分社組織部下指示，鄭華在工委會上告訴我和幾位副社長，江澤民指名要新華分社提許某為辦公廳主任，大家十分詫異，有位副社長感嘆：“總書記真是管得太細了，關心到一個辦公廳主任！”大家不以為然，也不肯表態，我為了“維護”總書記威信，作了和事佬，對鄭華說：“劉林（辦公廳主任）正好要辭職，就讓許某做吧。”後來周南上任當了工委書記後，就立即指定許某主要負責整理關於我的“材料”。我聽到後，感慨不已。

八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澤民會見基本法香港草委和部分諮委時講：“井水不犯河水”，在香港社會引起反感。我們在社內同仁中議論：“怎麼能這樣講？這會給人認為，他們不了解香港情況。”香港市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中國人，香港已面臨回歸，怎能將香港人視為外人，稱之“井水”，而排斥與“河水”，中國人之外呢？六四中，香港人的愛國活動，不能視為“井水”犯了“河水”，即使有犯，也是極少數，怎能將絕大多數香港通報，置於敵對地位呢？我當時估計，江澤民可能聽了李後、魯平的匯報後，接受了他們不正確的信息和意見所致。

不久，又發生江澤民評論新機場事件。

港英政府籌建新機場是個龐大的建設計劃，卻發展成中英政治關係中的一件大事。姬鵬飛曾問過我的看法。我說，七十年代，港英就由在赤鱲角建第二機場代替現有機場的打算，後來因知道我們要收回香港，擱置了計劃。八六年，胡應湘、李嘉誠提出比港英更龐大的開發大嶼山、香港島西海域，建第二機場和擴展碼頭港區的規劃，因港英政府不支持而胎死腹中。現在，港英方面為了在撤退前爭取人心，撤退後爭取有人懷緬，也是在撤退前應英商利益需要，重提所謂“玫瑰園”計劃，政治上考慮多於經濟上考慮，至少是並重。

我講，從香港經濟發展以至大陸經濟發展上來考慮，建設新機場，擴大海運碼頭，還是需要的，從投資可能上估計，我也初步做了估算，問題不大。按港英過往做法，純由政府投資的可能不大，它可用社會資金，把部分工程經過投標讓給商人經營。也只有這樣，才能讓英商得益。即使完全由政府投資，八年完成，不按他們宣布的一千億估計，加一倍，以兩千億計，按港英政府近幾年的收支盈餘狀況，及這幾年財政收入平均增長幅度，只要保持繼續繁榮，每年平均拿出二百多億，是可能的。但估計港英政府不會這樣做。我告訴姬鵬飛，已不知新華分社政策研究室進行研究，不久將向中央送出研究報告。

幾天之後，江澤民在接見一批人時，突然對港英新機場建設一事表態，說：“不要你情況，我會鈔。”香港社會輿論又引起一陣反感。我想，既然已經有了看法，作了決定，姬鵬飛為何不預先相告呢？當時，我對江澤民的講話有意見，我會鈔的“我”，是指包括香港中國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還是僅指大陸的人民或政府？不久前，總書記剛把大陸的“河水”與香港的“井水”刻意分開，現在講的“我”，使人感覺，僅是大陸人民或中央政府的代義詞。

從社會輿論反映看，基本也是這樣。如果這樣解釋“我”，未來新機場建設超支，怎會是大陸人民或中央政府“會鈔”呢？應是增加港人負擔。總書記如果以此角度，警告港英政府，可能會獲得港人好感。但也需要有待明確一種情況：港英政府將工程全部包下，不採用社會資金，可能出現力不能負，留給特區政府一批債務和爛尾工程。現在，情況未明。 “會鈔”之說，未免言之過早。顯然又是誤信了“參謀”之言。

後來，經濟糾紛不斷，是我當時未曾估及的。當時我正努力組織港人北訪，試圖改善中港關係，改善港人對中央新領導班子印象，恢復港人信心。總書記卻在香港具體問題上親自出馬，頻頻發言，又不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至少是不完全符合），這種不留餘地，使自己形像在港人中惡化的作風，我頗不理解，也甚為痛心。

六四後，香港中外財團某些中、上層人士，出於對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的不信任，私下醞釀一個所謂一九九七年後，向中國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設想。這個設想，實際上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初期，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翻版。不同的是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如果按香港本地財團的設想，是由港人出面“租用”，仍是“港人治港”，但已不是按基本法規定的“港人治港”，而是出錢“租用”的財團僱傭或他們自己推舉的港人“治港”；如按某些外資財團的設想，則為他們出面“僱傭”或推舉什麼人來“治港”。第二個不同的是，那時是治權“無價”，這次有人“開價”，每年一億美金，有人開價一億英鎊。

他們紛紛要求見我，進行試探。港人財團多通過他們的中年代表，自己沒有直接出面，至少我的感覺如此。如蘇海文夫婦一起來見我，談關於“租用”問題，他當時已在報刊公開發表了文章，提出用十億英鎊向中國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意見。他們夫婦向我提出這個“建議”，我猜測可能是蘇海文岳父包玉剛的派遣，或得到他同意而來。美、日、法商界某些人士，同樣也為此事要求見面，提出相同“建議”。不同的是，他們擔心香港華人財團“僱傭”治港的英國人，或英籍人士，我問他們主張“僱傭”什麼樣人，他們又說不出口，支吾以對。

不論是中、外人士，我答复他們，第一：我答允將他們的要求，向北京高層反映；第二：告訴他們，這是一個極敏感問題，中國政府接受的可能性“甚微” ；第三：建議他們不要再擴散，特別不要再通過傳媒，在報刊上議論。 （我擔心北京過度反應，作公開批判，增加這些人的反感。）中共四中全會時，江澤民當了總書記，找我談話，我反映了這個情況，我見他聽得很有興趣，反映過後，問他，要不要寫一個文字的報告？江澤民很爽快地答：“可以，你發一個電報來。”我又問：“要不要同時報小平同志？”江澤民點點頭說：“可以。”這樣，我回港後給“中央常委並小平同志”發了報。

四中全會開會期間，我沒有去港澳辦，沒有和他們談及這一問題。不久，港澳辦開會，討論香港工作。會議未開始前，在姬鵬飛辦公室閒談中，提及這一事件的電報，魯平聲色俱厲地批評：“還是老一套，賣國求榮！”周南同聲響應，姬鵬飛沉默不語。散會後，我適與魯平走在一起，便告訴他，發電報是我口頭匯報後，江澤民同意的。

過了幾個月，江澤民在一次會見某些香港人士的講話中，又公開出面，表示反對此議。我很詫異，為何久未答复，香港關於此議已見淡化，總書記為何又公開答复，後來知道，魯平向中央告了狀，誣告我說過，因江澤民同意了這個建議，我才發報的。江澤民才有此公開澄清。

同意發電報變成同意建議本身，江澤民不經查證，即輕信魯平片面之詞，我甚失望。

五中全會江澤民做了政治報告，李鵬也做了所謂重要講話。他們舉起“治理、整頓”大旗，阻止改革開放。江澤民的政治報告中，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事務——個體戶“開刀”，提出要使所謂非法致富者“傾家蕩產”；鄉鎮企業要大加緊縮……在中顧委會的小組會上，多數表態“擁護”新總書記和總理的報告，也有人不正面表態，強調要尊重價值規律。小組長要我發言，我也只反映香港情況，沒有正面表態。但對個體戶的“新政策”，我表示，改革開放以來，只有政策規定，沒有立法，如何區別合法、非法，建議加快立法。私下，與會者議論不少，不少人認為江、李主張的一套，不合當前實際，難以實施，有人問我的看法，我回答：“估計行不通，地方上會有抵制，群眾也會有抵制。會給地方工作帶來不小的困難，但過一段是會恢復的。”

江澤民、李鵬這一系列的言論和做法，使我陷入難以表達的失望之中。我為香港擔憂，為中國共產黨擔憂！





陪同鄧小平會見港澳人士，右第一人為作者。




左起許家屯、毛澤東、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一九六四年攝於南京。




參觀畫展。右起第二人為鄧小平長女鄧琳，右四為霍英東，右三為徐展堂。左一為費彝民。




香港各界人士合影於香港瑞君酒樓。前排左起蔣麗雲、梁鳳儀、許家屯、黃廷芳、譚茀雲、喬宗淮。後排左起陳虹、黃智超、X振英、胡經昌、周安橋、吳光正、黃宜弘、劉永齡、黃志祥、X震寰。
（錄入者註：有二個字未見於掃描件中，故以X字代替）

