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11年11月14日
原文： 上海證券報
10月24日，銀監會下發《關於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型微型企業金融服務的補充通知》。 11月9日，民生銀行公告稱，公司收到《中國銀監會關於中國民生銀行發行金融債的批复》，同意公司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金額不超過500億元人民幣的金融債券,所募集資金將用於小微企業貸款。前後間隔僅15天！
業界評述，民生銀行發行小微企業金融債獲批為“閃電速度”。
民生銀行並非唯一的先行者。在其之後，浦發銀行、興業銀行也相繼傳出已獲批發行300億元金融債的消息。不僅銀行業為之興奮，資本市場亦將此事解讀為宏觀政策發生微調、預調的一個表徵。業內人士預計，中小銀行爭發金融債的局面即將出現。
此專項金融債實施的意義為何？我們應當如何研判宏觀政策的走向？小微企業融資難又是否能就此解決？本期圓桌將帶著這些問題與專家一同尋求答案。
嘉賓
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副總經理周昆平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民生銀行零售銀行部總經理高級助理周斌
探索利率市場化
上海證券報：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獲准發行，被認為是政府扶持小微企業政策得到落實的體現。該項政策的推出與落實應當如何評價？您認為這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
劉煜輝：這是積極的支持私人部門經濟的政策，對於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將起到積極作用。但中國的問題主要是政府的經濟活動過強，各級政府控制著土地、礦權等資源，控制著稅收、收費、准入等對經濟和金融活動有著絕對影響力的多種要素，掌握著這樣一些被銀行視為最值得信賴的抵押物。所以信貸資源必然跟隨行政權力而配置，私人部門受到擠壓，這是體制的使然。
金融體係自身的技術性改良無法改變根本問題，但任何改進都是值得鼓勵和歡迎的。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的發行並非融資方式的變化，這是監管當局在銀行負債壓力極大的情況下，希望銀行更多地做小微貸業務的一種激勵。
周昆平：目前的規模還難以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但是，推動商業銀行發行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應該是政府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題的又一舉措，是金融工具的創新。
近年來，政府在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上已經進行了積極努力，銀監會一直鼓勵商業銀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政府也通過成立擔保公司等來進一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商業銀行也在積極探索中小企業金融業務，開展金融創新，比如交行的易貸通系列金融產品、建行的小額信貸工廠、民生銀行的商貸通，招商銀行的小企業事業部等等，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狀況。目前，全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超過14萬億元，佔全部貸款餘額將近28%。發行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可以為小微企業的融資提供資金保障。
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是負債業務變革，一直以來，中國商業銀行都採取被動存款負債，很少進行主動負債。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交通銀行率先引進大額可轉讓存單業務，開啟了中國商業銀行主動負債之門，但是由於盜票、利率浮動比較低以及缺乏二級轉讓市場等原因，這個業務最後終止了。近年來，隨著經濟高速增長，通貨膨脹處於比較高的水平，實際利率也處於負利率的水平，資金開始脫媒，商業銀行的存款壓力開始顯現。發行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是商業銀行傳統負債業務的變革，中國商業銀行負債業務將翻開新的一頁。
郭田勇：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的發行，對於當前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從減免稅收到繼續加大對小型微型企業的貸款投放，再到支持商業銀行發行小型微型企業專項金融債，一系列的優惠傾斜政策的推出充分反映出政府通過政策引導，使商業銀行更好地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決心。這些措施可以在信貸政策不變的條件下幫助恢復小微企業主的信心，使其擺脫經營困境。