83

江澤民、李鵬在香港事務處理上，只聽李後、魯平的匯報和見解，又不肯見我，聽我進言，和我距離越來越大。我估計，我和他們已不僅是“六四”上的分歧了。要改變這種局面，已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了。要我在香港工作下去，不從香港的實際出發，唯唯諾諾，聽從北京那幾個人的“瞎指揮”，我做不到。五中全會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更使我失望，我決心退休，看能否爭取到“安全降落”。乘宋平參加中顧委分組會休息之際，我向他正式提出退休要求。宋平很詫異地問，“為什麼？中央沒有考慮你的退休問題。”我回答說：“我已七十出頭，年歲太大了，事情太忙，精神已感不足。常感疲勞，還請中央批准。”這也是實情，但主要的理由，我想還是不提為好。同時，我提出要求：退休後擬在深圳定居，做點力所能及的調查研究工作。宋平一面表示，“現在不是你退休的時候，不要考慮這件事”，一面又說，“中央一時也找不到接你班的適當人選”。我便介紹，“葉選平可以，他是廣東人，對香港情況也比較熟悉，和港澳人事交往也比較多。”宋平說：“這個想法不錯，好處可能多些。”

隔了幾天，仍是五中全會期間，宋平又要中央組織部分管港澳幹部的副部長告訴我，不要考慮退休問題，中央確未考慮過這個問題。又說，如果將來退休，幾點要求不成問題。

期間，見到楊尚昆，我請他向中央轉達，我退休的要求，楊尚昆很乾脆地回答：“現在不考慮，工作一段再說。”我堅持請他轉達，他搖搖頭，不以為然。為了促成北京讓我退休，我決心利用公開場合，製造氣氛，也可以讓港人有心理準備。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應邀出席巨商鄭裕彤的皇朝會俱樂部開幕儀式剪彩，在記者採訪時，我主動講，已經向中央提出要求退休問題。消息傳到北京，首先接到楊尚昆秘書打來的電話，說楊尚昆有些不滿意，轉告我，“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接著，北京又有人告訴我，中南海對新華分社人事有新決定，周南將來港接替我的工作。我很高興，但知此消息的同仁都埋怨我，不該公開主動講退休這件事，“給他們機會”。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來電，要我立即去北京，我知道此行與我退休事有關。次日到京，當晚李鵬、宋平、還有中組部部長，在中南海召見，他們開門見山，​​剛坐下就宣布：“中央決定你退休，由周南接任，有什麼意見？”他們不講是我主動要求退休，而說，“中央決定”，我笑著回答他們：“感謝中央批准我退休的要求”，並建議，“周南可以馬上來港接替，公佈的時間是否放在人大通過基本法後，剛港人有一個心理準備，過一個平安年。”他們當時表示可以考慮。時候，卻認為我這一建議是“戀棧”，要進一步採取步驟，催我離開香港。

談話到了“尾聲”，我起身告辭了，李鵬突然轉身問宋平：“老同志們那里通知了沒有？”宋平說：“先念同志是知道的，其他的秘書都在座，他們會匯報。 ”我知道鄧小平、陳雲等都派秘書參加常委、書記處會議，以便具體了解會議討論情況。他們的一問一答，說明李先念已知道我和周南的任免決定（隨後，又知道任命周南是李先念推薦的），其他老同志，大概指鄧小平、陳雲，他們可能事先並不知道。

次日上午，見到姬鵬飛，他似乎無可奈何地說，宋平只在某個公開集會上告訴他，周南將來港接替我，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姬鵬飛還告訴我，他曾對宋平講過：“周南外交上有經驗，但香港工作是全面的。”他還對我講，“他們不了解情況，你在香港打開了局面，貢獻大。 ”還是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我笑笑回答說：“是你領導的好。但李鵬他們和我談話時，對我在港工作六年，隻字未提，不知他們是怎樣評估我的。 ”

下午，姬鵬飛派人傳話，中央決定要港澳工委負責人（即新華分社的幾位副社長）全部到京開會。原來，李鵬他們對我前晚的表態不滿，認為我“戀棧”，要採取措施。

十月廿五日，江澤民主持會議，李鵬約遲半小時到會。宋平、姬鵬飛、李後、魯平、周南都參加，新華分社全體副社長到會。

江澤民一開始便宣布中央決定我退休，調回，周南接任。不同意我和一些新華分社副社長建議我在基本法通過後再調回內地的建議。並決定九零年一月十五日對外公佈，周南立即去港接替。江澤民在講話中，回應了我對姬鵬飛提出的意見，表示，“許家屯同志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李鵬姍姍來遲，即對我們提的交接建議做了一番否定的、聲色俱厲的評論。

姬鵬飛自始至終沒講一句話。

宣布一個高級幹部的調免，召開這樣的會議，採取這一形式，領導人持這種態度，在共產黨內很不正常，我平生工作調動不少，卻從未見過如此“盛大”的陣勢。

我和周南的任免，黨內決定後，照慣例，應有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提出，人大常委會通過後，再行公佈。可是，異乎尋常，周南到港任職的消息，是由北京新華社在九零年一月十五日的新聞中宣布的，人大常委會對我和周南的任、免事宜，連形式上的討論都沒有；甚至，到現今仍沒有見到人大常委會公開的宣布。江澤民、李鵬他們迫不及待地調我回內地，連表面文章都不顧及了。

84

十二月廿五日會議後，我即返港，立即搬出新華分社大樓，讓出辦公室。同仁們勸我不要如此之急，並說李儲文等調回內地，都是宣布半年之後才離港，企望我離職之後也在港多留一些時日，我謝謝他們的好意，立即整理行裝，轉送深圳。我心中有數，江、李欲我早日離開香港，看來已非一日。我退休之願已達，早離可早脫是非，這是部分關心我的同仁沒有想到的。但當時我也沒有想到，江、李並不肯就此罷手，還有“下文”在等著我。

我打算二月九日赴汕頭，參加李嘉誠捐助的汕頭大學開學典禮後，十一日回港，十二日離港去北京，參加基本法草委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我想十二日便是我正式離職離港的日期。

駐港中方機構、社會上知道我退休離港消息後，紛至沓來，要為我設宴餞別。如果接受，不僅時間上不可能，張揚開來，還可能引起北京某些人的反感；接受一部分，又可能有厚此薄彼之嫌，就全部婉言謝絕了。幾個主要駐港中資機構負責人不答應，一定要有所“表示”，最後妥協，離港前一天，在華潤五十樓，聚餐餞別。我只好同意。

周南二月五日到港，我和副社長們商訂擴大春茗酒會，向港人介紹新任新華分社社長，同時向港人告別。辦公廳預計人數會超過以往新華分社的國慶酒會，三千人的規模，往常租用的場所可能容不下，便租用了可以容納四、五千人的國際貿易會議中心的大會堂。酒會舉行當天，社會各方人士，大都到會，我在致詞時，特別介紹了新社長周南，為周南“祝福”，向香港通報、中外朋友告別，感謝六年多來對香港新華分社的支持，對我個人的支持。在主禮台上面對會堂中幾千雙眼睛，我思緒萬千，極力控制激動的情緒，祝酒結束，便匆匆避入休息廳。周南曾在北京致電新華分社辦公廳，為他起草酒會答辭，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自己動手為他擬稿，因周平時喜歡在講話中引用古詩，還為他引了兩句唐詩，電傳當時還在北京的周南，豈知周南來港後隻字未用，用的，說是他自己寫的稿，講話中一字未提許某的姓名和離港的事，置酒會的主持人“迎新”詞於度外，當場引起與會者詫異。

對此反常現象，會後，不僅社內同仁問我，“​​是怎麼一回事？”社會上也議論紛紛，不少人打電話，託人問社內同仁，“注意到沒有？”、“為什麼？ ”我感到這可能不是周南個人的“創作”，背後沒有“指示”，他不敢這樣放肆。

二月九日，李嘉誠捐助的汕頭大學開學典禮，李嘉誠早就約請我參加。周南這時已到港履新，李嘉誠當時沒有表示。我特別向李建議，也請周南參加，李同意了，補發了請帖。我並與周南約好，一同去汕頭，一同回港。

李嘉誠對國內的捐助，主要集中在汕頭大學。當時他對汕大的資助，已達五億六千萬港幣，還設定了外匯基金，以便聘請外籍教授。他曾向我表示，他已準備投資汕頭電廠，將來電廠的盈利他不要，可以作為汕大的辦學基金。

在創辦汕大的過程中，李嘉誠同廣東省經辦的一些人有不少分歧，有些事，他找我反映後，我即與北京、廣東的有關領導部門交涉，提出我的看法，希望能幫助解決，減少李的困擾，盡可能按李的想法來進行。

李嘉誠不但在資金上，而且在學校的規模、基建、教學內容上都仔細過問，他請前南洋銀行董事長莊式平在汕大做顧問，還聘請港大前校長黃麗松也作顧問。李的公司經常有七、八個人負責有關汕大建設的事情，他連自己的秘書都派去幫助工作，可見李對汕大的重視。他曾經對我講：“為了把汕頭大學辦成名牌大學，我花了很大精力。”

汕大在建設期間，我專門去看過一次，是由莊式平陪同的。我看到汕大的規模、設備，包括建築造型都是現代化的，國內的大學中，是少見的。

我認為李嘉誠出於愛國愛鄉的願望，不僅出錢出力，還花了很大“心血”，應該給他支持和鼓勵。包玉剛在寧波建大學，中央給他的禮遇很高，寧波大學開學典禮，不僅國務委員谷牧去了，人大委員長萬里也去了。我想平衡平衡，“六四”前，我向中央負責人提議，李嘉誠捐資興辦的汕頭大學開幕時，國家主席楊尚昆、總書記趙紫陽、人大委員長萬里、總理李鵬四人中，最好有一人能出席到賀，他們都表示可以考慮。 “六四”後，我又提議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和總理李鵬去參加，並在開幕典禮後，順便去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見見面。結果，他們只派了國家教委負責人李鐵映參加，我非常失望。

開幕式之前，李嘉誠的夫人不幸去世，李很悲痛，我特地去看望他，追悼會和出殯我也參加了，李向我表示，夫人去世後，很傷心，但不會影響他去參加開幕典禮。我也向他表示，屆時我一定會去參加。他講：“我專門包​​一架飛機請你去，然後送你回來。”我說：“你不必注意對我的招待，還是隨便一點，看看中央什麼人來（那時還不知道是李鐵映）。”可是，他仍然親自去機場接送我，並安排我住在汕頭市最好賓館的“總統套房”裡。

李對內地的捐贈活動，只要我開口，他都會考慮，如北京亞運會、香港的文化基金，他的捐助額都以千萬元計。我離開香港，只接受了他的私人送行，但也只是兩人慣常的共同午餐。席間，他動感情地同我講：“假如你不是共產黨，我們這個朋友可以做得更深一點。”他當時已聽說我打算住深圳，做些香港研究工作，因此表示：“我會常去深圳看你，研究上有困難，我可以資助。”我當時也很感動，表示謝意。

二月九日，參加汕大開幕典禮後，第二天就與周南一起回香港，準備十二日赴北京參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和七屆三次全國人大會議。行前，我向分社同仁告別，表示第二天我將正式離職離港。港英政府獲悉，徵求新華分社意見，準備派人送行。社內有些同仁不想我此次就正式離港，因而婉謝了。我感謝同仁們的好意，還是決心正式離港。豈知，在北京會議期間，楊尚昆和楊思德當面向我交代：台灣某些由我負責接觸的重要關係，暫時不要向周南移交，仍由我負責。

我即轉告了周南，他聽後，面帶不悅之色。他主動約見楊思德，並提出要求見楊尚昆，楊尚昆沒有見他。

當時，台灣正面臨總統選舉，形勢頗緊張。我從北京開會後回到深​​圳，楊尚昆給香港新華分社發電報，要我和楊思德會面，交換對台灣形勢及工作方面的意見。我同楊思德通了長途電話，他建議我去香港，便於與有關人士及時會商。為此，我先後三次去港，都是住赤柱招待所，一宿即歸。分社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來看我，我都請他代為向周南報告，並問好。

哪知，我這三次因公務赴港，竟引出意外風波。

85

九零年四月，我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通知香港新華分社副社長佘孟孝到京談話。抵京當天，立即召見，責備他對許家屯三次“私自到港”，知情不報。說這是根據周南對中央負責人的報告，周南是看了香港報紙才知道許三次到港，“深為詫異”。

通知佘孟孝立即調回北京，另有任用。

事實上，我那三次去香港，佘孟孝在報刊發表消息之前已告周南。中央對台辦公室也有電報在先，周南是看到這份電報的。

佘孟孝的反應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談話的人無奈，表示向中央常委匯報後再定。

次日，又找佘孟孝談話，講：“中央負責人決定，調回的決定不變。”但改變口吻，稱是：“正常調動，與周南報告無關。”佘孟孝繼續表示，更不能理解，如果屬正常調動，他到職僅一年多，即使按外派人員規定，也未到期限。談話的人便抬出“組織”大帽子，批評佘孟孝態度不好。高壓之下，佘孟孝只好順從。

佘孟孝原是喬石任組織和書記的中央政法領導小組、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副秘書長，喬石不少講話，都是佘孟孝擬的稿，是個有水平的“秀才”。到港才一年多，便遭此不白之冤。在北京一些高級幹部中，引起公憤，認為中央某些人，置黨的實事求是精神和組織原則於不顧，顛倒是非竟到如此地步，實在令人無法忍受。有人為佘孟孝不平，去找喬石，喬石表示，他同情佘孟孝，在常委之中為佘說話，無人聽，也無法維護，我聽後更覺寒心。

接著，宋平找我“談話”，見面寒暄幾句，便正式通知我：“常委決定，你回北京居住。”終於明確了，不允許我留在深圳。

我已經知道，周南向中央某負責人表示，不要讓我住在深圳，說是會影響他的工作。因此我有心理準備，我平靜地說：“常委的決定，我理解，我不想來北京，還是讓我回南京吧。”宋平先說，他個人同意，還得報告常委同意，後又說，他將立即告訴江蘇，為我準備住房，並說：“省委會歡迎你回去的。”

宋平話鋒一轉，“關心”地說：“個人向你提一點意見。”組織部長關心幹部，批評幹部，是正常現象，我點點頭，很專注地聽。宋平說：“那篇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文章，有些人有意見，你是不是要再作考慮？”又問：“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是不是任仲夷提出的？”他們對任仲夷也如此見怪，出乎我意料，對此，我沒有答复。

八八年六、七月間，任仲夷在深圳參加中宣部主持的一次討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座談會（那次座談會，我也參加）。任仲夷在會上發言，明確支持我關於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觀點，而且提出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他說：“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也需要再認識……，過去，我們把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看得簡單了，太容易了。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存在著很多糊塗觀念和錯誤思想，其中有許多是空想社會主義。本來，馬克思、恩格斯經過長期的科學研究，已經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轉變為科學，我們卻又走了一段'社會主義從科學到空想'的冤枉路。”（見《瞭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七月號）我對任仲夷的觀點很表同意，認為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必需要解決的重大的思想理論問題。

至於我那篇《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自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章，在八八年《求是》雜誌第五期發表後不久，外交部一位司長因公務途經香港，與新華分社外事部長紀紹祥談起，吳學謙和姬鵬飛看了這篇文章，兩人意見很大，港澳辦為這篇文章專門出了一期簡報，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負責人，外交部的一些幹部也看到了。據這位司長形容，簡報對這篇文章採批判口吻，用詞相當激烈，連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的詞彙都用上了。後來我知道，中央書記處曾將這篇文章，列入會議議程討論。趙紫陽在會議中說：“這篇文章我叫人看過了，沒有問題，不用討論了。”就這樣“保護過關”了。原來，趙紫陽事先要鮑彤看過這篇文章。六四後，金堯如告訴我，中央常委有人組織“秀才”在寫文章批判我這篇文章。因此，宋平的“意見”，我毫不覺意外，我當即表示感謝他對我提出警告的好意，回答說：“謝謝你的關心，這篇文章，我至今認為，個別地方用詞也許還要作些斟酌，整體沒有錯。”我又說：“我已聽說，中央常委中有人指定專人在寫批判文章，我早就有接受公開批判的精神準備。”宋平連忙解釋：“沒有的事。”