發行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為銀行提供了一個新的融資通道。在我國政府依然收緊銀行信貸以抑制通脹的背景下，銀行業整體信貸額度較為緊張，銀行只有相對較少的信貸量分配給中小企業。但與此同時，銀行又面臨加大對小型微型企業貸款投放、實現對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全部貸款平均增速、增量高於上年同期水平的政策壓力。因此，發行小型微型企業專項金融債可以使銀行在不佔用其信貸存量的前提下緩解小型微型企業的融資困難，這實際上是在現有貨幣政策大方向不變的前提下，定向向小微企業增加資金供應的一種手段。既維持了當前推行的穩健貨幣政策，又增加了小型微型企業的信貸資金供應。因此，創新式地推出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為未來小微企業從銀行體系獲得更多的資金提供了便利。
周斌：首先，我認為專項金融債的獲批意義非同小可。這是中央及監管部門首次通過這種形式來鼓勵商業銀行支持小微企業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這種債券的發行將改善銀行籌資方式，是一種大膽的探索。
其二，監管層不需要對監管政策進行大的調整，而是用探索利率市場化的新方式來實現定向寬鬆的目標，這也能鼓勵和引導商業銀行進行服務方面的轉型。在當前而言，存貸比管理仍然是監管層一個重要工具，是不可能有大的調整的。然而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利用專項金融債，開拓新的發展領域，能夠實現定向寬鬆。
按照測算，專項500億金融債券的發行，能給民生銀行帶來最少3萬個客戶。再加上我們在工作中運用本行的理念、方法，又能派生出其他的收益甚至存款。存款帶來之後，又能產生出新的貸款額度，這就形成了一個新的良性循環。就民生銀行而言，加上500億專項金融債的額度，明年新增小微貸款最少在1000億元左右。
其三，既為商業銀行提供了新的機會，同時也給銀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股份製商業銀行在做小微業務時是有心無力的，因為他的渠道有限，吸收存款的能力與大行相比的差距很大。專項金融債給商業銀行解決信貸資金的問題打開了一扇窗口。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銀行發債的籌資成本要比傳統的吸收存款的成本要高。這就給銀行做小微業務時的定價管理、風險管理、客戶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監管資金定向使用應無憂
上海證券報：監管層應該如何監管銀行對口使用這一金融債? 這是否對銀行業監管帶來了新的挑戰？
周昆平：金融債是商業銀行自主發行債券，是主動負債的，一般來說，在監管方面應該不會產生大的變化。現在大家關心的問題是專項金融債的使用問題，從監管角度上來說，也不難進行監管，商業銀行每筆業務都有台賬系統，從台賬系統對小微企業貸款的時間、金額等都有記錄，都能進行監管，問題不會太大。這裡需要提醒的是，這些資金還是應該按照商業銀行“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三性要求進行投放，還是要支持國家扶持的產業、自主創新企業和高科技企業，對兩高一剩的行業仍然要加以控制，對主輔業務不相稱的企業還是要進行限制，使企業真正把資金用到生產環節中。
郭田勇：金融債的發行對監管層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商業銀行發行小型微型企業貸款金融債必須承諾將籌集的資金全部用於發放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因此，對於發債募集資金的流向必須進行嚴格審慎的監管。既要防止資金被“暗渡陳倉”用於炒作和投機領域，又要限制資金流向高耗能、高排放及產能過剩的行業。
另外，目前我國銀企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依然存在。商業銀行需要建立專門針對小型微型企業的資信評價標準，並且以符合產業政策、具備還款能力和還款意願的小微企業為基礎發行專項金融債。而目前我國企業數據往往集中在不同部門，這就加大了銀行從正規渠道獲取企業信息的難度。因此，需要在現有基礎上構建並完善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立中小企業信用信息共享機制，為銀行向小型微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
劉煜輝：技術上應不是難事。除了嚴格監控所募集資金的流向以外，諸如可以設計一些監管指標，比如小微貸款的增長速度，小微貸款的比例的提高等等作為下一次金融債發行審核的依據。
周斌：這個債券的發行，反映了監管層試圖在特定領域進行利率市場化的準備。我認為，在未來的3到5年，這可能會成為一個長期的政策。因為，一來小微企業的業務和規模在增長，他們的信貸需求並非一次性的，而是持續的。二來對於銀行而言，相關業務也是持續的，並非短期行為。
我相信銀行不太可能把資金挪作他用。首先，監管要求銀行就專項金融債及相關業務逐一建立台賬制度，筆筆業務是有據可查的。其二，對於民生銀行來說，小微業務本就是我們的一個戰略。我們將按照幾個部委的要求，就投向等方面嚴格按照相關規定來執行，能經得起檢查。其三，監管層在審批專項金融債之時，其實已經設定了門檻，並非所有的銀行都可以獲得批准。銀監會根據每家銀行的小微貸款的執行情況進行審批，估計對全國性的股份製商業銀行來說，小微企業業務的比重要做到15%以上，才有可能獲批發行此項債券。
遏制民間借貸非理性繁榮
上海證券報：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的獲准發行，是否對遏制民間借貸的非理性繁榮及防範其風險有一定的作用？