我順便提起周南歪曲事實，誣告佘孟孝，組織部竟未能為乾部主持正義，仍將佘孟孝調回的事，說了一通，表示了不平之意。宋平很有修養地聽了，不作一字解釋。這次談話，雙方都不愉快。

後來，我才意識到，周南藉詞調回佘孟孝，是他們蓄意除去“整”我材料的障礙。我的一些朋友問我宋平“談話”的內容，聽後，有朋友認真地告誡：“要當心啊，他們的眼睛盯著你呢！”

這幾位朋友都是比較了解“上情”的。我想，竟然對一個已決定退休的人仍如此不能見容，回江蘇後，不准備住南京了，還是會如皋縣老家隱居，不問一切“世事”，你們總可以放手了吧。天真地抱著這一幻想，放棄了人代會後去四川九寨溝旅行的打算，立即去南京，徵得江蘇省委的同意，便馬不停蹄回深圳，準備搬家返鄉。

二月上旬，周南接任後，“怪事”不斷，愈想愈和“眼睛盯著你”有關。

二月，周南便停發了我和老伴在港的工資。老伴很氣憤，我一笑置之。按正常做法，工資應在組織介紹信到達接受單位後，才由接受單位發給。我二月中旬才離職，港澳工委給我到達單位的組織關係介紹信，尚未開出，當時也無從開出，因為我調回內地何處居住，中央還未明確。可笑周南趕我離港，竟然如此急不可待。

周南到任前，我已搬出新華分社大樓，家當也送往深圳貝嶺居（新華分社在深圳的後方）存放。其中包括幾十箱書刊、文件（主要是我在一些會議上講話的原稿副本。這些文件，辦公廳都另有正本或記錄稿存檔）。我在北京開會期間，周南竟著辦公廳限令我的秘書，“清理”並取去我的文件，包括在北京“談心會”上，我的發言底稿，及會上他們發言的記錄。秘書在電話中無可奈何地告訴我：周南等硬說這些都屬於“國家機密”文件，一定要拿去“存檔”。他們一朝有權在手，我人又在北京，只好對秘書說，讓他們拿去吧。我想回深圳後再和他們理論。

三月初，分社同仁紛紛相告，周南於二月底，便以辦公廳主任許某為主，成立“整”我材料的專案組。這個組由鄭華、朱育誠二人總負責（朱育誠，原任副秘書長，周南藉詞將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調走後，升任秘書長。據云，因“整”我的材料立功，升任副社長），已開始進行有關我在港“人、財、物”情況的“調查”。開始我不相信，不久，有不少被調查的人直接、間接相告，我才知確有其事。按中共中央規定，對省、部級第一把手進行“調查”，必須經過中共中央常委集體或總書記批准，方能進行。周南到任不久，便有這一非常行動，顯然得到北京高層指使或同意。我雖問心無愧，也預感：大概不會讓我“安全著陸”了。

四月廿二日，我回到深圳，第二天一大早，深圳新華分社辦事處主任來貝嶺居，一臉無奈地說，辦公廳轉達周南的“指示”，將“社長”使用的房車下午調回香港。我苦笑說：“調回便調回吧。”我專門設宴為司機老徐師傅話別，感謝他幾年來為我的服務。事後才省悟，此房車有牌照，可以自由來回港澳，周南是阻止我過文錦渡（香港與深圳之間汽車通行的關卡），“私自”再去香港。

廿四日，我得到可靠消息，周南已將我我的“問題”、“材料”，寫成正式報告，送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周南辦此事的“果斷”和“高效率”，聯繫到近幾個月來的種種現象，頓使我醒悟，打破了“安全降落”的幻想，也驚醒了回老家鄉居之夢。 “梁湘第二”，或甚於梁湘的“下場”，已並非不可能​​，而將是面臨的現實！如何面對？我陷入極為複雜、痛苦的思索中。

李鵬以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以研究開展海南洋浦港為藉口，派專機接海南省長梁湘和省委書記許士傑去京，一下飛機，梁湘立即被軟禁，失去自由。李鵬這才派出由監察部長尉健行為首的專案組，赴海南省調查。三個月後，調查的事實表明，“六四”期間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名義向中央、國務院發電報，支持趙紫陽對學運處理方針的所謂“反中央”事件，主要發起和負責人並不是梁湘，一些人向中央揭發梁湘的“經濟問題”也屬牽強。這位部長因為沒有找到李鵬需要的梁湘“罪證”，返京覆命前，曾私下對海南省某些負責人訴苦：“無法向上面交代。”

當時，北京傳說：鄧小平鑑於梁湘執行改革開放政策，開闢特區有功，指示江澤民、李鵬，對梁湘“能保，盡量保”。結果，江、李仍以“以權謀私”等莫須有的罪名，撤除了梁湘黨內、外一切職務。之後，還不肯罷休，繼續派專案組在海南、深圳進行調查。據知情人告訴我，“調查”甚至採用了土地改革時也認為是錯誤的，對地主階級清算採取的“雞生蛋，蛋生雞”的辦法，企圖清算出梁湘多年來的所謂“問題”。對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對參加革命多年，兢兢業業工作並卓有成績的老同志，採取這樣不顧事實，不顧黨紀國法的手段，是十足的以權謀私！黨內幾十年無情鬥爭、自相煎熬的錯誤做法，不幸在“六四”後重現。使我十分痛心。

梁湘的前車之鑑，面對可能的誣陷和迫害，我終夜不能入睡。 “束手待擒”，申辯的可能都會沒有；效法趙復生（趙在六四前出國不歸），將失去我五十多年來的一切，會被扣上種種大帽子，甚至會連累家小。

又經廿五日一天反复的思考，才下定決心：為保有辯護的權利，為爭取晚年尚能發揮餘力，對社會再做一點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讓現在的一切暫時失去吧。我決定“去國”，待機再回，我並非對國家、民族失去希望，也並非對中國共產黨完全失望，只是為勢所迫，方出此“下策”。

廿五日下午，我打電話給相識多年的一位信得過的老朋友，請他立即來深圳話別，理由是“我即將離深圳回南京”。廿六日一早他即過羅湖橋，趕來見了面，他同情地聽了我的決定，願意為我“去國”幫忙。當天上午他即返回香港，為我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申請旅行簽證。我要求爭取廿八日成行，這位朋友向美國總領事館申請後，電話中告訴我：“廿八日東西買不到，需到三十日。”我很擔心時間一長，如被新華分社知道，那就走不成了。

這位老朋友還為我與洛杉磯西來寺星雲大師通了電話（時星雲在夏威夷），告訴他許某人將應他的邀請，即日赴美。星雲即表熱情歡迎，並將請陸鏗在舊金山機場相迎。星雲對我“不與任何方面接觸，純屬休息”的要求，表示諒解，答應：“不會強許先生所不願為。”老朋友在電話中只告訴我，“朋友方面的事一切都已辦妥，具體情況，三十日再告知。”

周南來港後，老伴顧逸萍即離港，住在深圳；連日忙於搬家，決定三十日乘火車連同行裝先回南京。為免卻因感情而節外生枝，也考慮時候也許可免去株連，我作此重大決定，一直對她“保密”​​。隨身警衛員，因他家中有事，我也乘機要他先回南京。

一切安排妥當，我決定三十日離深圳去港，五月一日“去國”赴美，老朋友已為我買了去洛杉磯的飛機票。

廿九日晚，與老伴和深圳的女兒們“話別”，她們一點也沒有察覺我離別的痛苦心情。我對她們說：“你們以後要自己好好生活了！”她們仍未有意外之感，我又一夜未眠。

三十日下午七時左右，老伴按原來打算，乘火車回南京去了。我對她謊稱：再過兩日，將乘民航回寧（南京）。思念及此，實愧疚萬分！

兩小時後，我離開深圳，經羅湖橋出境，上了羅湖至九龍的火車。以往過境有多人接送，今天單身排隊過海關，曾擔心會引起懷疑。過關時，果然為邊境警衛人員認出，竟道：“社長回家嗎？看來比電視上還年輕啊！”我含笑點頭向他問好，順利出關。