周斌：小微企業是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個單位，政府應該鼓勵這些人安居樂業，要切實拿出政策給他們減負，並且落實好；《勞動法》不能簡單地實施，不能把一些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應該承擔的義務簡單地推給企業；政府應該對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的行業、特別是一些服務行業實施特殊的幫扶政策，比如說實施免稅的措施。因為正是這些行業解決了相當部分的勞動力就業問題，他們實際上為社會穩定作出了不小的貢獻。政策制定者應該看到這點。
就銀行的角度來理解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首先是從事小微企業經營的家庭必須得參與進來。其次是各個銀行，不同體制、不同規模、不同區域的銀行要進行合理的定位。銀行同業間要根據自身的特點對業務進行細分，進行差異化的經營。銀行內部不要打價格戰，要進行專業化的經營。以前大家都對小微企業“愛”的不深，現在不能因為有政府的支持政策，又“愛”的太過。
從借貸主體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從監管的約束，還是機構內部的管理、人員的配備，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民間借貸機構都是無法與銀行比擬的。在當前緊縮的環境下，資本逐利性自然會使民間借貸水漲船高。我相信，隨著各家銀行專項金融債的獲批與發行，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會有所寬鬆。這會對與遏制當前民間借貸的非理性繁榮產生相當大的作用。
郭田勇：商業銀行發行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對於近期愈演愈烈的民間借貸具有一定的遏製作用。
政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不斷收緊銀行信貸，我國整體信貸環境依然偏緊、金融機構存款增速放緩以及較高的存款準備金要求使銀行可以用於放貸的資金量趨緊。但是，從央行公佈的數據來看，我國的企業信貸需求依然較旺，信貸投放壓力依然較大，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由於信貸額度有限，銀行更傾向於將資金借給實力雄厚的大型國有企業，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乃至放貸條件提出更嚴格的要求，使中小企業很難從銀行體系獲得資金，而不得不尋求體制外融資，這也是當前溫州地區民間借貸危機產生的重要因素。
金融債的發行使銀行有更多的資金對小微企業給予信貸支持，而且利率水平也遠低於目前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不僅增加了小微企業的資金來源，也降低了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對遏制民間借貸的非理性繁榮具有積極作用。
劉煜輝：應該能起到一定作用，因為銀行可能更多地滿足一些體制外企業的信貸需求。但我想真正起到的作用的還是宏觀政策的方向轉變，即政府投資開始主動減速。
隨著政府經濟活動逐步弱化和經濟下行，即便現行鎖定資金的政策不馬上鬆動，融資市場高度緊張狀態也會出現實質性鬆弛，信貸資源能更多分配給私人部門，中小企業融資條件改善，成本降低。
周昆平：解決民間借貸問題需要綜合治理，世界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都沒有民間借貸市場，主要是他們有良好的信用體系、有穩定的金融市場、有多層次的金融服務機構、有比較嚴格的支付體系、利率也是市場的、居民也有比較好的金融知識，因此，民間借貸市場很難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說發行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對抑制民間借貸作用有限。
調控：應微調，非放鬆
上海證券報：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去考慮，小微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獲准發行是否是宏觀政策微調的一個信號？有觀點認為，這是貨幣政策選擇性寬鬆的一種體現，您是否認同這種觀點？
劉煜輝：這可以視為宏觀政策調整的一個部分，但貨幣政策選擇性寬鬆可能不足以準確概括這種宏觀政策方向性的轉變。
中國宏觀政策的核心其實是財政，不是貨幣。貨幣實際是從屬於財政的，因為中國貨幣創生的主體恰恰是政府經濟活動的擴張。過去一年的宏觀緊縮，試圖在財政擴張的狀態下控制銀行貸款和通脹，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財政擴張必然導致“寬”貨幣，所謂緊貨幣只是表述上的“緊”，實際上是“緊”不住的。貨幣內生性決定“寬財政、緊貨幣”是一個失敗的政策組合。
“寬財政”支撐著公共投資，頂住了成本，擠占了私人部門的資源。 “緊貨幣”（量化緊縮）在扭曲資源配置體制（融資市場的“雙軌制”）下，客觀上賦予了國有壟斷企業和地方政府相對於民間經濟更大的資源優勢，抬高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和通脹壓力，擠壓了經濟中最有效率的體制外企業。
顯然，最近一個季度經濟觀察表明，“寬財政、緊貨幣”的政策組合事實上已經在發生明顯變化。基建投資顯著下行，財政逐步從擴張收斂轉向中性。這一點可以從財政存款的變化中看出來，10月財政存款增加4190億元，比去年同期2992億元大幅增加，年末財政存款並未減少。這與往年是很不相同的。
郭田勇：就當前國內外複雜的經濟形勢來看，我國貨幣政策目前依然處在一個“觀望期”。因此，我國現階段實際上是繼續貫徹推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物價水平的總體穩定。並在此基礎上加強對國際經濟形勢的分析，協調好保證經濟平穩增長、調整經濟結構和控制通貨膨脹的關係。與此同時，面對新的經濟形勢，貨幣政策的調控應該更加註重靈活性和針對性，在大方向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內部結構性的局部微調。
所以從整個大背景來看，銀監會支持商業銀行發行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可以看作是貨幣政策“選擇性寬鬆”的一個體現。
上海證券報：隨著近期歐債危機的進一步深化，外圍環境更為嚴峻。 10月份出口同比增速繼續放緩,市場多認為出口形勢將繼續惡化。請問，在這種形勢之下，貨幣政策“選擇性”寬鬆的範圍是否會進一步擴大？對於存准率下調的呼籲是否將得到兌現？
劉煜輝：我們一直認為，在財政政策從擴張逐步轉向中性的前提下，中國貨幣政策結構調整的空間事實上會被打開。可以考慮有計劃地放鬆信貸配額的限制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自然地逐步釋放資金供給和需求，這樣經濟將更可能被導向軟著陸。
周斌：個人認為，貨幣政策大的轉向不會出現，也不應該轉向。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不能再錯失這次機會了。當然，當前的環境、以及調整的要求所帶來的陣痛會比較痛苦，但是對於一些地方與行業而言，再也不能無限地消耗人口紅利，無限地利用資源、持續的破壞環境來發展經濟了。對於房地產市場而言，也需要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調整下。對於商業銀行而言，就應該實施類似專項金融債的政策來引導轉型，我們應該讓銀行更加市場化，更加專業化，具有差異化管理的能力。如果此時再次放鬆貨幣政策，我們所期待的調整與轉型機會都會失去。
周昆平：近期世界經濟復甦放緩勢頭更加明顯，主權債務危機仍在蔓延，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國際大宗商品高位波動。在這種背景下，外部需求下降與成本上升產生了疊加效應，外貿企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經營困境日益凸顯。從7月份以來，製造業新出口訂單指數一直徘徊在50%左右，應該說是處於比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國內經濟增速放緩，進口增速也會有所回調。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增加，不利於企業接單，經營風險上升。再者，去年第四季度基數較高，也增加了今年四季度進出口增長的難度。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國內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經濟增長方式也正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繼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我國外貿政策基本穩定，外貿企業克服困難的信心和能力不斷增強。今年後幾個月外貿繼續保持增長具備一定基礎。因此，預計今年四季度對外貿易增速將繼續回落，全年進出口總額約3.5萬億美元，增長約20%左右，貿易順差1500億美元左右。從這個意義上說，貨幣政策“選擇性”寬鬆的範圍不會進一步擴大，存准率有可能在年內首次下調。
郭田勇：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存在合理性。我國整體信貸環境依然處於收緊狀態，伴隨著金融機構存款增速的放緩以及目前較高水平的存款準備金要求，銀行可以用於放貸的資金量已經趨緊。在當前較高的存款準備金要求和政策上對中小企業給予信貸支持的背景下，銀行往往面臨兩難的境地。因此，在經濟增幅連續回落，物價漲幅初步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央行可以考慮適當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增加銀行體系的信貸投放量。這樣，銀行既可以滿足大企業的融資需求，也可以用更多的剩餘資金加大對中小企業、“三農”、保障性住房的信貸支持力度，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但是，建議在下調準備金率的同時，還要同時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二者同時實施，保證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因為如果僅僅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就會放出物價趨勢已出現拐點、貨幣政策由穩健轉為寬鬆的信號，政策的大方向就會改變。國內外諸多不確定因素使我國的物價依舊存在上行壓力，通脹預期仍然較高，所以在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同時加息，可消除存准率降低引發的政策轉向預期，從而保持當前的貨幣政策基調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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