老朋友在上水（羅湖至九龍火車的第一站），用“房車”接我。因如在九龍下車，有可能被人發現，特商請老朋友親自駕車，半路接應。

我離國之後，因新華分社無端懷疑一些香港朋友助我出走，使他們因此受到了連累。這個老朋友在知道我要發表香港回憶錄之後，多次詢問我出走將如何寫，要我筆下不要出現他的姓名，我回答絕不會以怨報德，請他放心。如果大陸政治上一旦“清明”來臨，才可能再揭露大名。老朋友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屆時倒希望你把我的小名同你'去國'之事連上，給我這個凡夫俗子在青史上留下一筆。”我也笑著回答他：謹尊台命，這個謎只好待以後再揭開了。

當夜，住在老朋友家，我給鄧小平、楊尚昆、中共中央寫了信，信中，我申述：此次因北京風波，被迫“去國”，是暫時的，還會回來。對外將宣稱是“旅遊休息”。

我雖“去國”，但對馬克思主義仍具信念；對中國共產黨，仍具信念；對鄧小平仍尊敬、擁戴。只是對中常委中有些人，不能信任。

我反映了退休後，李鵬、周南等企圖“秋後算賬”的事例，因不願做“梁湘第二”，才痛苦地作此不得已選擇。並提出四項保證：不尋求政治庇護；不洩漏國家機密；不公開發表文章、講話；不接觸民運人士。

最後，我企求中常委某些人，不要株連家屬，不要迫我“去國”後再作不願的選擇。

因沒有辦法複印，我手寫三份，一份寄新華分社轉送北京；一份寄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一份送一位能與北京某高層接觸的朋友，請其轉北京。

至美國不幾天，聽到香港傳來訊息：四月三十日下午八時三十分左右，在我離開深圳到香港後，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奉命到我深圳住地，轉達中共中央的電令，要我立即赴北京。秦是在我離開住地兩小時後到達的，見我不在，一直坐等至深夜，而後開始緊張地到處打電話詢問搜尋。這一情形證實了我當初的判斷是正確的。

美國西部時間五月一日九時廿五分，飛機準時抵達舊金山機場。陸鏗和崔蓉芝已在機場等候，陸鏗並隨即陪同飛往洛杉磯，我就此做了星雲大師的客人。他們熱情、周到的接待和安排，使我十分感激。

到洛杉磯後，我即與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馬毓真聯繫，隨即在西來寺見了面，我面告了“去國”的原因，複述了四項保證。馬毓真則已奉命勸我回國，提出保證，回國不會“有事”。我謝了他的好意。不久，中國駐美大使朱啟楨又奉命來洛杉磯見我，進一步勸我回國，保證回國後“無事”。我能相信回國後無事嗎？我回答朱啟楨，我暫不回去，會遵守四項承諾，請轉告北京放心。也對北京的“保證”表示了態度：“李鵬當政，誰能保證？即使李鵬不搞，有人起哄，誰能保證得了？”

這期間，我先後三次主動約見駐洛杉磯總領事、副總領事。朱啟楨是奉命約見，非我主動。

楊尚昆訪問中南美四國期間，朱啟楨轉達楊尚昆從墨西哥打來的電話，希望在楊訪問結束時，能與他同機回國。還保證“會作較好的安排”。我謝謝他的好意，表示對歸國後的保證，沒有信心。

一九九一年二月下旬，我約見總領事馬毓真（那時我已得知江澤民、李鵬要進一步“處理”我去國的訊息），我請馬轉告：“不管他們說什麼，怎樣做，我有公開辯護的權利，歷史將會作出正確的結論。”馬毓真也許當時並不知道情況，還問我是否聽到什麼？表示：“不見得吧。”

果然，江澤民、李鵬逞其一時之威，絕我歸國之路了。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於二月十九日罷免我全國人大代表；新華社三月二日、三日電訊也公佈了罷免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開除我中國共產黨黨籍；撤銷我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職務。對此我早有預料，也有精神準備。朋友們為我不平，主張要有所反應。我考慮再三，決定先寫《試論和平演進》，再寫回憶錄。

我堅信，歷史會以相左的事實說明，真正背離人民、背離馬克思主義，確有人在，但不是我。縱使有生餘年，我不能重睹神州丰采，歷盡災難的母親——祖國，會讓一個憂患與共的兒子，魂兮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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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李鵬在香港事務處理上，只聽李後、魯平的匯報和見解，又不肯見我，聽我進言，和我距離越來越大。我估計，我和他們已不僅是“六四”上的分歧了。要改變這種局面，已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了。要我在香港工作下去，不從香港的實際出發，唯唯諾諾，聽從北京那幾個人的“瞎指揮”，我做不到。五中全會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更使我失望，我決心退休，看能否爭取到“安全降落”。乘宋平參加中顧委分組會休息之際，我向他正式提出退休要求。宋平很詫異地問，“為什麼？中央沒有考慮你的退休問題。”我回答說：“我已七十出頭，年歲太大了，事情太忙，精神已感不足。常感疲勞，還請中央批准。”這也是實情，但主要的理由，我想還是不提為好。同時，我提出要求：退休後擬在深圳定居，做點力所能及的調查研究工作。宋平一面表示，“現在不是你退休的時候，不要考慮這件事”，一面又說，“中央一時也找不到接你班的適當人選”。我便介紹，“葉選平可以，他是廣東人，對香港情況也比較熟悉，和港澳人事交往也比較多。”宋平說：“這個想法不錯，好處可能多些。”

隔了幾天，仍是五中全會期間，宋平又要中央組織部分管港澳幹部的副部長告訴我，不要考慮退休問題，中央確未考慮過這個問題。又說，如果將來退休，幾點要求不成問題。

期間，見到楊尚昆，我請他向中央轉達，我退休的要求，楊尚昆很乾脆地回答：“現在不考慮，工作一段再說。”我堅持請他轉達，他搖搖頭，不以為然。為了促成北京讓我退休，我決心利用公開場合，製造氣氛，也可以讓港人有心理準備。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應邀出席巨商鄭裕彤的皇朝會俱樂部開幕儀式剪彩，在記者採訪時，我主動講，已經向中央提出要求退休問題。消息傳到北京，首先接到楊尚昆秘書打來的電話，說楊尚昆有些不滿意，轉告我，“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接著，北京又有人告訴我，中南海對新華分社人事有新決定，周南將來港接替我的工作。我很高興，但知此消息的同仁都埋怨我，不該公開主動講退休這件事，“給他們機會”。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來電，要我立即去北京，我知道此行與我退休事有關。次日到京，當晚李鵬、宋平、還有中組部部長，在中南海召見，他們開門見山，​​剛坐下就宣布：“中央決定你退休，由周南接任，有什麼意見？”他們不講是我主動要求退休，而說，“中央決定”，我笑著回答他們：“感謝中央批准我退休的要求”，並建議，“周南可以馬上來港接替，公佈的時間是否放在人大通過基本法後，剛港人有一個心理準備，過一個平安年。”他們當時表示可以考慮。時候，卻認為我這一建議是“戀棧”，要進一步採取步驟，催我離開香港。

談話到了“尾聲”，我起身告辭了，李鵬突然轉身問宋平：“老同志們那里通知了沒有？”宋平說：“先念同志是知道的，其他的秘書都在座，他們會匯報。 ”我知道鄧小平、陳雲等都派秘書參加常委、書記處會議，以便具體了解會議討論情況。他們的一問一答，說明李先念已知道我和周南的任免決定（隨後，又知道任命周南是李先念推薦的），其他老同志，大概指鄧小平、陳雲，他們可能事先並不知道。

次日上午，見到姬鵬飛，他似乎無可奈何地說，宋平只在某個公開集會上告訴他，周南將來港接替我，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姬鵬飛還告訴我，他曾對宋平講過：“周南外交上有經驗，但香港工作是全面的。”他還對我講，“他們不了解情況，你在香港打開了局面，貢獻大。 ”還是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我笑笑回答說：“是你領導的好。但李鵬他們和我談話時，對我在港工作六年，隻字未提，不知他們是怎樣評估我的。 ”

下午，姬鵬飛派人傳話，中央決定要港澳工委負責人（即新華分社的幾位副社長）全部到京開會。原來，李鵬他們對我前晚的表態不滿，認為我“戀棧”，要採取措施。

十月廿五日，江澤民主持會議，李鵬約遲半小時到會。宋平、姬鵬飛、李後、魯平、周南都參加，新華分社全體副社長到會。

江澤民一開始便宣布中央決定我退休，調回，周南接任。不同意我和一些新華分社副社長建議我在基本法通過後再調回內地的建議。並決定九零年一月十五日對外公佈，周南立即去港接替。江澤民在講話中，回應了我對姬鵬飛提出的意見，表示，“許家屯同志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李鵬姍姍來遲，即對我們提的交接建議做了一番否定的、聲色俱厲的評論。

姬鵬飛自始至終沒講一句話。

宣布一個高級幹部的調免，召開這樣的會議，採取這一形式，領導人持這種態度，在共產黨內很不正常，我平生工作調動不少，卻從未見過如此“盛大”的陣勢。

我和周南的任免，黨內決定後，照慣例，應有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提出，人大常委會通過後，再行公佈。可是，異乎尋常，周南到港任職的消息，是由北京新華社在九零年一月十五日的新聞中宣布的，人大常委會對我和周南的任、免事宜，連形式上的討論都沒有；甚至，到現今仍沒有見到人大常委會公開的宣布。江澤民、李鵬他們迫不及待地調我回內地，連表面文章都不顧及了。

84

十二月廿五日會議後，我即返港，立即搬出新華分社大樓，讓出辦公室。同仁們勸我不要如此之急，並說李儲文等調回內地，都是宣布半年之後才離港，企望我離職之後也在港多留一些時日，我謝謝他們的好意，立即整理行裝，轉送深圳。我心中有數，江、李欲我早日離開香港，看來已非一日。我退休之願已達，早離可早脫是非，這是部分關心我的同仁沒有想到的。但當時我也沒有想到，江、李並不肯就此罷手，還有“下文”在等著我。

我打算二月九日赴汕頭，參加李嘉誠捐助的汕頭大學開學典禮後，十一日回港，十二日離港去北京，參加基本法草委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我想十二日便是我正式離職離港的日期。

駐港中方機構、社會上知道我退休離港消息後，紛至沓來，要為我設宴餞別。如果接受，不僅時間上不可能，張揚開來，還可能引起北京某些人的反感；接受一部分，又可能有厚此薄彼之嫌，就全部婉言謝絕了。幾個主要駐港中資機構負責人不答應，一定要有所“表示”，最後妥協，離港前一天，在華潤五十樓，聚餐餞別。我只好同意。

周南二月五日到港，我和副社長們商訂擴大春茗酒會，向港人介紹新任新華分社社長，同時向港人告別。辦公廳預計人數會超過以往新華分社的國慶酒會，三千人的規模，往常租用的場所可能容不下，便租用了可以容納四、五千人的國際貿易會議中心的大會堂。酒會舉行當天，社會各方人士，大都到會，我在致詞時，特別介紹了新社長周南，為周南“祝福”，向香港通報、中外朋友告別，感謝六年多來對香港新華分社的支持，對我個人的支持。在主禮台上面對會堂中幾千雙眼睛，我思緒萬千，極力控制激動的情緒，祝酒結束，便匆匆避入休息廳。周南曾在北京致電新華分社辦公廳，為他起草酒會答辭，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自己動手為他擬稿，因周平時喜歡在講話中引用古詩，還為他引了兩句唐詩，電傳當時還在北京的周南，豈知周南來港後隻字未用，用的，說是他自己寫的稿，講話中一字未提許某的姓名和離港的事，置酒會的主持人“迎新”詞於度外，當場引起與會者詫異。

對此反常現象，會後，不僅社內同仁問我，“​​是怎麼一回事？”社會上也議論紛紛，不少人打電話，託人問社內同仁，“注意到沒有？”、“為什麼？ ”我感到這可能不是周南個人的“創作”，背後沒有“指示”，他不敢這樣放肆。

二月九日，李嘉誠捐助的汕頭大學開學典禮，李嘉誠早就約請我參加。周南這時已到港履新，李嘉誠當時沒有表示。我特別向李建議，也請周南參加，李同意了，補發了請帖。我並與周南約好，一同去汕頭，一同回港。

李嘉誠對國內的捐助，主要集中在汕頭大學。當時他對汕大的資助，已達五億六千萬港幣，還設定了外匯基金，以便聘請外籍教授。他曾向我表示，他已準備投資汕頭電廠，將來電廠的盈利他不要，可以作為汕大的辦學基金。

在創辦汕大的過程中，李嘉誠同廣東省經辦的一些人有不少分歧，有些事，他找我反映後，我即與北京、廣東的有關領導部門交涉，提出我的看法，希望能幫助解決，減少李的困擾，盡可能按李的想法來進行。

李嘉誠不但在資金上，而且在學校的規模、基建、教學內容上都仔細過問，他請前南洋銀行董事長莊式平在汕大做顧問，還聘請港大前校長黃麗松也作顧問。李的公司經常有七、八個人負責有關汕大建設的事情，他連自己的秘書都派去幫助工作，可見李對汕大的重視。他曾經對我講：“為了把汕頭大學辦成名牌大學，我花了很大精力。”

汕大在建設期間，我專門去看過一次，是由莊式平陪同的。我看到汕大的規模、設備，包括建築造型都是現代化的，國內的大學中，是少見的。

我認為李嘉誠出於愛國愛鄉的願望，不僅出錢出力，還花了很大“心血”，應該給他支持和鼓勵。包玉剛在寧波建大學，中央給他的禮遇很高，寧波大學開學典禮，不僅國務委員谷牧去了，人大委員長萬里也去了。我想平衡平衡，“六四”前，我向中央負責人提議，李嘉誠捐資興辦的汕頭大學開幕時，國家主席楊尚昆、總書記趙紫陽、人大委員長萬里、總理李鵬四人中，最好有一人能出席到賀，他們都表示可以考慮。 “六四”後，我又提議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和總理李鵬去參加，並在開幕典禮後，順便去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見見面。結果，他們只派了國家教委負責人李鐵映參加，我非常失望。

開幕式之前，李嘉誠的夫人不幸去世，李很悲痛，我特地去看望他，追悼會和出殯我也參加了，李向我表示，夫人去世後，很傷心，但不會影響他去參加開幕典禮。我也向他表示，屆時我一定會去參加。他講：“我專門包​​一架飛機請你去，然後送你回來。”我說：“你不必注意對我的招待，還是隨便一點，看看中央什麼人來（那時還不知道是李鐵映）。”可是，他仍然親自去機場接送我，並安排我住在汕頭市最好賓館的“總統套房”裡。

李對內地的捐贈活動，只要我開口，他都會考慮，如北京亞運會、香港的文化基金，他的捐助額都以千萬元計。我離開香港，只接受了他的私人送行，但也只是兩人慣常的共同午餐。席間，他動感情地同我講：“假如你不是共產黨，我們這個朋友可以做得更深一點。”他當時已聽說我打算住深圳，做些香港研究工作，因此表示：“我會常去深圳看你，研究上有困難，我可以資助。”我當時也很感動，表示謝意。

二月九日，參加汕大開幕典禮後，第二天就與周南一起回香港，準備十二日赴北京參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和七屆三次全國人大會議。行前，我向分社同仁告別，表示第二天我將正式離職離港。港英政府獲悉，徵求新華分社意見，準備派人送行。社內有些同仁不想我此次就正式離港，因而婉謝了。我感謝同仁們的好意，還是決心正式離港。豈知，在北京會議期間，楊尚昆和楊思德當面向我交代：台灣某些由我負責接觸的重要關係，暫時不要向周南移交，仍由我負責。

我即轉告了周南，他聽後，面帶不悅之色。他主動約見楊思德，並提出要求見楊尚昆，楊尚昆沒有見他。

當時，台灣正面臨總統選舉，形勢頗緊張。我從北京開會後回到深​​圳，楊尚昆給香港新華分社發電報，要我和楊思德會面，交換對台灣形勢及工作方面的意見。我同楊思德通了長途電話，他建議我去香港，便於與有關人士及時會商。為此，我先後三次去港，都是住赤柱招待所，一宿即歸。分社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來看我，我都請他代為向周南報告，並問好。

哪知，我這三次因公務赴港，竟引出意外風波。

85

九零年四月，我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通知香港新華分社副社長佘孟孝到京談話。抵京當天，立即召見，責備他對許家屯三次“私自到港”，知情不報。說這是根據周南對中央負責人的報告，周南是看了香港報紙才知道許三次到港，“深為詫異”。

通知佘孟孝立即調回北京，另有任用。

事實上，我那三次去香港，佘孟孝在報刊發表消息之前已告周南。中央對台辦公室也有電報在先，周南是看到這份電報的。

佘孟孝的反應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談話的人無奈，表示向中央常委匯報後再定。

次日，又找佘孟孝談話，講：“中央負責人決定，調回的決定不變。”但改變口吻，稱是：“正常調動，與周南報告無關。”佘孟孝繼續表示，更不能理解，如果屬正常調動，他到職僅一年多，即使按外派人員規定，也未到期限。談話的人便抬出“組織”大帽子，批評佘孟孝態度不好。高壓之下，佘孟孝只好順從。

佘孟孝原是喬石任組織和書記的中央政法領導小組、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副秘書長，喬石不少講話，都是佘孟孝擬的稿，是個有水平的“秀才”。到港才一年多，便遭此不白之冤。在北京一些高級幹部中，引起公憤，認為中央某些人，置黨的實事求是精神和組織原則於不顧，顛倒是非竟到如此地步，實在令人無法忍受。有人為佘孟孝不平，去找喬石，喬石表示，他同情佘孟孝，在常委之中為佘說話，無人聽，也無法維護，我聽後更覺寒心。

接著，宋平找我“談話”，見面寒暄幾句，便正式通知我：“常委決定，你回北京居住。”終於明確了，不允許我留在深圳。

我已經知道，周南向中央某負責人表示，不要讓我住在深圳，說是會影響他的工作。因此我有心理準備，我平靜地說：“常委的決定，我理解，我不想來北京，還是讓我回南京吧。”宋平先說，他個人同意，還得報告常委同意，後又說，他將立即告訴江蘇，為我準備住房，並說：“省委會歡迎你回去的。”

宋平話鋒一轉，“關心”地說：“個人向你提一點意見。”組織部長關心幹部，批評幹部，是正常現象，我點點頭，很專注地聽。宋平說：“那篇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文章，有些人有意見，你是不是要再作考慮？”又問：“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是不是任仲夷提出的？”他們對任仲夷也如此見怪，出乎我意料，對此，我沒有答复。

八八年六、七月間，任仲夷在深圳參加中宣部主持的一次討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座談會（那次座談會，我也參加）。任仲夷在會上發言，明確支持我關於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觀點，而且提出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他說：“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也需要再認識……，過去，我們把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看得簡單了，太容易了。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存在著很多糊塗觀念和錯誤思想，其中有許多是空想社會主義。本來，馬克思、恩格斯經過長期的科學研究，已經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轉變為科學，我們卻又走了一段'社會主義從科學到空想'的冤枉路。”（見《瞭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七月號）我對任仲夷的觀點很表同意，認為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必需要解決的重大的思想理論問題。

至於我那篇《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自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章，在八八年《求是》雜誌第五期發表後不久，外交部一位司長因公務途經香港，與新華分社外事部長紀紹祥談起，吳學謙和姬鵬飛看了這篇文章，兩人意見很大，港澳辦為這篇文章專門出了一期簡報，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負責人，外交部的一些幹部也看到了。據這位司長形容，簡報對這篇文章採批判口吻，用詞相當激烈，連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的詞彙都用上了。後來我知道，中央書記處曾將這篇文章，列入會議議程討論。趙紫陽在會議中說：“這篇文章我叫人看過了，沒有問題，不用討論了。”就這樣“保護過關”了。原來，趙紫陽事先要鮑彤看過這篇文章。六四後，金堯如告訴我，中央常委有人組織“秀才”在寫文章批判我這篇文章。因此，宋平的“意見”，我毫不覺意外，我當即表示感謝他對我提出警告的好意，回答說：“謝謝你的關心，這篇文章，我至今認為，個別地方用詞也許還要作些斟酌，整體沒有錯。”我又說：“我已聽說，中央常委中有人指定專人在寫批判文章，我早就有接受公開批判的精神準備。”宋平連忙解釋：“沒有的事。”

我順便提起周南歪曲事實，誣告佘孟孝，組織部竟未能為乾部主持正義，仍將佘孟孝調回的事，說了一通，表示了不平之意。宋平很有修養地聽了，不作一字解釋。這次談話，雙方都不愉快。

後來，我才意識到，周南藉詞調回佘孟孝，是他們蓄意除去“整”我材料的障礙。我的一些朋友問我宋平“談話”的內容，聽後，有朋友認真地告誡：“要當心啊，他們的眼睛盯著你呢！”

這幾位朋友都是比較了解“上情”的。我想，竟然對一個已決定退休的人仍如此不能見容，回江蘇後，不准備住南京了，還是會如皋縣老家隱居，不問一切“世事”，你們總可以放手了吧。天真地抱著這一幻想，放棄了人代會後去四川九寨溝旅行的打算，立即去南京，徵得江蘇省委的同意，便馬不停蹄回深圳，準備搬家返鄉。

二月上旬，周南接任後，“怪事”不斷，愈想愈和“眼睛盯著你”有關。

二月，周南便停發了我和老伴在港的工資。老伴很氣憤，我一笑置之。按正常做法，工資應在組織介紹信到達接受單位後，才由接受單位發給。我二月中旬才離職，港澳工委給我到達單位的組織關係介紹信，尚未開出，當時也無從開出，因為我調回內地何處居住，中央還未明確。可笑周南趕我離港，竟然如此急不可待。

周南到任前，我已搬出新華分社大樓，家當也送往深圳貝嶺居（新華分社在深圳的後方）存放。其中包括幾十箱書刊、文件（主要是我在一些會議上講話的原稿副本。這些文件，辦公廳都另有正本或記錄稿存檔）。我在北京開會期間，周南竟著辦公廳限令我的秘書，“清理”並取去我的文件，包括在北京“談心會”上，我的發言底稿，及會上他們發言的記錄。秘書在電話中無可奈何地告訴我：周南等硬說這些都屬於“國家機密”文件，一定要拿去“存檔”。他們一朝有權在手，我人又在北京，只好對秘書說，讓他們拿去吧。我想回深圳後再和他們理論。

三月初，分社同仁紛紛相告，周南於二月底，便以辦公廳主任許某為主，成立“整”我材料的專案組。這個組由鄭華、朱育誠二人總負責（朱育誠，原任副秘書長，周南藉詞將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調走後，升任秘書長。據云，因“整”我的材料立功，升任副社長），已開始進行有關我在港“人、財、物”情況的“調查”。開始我不相信，不久，有不少被調查的人直接、間接相告，我才知確有其事。按中共中央規定，對省、部級第一把手進行“調查”，必須經過中共中央常委集體或總書記批准，方能進行。周南到任不久，便有這一非常行動，顯然得到北京高層指使或同意。我雖問心無愧，也預感：大概不會讓我“安全著陸”了。

四月廿二日，我回到深圳，第二天一大早，深圳新華分社辦事處主任來貝嶺居，一臉無奈地說，辦公廳轉達周南的“指示”，將“社長”使用的房車下午調回香港。我苦笑說：“調回便調回吧。”我專門設宴為司機老徐師傅話別，感謝他幾年來為我的服務。事後才省悟，此房車有牌照，可以自由來回港澳，周南是阻止我過文錦渡（香港與深圳之間汽車通行的關卡），“私自”再去香港。

廿四日，我得到可靠消息，周南已將我我的“問題”、“材料”，寫成正式報告，送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周南辦此事的“果斷”和“高效率”，聯繫到近幾個月來的種種現象，頓使我醒悟，打破了“安全降落”的幻想，也驚醒了回老家鄉居之夢。 “梁湘第二”，或甚於梁湘的“下場”，已並非不可能​​，而將是面臨的現實！如何面對？我陷入極為複雜、痛苦的思索中。

李鵬以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以研究開展海南洋浦港為藉口，派專機接海南省長梁湘和省委書記許士傑去京，一下飛機，梁湘立即被軟禁，失去自由。李鵬這才派出由監察部長尉健行為首的專案組，赴海南省調查。三個月後，調查的事實表明，“六四”期間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名義向中央、國務院發電報，支持趙紫陽對學運處理方針的所謂“反中央”事件，主要發起和負責人並不是梁湘，一些人向中央揭發梁湘的“經濟問題”也屬牽強。這位部長因為沒有找到李鵬需要的梁湘“罪證”，返京覆命前，曾私下對海南省某些負責人訴苦：“無法向上面交代。”

當時，北京傳說：鄧小平鑑於梁湘執行改革開放政策，開闢特區有功，指示江澤民、李鵬，對梁湘“能保，盡量保”。結果，江、李仍以“以權謀私”等莫須有的罪名，撤除了梁湘黨內、外一切職務。之後，還不肯罷休，繼續派專案組在海南、深圳進行調查。據知情人告訴我，“調查”甚至採用了土地改革時也認為是錯誤的，對地主階級清算採取的“雞生蛋，蛋生雞”的辦法，企圖清算出梁湘多年來的所謂“問題”。對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對參加革命多年，兢兢業業工作並卓有成績的老同志，採取這樣不顧事實，不顧黨紀國法的手段，是十足的以權謀私！黨內幾十年無情鬥爭、自相煎熬的錯誤做法，不幸在“六四”後重現。使我十分痛心。

梁湘的前車之鑑，面對可能的誣陷和迫害，我終夜不能入睡。 “束手待擒”，申辯的可能都會沒有；效法趙復生（趙在六四前出國不歸），將失去我五十多年來的一切，會被扣上種種大帽子，甚至會連累家小。

又經廿五日一天反复的思考，才下定決心：為保有辯護的權利，為爭取晚年尚能發揮餘力，對社會再做一點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讓現在的一切暫時失去吧。我決定“去國”，待機再回，我並非對國家、民族失去希望，也並非對中國共產黨完全失望，只是為勢所迫，方出此“下策”。

廿五日下午，我打電話給相識多年的一位信得過的老朋友，請他立即來深圳話別，理由是“我即將離深圳回南京”。廿六日一早他即過羅湖橋，趕來見了面，他同情地聽了我的決定，願意為我“去國”幫忙。當天上午他即返回香港，為我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申請旅行簽證。我要求爭取廿八日成行，這位朋友向美國總領事館申請後，電話中告訴我：“廿八日東西買不到，需到三十日。”我很擔心時間一長，如被新華分社知道，那就走不成了。

這位老朋友還為我與洛杉磯西來寺星雲大師通了電話（時星雲在夏威夷），告訴他許某人將應他的邀請，即日赴美。星雲即表熱情歡迎，並將請陸鏗在舊金山機場相迎。星雲對我“不與任何方面接觸，純屬休息”的要求，表示諒解，答應：“不會強許先生所不願為。”老朋友在電話中只告訴我，“朋友方面的事一切都已辦妥，具體情況，三十日再告知。”

周南來港後，老伴顧逸萍即離港，住在深圳；連日忙於搬家，決定三十日乘火車連同行裝先回南京。為免卻因感情而節外生枝，也考慮時候也許可免去株連，我作此重大決定，一直對她“保密”​​。隨身警衛員，因他家中有事，我也乘機要他先回南京。

一切安排妥當，我決定三十日離深圳去港，五月一日“去國”赴美，老朋友已為我買了去洛杉磯的飛機票。

廿九日晚，與老伴和深圳的女兒們“話別”，她們一點也沒有察覺我離別的痛苦心情。我對她們說：“你們以後要自己好好生活了！”她們仍未有意外之感，我又一夜未眠。

三十日下午七時左右，老伴按原來打算，乘火車回南京去了。我對她謊稱：再過兩日，將乘民航回寧（南京）。思念及此，實愧疚萬分！

兩小時後，我離開深圳，經羅湖橋出境，上了羅湖至九龍的火車。以往過境有多人接送，今天單身排隊過海關，曾擔心會引起懷疑。過關時，果然為邊境警衛人員認出，竟道：“社長回家嗎？看來比電視上還年輕啊！”我含笑點頭向他問好，順利出關。

老朋友在上水（羅湖至九龍火車的第一站），用“房車”接我。因如在九龍下車，有可能被人發現，特商請老朋友親自駕車，半路接應。

我離國之後，因新華分社無端懷疑一些香港朋友助我出走，使他們因此受到了連累。這個老朋友在知道我要發表香港回憶錄之後，多次詢問我出走將如何寫，要我筆下不要出現他的姓名，我回答絕不會以怨報德，請他放心。如果大陸政治上一旦“清明”來臨，才可能再揭露大名。老朋友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屆時倒希望你把我的小名同你'去國'之事連上，給我這個凡夫俗子在青史上留下一筆。”我也笑著回答他：謹尊台命，這個謎只好待以後再揭開了。

當夜，住在老朋友家，我給鄧小平、楊尚昆、中共中央寫了信，信中，我申述：此次因北京風波，被迫“去國”，是暫時的，還會回來。對外將宣稱是“旅遊休息”。

我雖“去國”，但對馬克思主義仍具信念；對中國共產黨，仍具信念；對鄧小平仍尊敬、擁戴。只是對中常委中有些人，不能信任。

我反映了退休後，李鵬、周南等企圖“秋後算賬”的事例，因不願做“梁湘第二”，才痛苦地作此不得已選擇。並提出四項保證：不尋求政治庇護；不洩漏國家機密；不公開發表文章、講話；不接觸民運人士。

最後，我企求中常委某些人，不要株連家屬，不要迫我“去國”後再作不願的選擇。

因沒有辦法複印，我手寫三份，一份寄新華分社轉送北京；一份寄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一份送一位能與北京某高層接觸的朋友，請其轉北京。

至美國不幾天，聽到香港傳來訊息：四月三十日下午八時三十分左右，在我離開深圳到香港後，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奉命到我深圳住地，轉達中共中央的電令，要我立即赴北京。秦是在我離開住地兩小時後到達的，見我不在，一直坐等至深夜，而後開始緊張地到處打電話詢問搜尋。這一情形證實了我當初的判斷是正確的。

美國西部時間五月一日九時廿五分，飛機準時抵達舊金山機場。陸鏗和崔蓉芝已在機場等候，陸鏗並隨即陪同飛往洛杉磯，我就此做了星雲大師的客人。他們熱情、周到的接待和安排，使我十分感激。

到洛杉磯後，我即與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馬毓真聯繫，隨即在西來寺見了面，我面告了“去國”的原因，複述了四項保證。馬毓真則已奉命勸我回國，提出保證，回國不會“有事”。我謝了他的好意。不久，中國駐美大使朱啟楨又奉命來洛杉磯見我，進一步勸我回國，保證回國後“無事”。我能相信回國後無事嗎？我回答朱啟楨，我暫不回去，會遵守四項承諾，請轉告北京放心。也對北京的“保證”表示了態度：“李鵬當政，誰能保證？即使李鵬不搞，有人起哄，誰能保證得了？”

這期間，我先後三次主動約見駐洛杉磯總領事、副總領事。朱啟楨是奉命約見，非我主動。

楊尚昆訪問中南美四國期間，朱啟楨轉達楊尚昆從墨西哥打來的電話，希望在楊訪問結束時，能與他同機回國。還保證“會作較好的安排”。我謝謝他的好意，表示對歸國後的保證，沒有信心。

一九九一年二月下旬，我約見總領事馬毓真（那時我已得知江澤民、李鵬要進一步“處理”我去國的訊息），我請馬轉告：“不管他們說什麼，怎樣做，我有公開辯護的權利，歷史將會作出正確的結論。”馬毓真也許當時並不知道情況，還問我是否聽到什麼？表示：“不見得吧。”

果然，江澤民、李鵬逞其一時之威，絕我歸國之路了。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於二月十九日罷免我全國人大代表；新華社三月二日、三日電訊也公佈了罷免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開除我中國共產黨黨籍；撤銷我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職務。對此我早有預料，也有精神準備。朋友們為我不平，主張要有所反應。我考慮再三，決定先寫《試論和平演進》，再寫回憶錄。

我堅信，歷史會以相左的事實說明，真正背離人民、背離馬克思主義，確有人在，但不是我。縱使有生餘年，我不能重睹神州丰采，歷盡災難的母親——祖國，會讓一個憂患與共的兒子，魂兮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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